全球贫困与波格的消极责任观

2017-12-10许岳杰

市场周刊 2017年3期

许岳杰

全球贫困与波格的消极责任观

许岳杰

托马斯·波格坚称：“全球性因素”，即当前不公正的全球制度性秩序是目前全球贫困现象持续的根源，富裕国家及这些国家的富裕公民应该承担两种形式的消极责任。通过分析全球制度性秩序对贫穷国家的影响，阐述了当前全球秩序的非正义性；然后反驳了关于全球贫困原因的“国内因素论”；最后指出波格的第一种消极责任（“导致非正义”）是站得住脚的。

全球贫困；全球制度性秩序；消极责任；伤害

一、引言

尽管技术进步带来了全球经济增长；尽管官方和国际组织也做了相应的努力，我们仍然面临全球极端贫困的问题，“全球所有死亡人类的三分之一，5万每天或者1800万每年，都是由贫困引起的。”①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the United Nations,1999.The State of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1999,http://www.fao.org/news/1999/img/sofi99-e.pdf而对全球贫困的研究历来是西方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托马斯·波格(ThomasPogge)作为全球正义的主要倡导者，认为一些富国和富裕公民的行为给全球贫困人口造成了伤害，为此应承担不伤害的消极责任。根据波格的第一种消极责任，“一些富国及这些国家的富裕公民把不公正的全球制度性秩序强加给了贫穷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后者是其受害者；前者作为受益者应该改革当前这种不公正的全球秩序，对后者做出补偿”。②俞丽霞.全球贫困：“从非正义中获益”与消极责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7）：104.然而罗尔斯、罗恩等学者却主张：对于全球极端贫困现象，应该履行“帮助的义务”，即“积极责任”，而不是“消极责任”。针对全球贫困承担积极责任还是消极责任，国内外的学者尚未取得一致。本文主要考察第一种消极责任给贫困人口造成伤害是否成立。

二、“导致非正义”是否违反消极责任

（一）全球制度性秩序对贫穷国家的不利影响

全球化的思潮在“冷战”结束后在诸多领域快速蔓延。“给民族国家话语形态带来了强烈冲击，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种不再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结构，即全球秩序。”③郑智航.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J].法学新视野，2015,(01):35.世界上不同大洲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境遇也反映了这一点：该秩序本质上是要使“盎格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的主要经济区域内获得胜利，因而较大程度上违背了全球正义。

1.当下全球秩序和贫穷国家的依附发展

纵观历史发展，当前全球秩序建立在殖民活动产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这种原始积累反过来又裹胁了那些在政治和形式上独立但是在财政和外交上具有较强依附性的贫穷国家。正如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所说：“在不发达国家内有一个和国际体系相联系的内部剥削体系。”④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301页。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本国所拥有的技术、资本、贸易等方面的优势，以帮助发展和提供援助的名义强加条件给欠发达国家，结果却是这些国家大量的生产盈余受到掠夺。相关调查数据表明，“1946-1967这22年中，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接近54.15亿美元，而美国从拉丁美洲拿走的利润却高达147.75亿美元。”⑤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316页。之后拉美地区大规模的资金外流仍在持续，1966-1981年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利润额从13.26亿美元提高到58.44亿美元，在15年间增长了约4倍。

此外，国际贸易的日益集中化；贸易壁垒的拆除；在更开放也更复杂的市场中竞争的资本、人力资源和复杂技术的起码要求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构建了全球初级商品的供应链，这些都表明世界初级商品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有报告指出，“就目前全球经济制度而言，其最大的缺失是公正的国际初级商品政策。”⑥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EB/OL].http://unctad.org/ch/docs/dc2002ov erview.ch.pdf,2014-03-29.使得最贫困国的生产商被进一步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因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进一步增强。而这种依附性的发展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国际乐施会于2014年的报告中指出，“世界财富可分成两半：一半几乎掌握在1%最富有的人手里，而另一半却在剩余99%的人手里。世界将近一半财富由1%的人口支配和占有。”⑦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201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EB/OL].http://www.docin.com/p-493547187.html,2014-12-09.无可争议，这些富人又往往来自发达国家，因此这些发达国家确实对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自身又是主要的受益者。

2.全球治理规则与贫穷国家

“目前国际政治规则，国际人权规则，以世贸组织规则为核心的经贸规则等构成全球治理的主要规则体系。”①郑智航.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J].法学新视野，2015,(01):35-36.这一套体系被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巩固以稳固发达国家的支配地位。该共识的基本原则包括贸易经济自由化、消除通货膨胀、市场定价和私有化。然而上述规则体系对穷国的利益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它整体上背离了全球正义的基本理念。首先就政治层面来说，发达国家凭借其国际优势地位“垄断了全球治理规则的解释和制定权，而且该规则体系本身存在民主性、协调性的不足，致使穷国的利益在全球治理中受损。”②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0.其次，经济层面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往往起到决定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重要国际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到其影响，无法实现完全独立运作。它们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却把区域和国际经济组织协议凌驾于穷国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之上。最后，尽管人权规则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有关于个人免于贫困权利的相应规定，但是美国并没有加入该约定，而且其它人权条款和条约规定的个人的独立自主权和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消解了个人的免于贫困的权利”。③克里斯蒂安?安斯佩格：《贫困与人权：系统性经济歧视与改革的具体建议》，梁华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5年第二期。因此，当前全球治理规则较明显地偏向于发达国家，贫穷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背离了全球正义的理念，构成对贫穷国家及其公民利益的伤害。

（二）地方性因素还是全球性因素引起全球严重贫困

波格在解释为什么当前的全球秩序是全球严重贫困的根源时用到了类比论证的方法。他认为，一个班的学生之间的行为表现会有很大差异，这与学生自身特有因素是必定相关的，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局部性因素”可以完全解释全班的表现。在波格看来，阅读材料、教学时间、教学质量以及其他“全局性因素”可能也会起到关键作用。④李广博.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J].法学新视野，2015（1）：74.同样，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也对全球贫困的持续产生重大的影响。穷国的许多暴君和独裁者从无任何限制条件的国际借款特权和资源特权中极大地获利，他们确保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获得的资金用来购买武器和组建军队以维持统治，却较少地关注并改善同胞的生活甚至违背广大同胞的意志。例如，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前，他们都和发达国家在能源领域有着密切合作。此外，当前的国际“游戏规则”对富裕国家更有利，允许他们通过关税，限额以及反倾销税等来持续保护他们的市场，而贫穷国家不允许或实力薄弱负担不起这些方式。⑤ThomasPogge,Recognized and Violated by International Law:The Human Rightsof the Global Poor,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5(18):p.734因此，富裕国家及其公民和专制国家的统治阶级从全球秩序中获取了巨额收益，然而世界范围极端贫困人民的利益却持续遭到忽视和伤害。

与全球(国际)因素(The Global Factors)是严重贫困的根本原因相对立的立场是“纯粹地方贫困论”(Purely Domestic Poverty Thesis)。这一立场否认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对世界范围的严重贫困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罗尔斯是这一立场的坚强捍卫者。在罗尔斯看来，严重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国家他们自身，当社会无法繁荣时，“问题通常在于一国公共政治文化的性质以及作为体制基础的哲学和宗教传统。穷国的社会罪恶很可能在于其压迫性的政府和腐败的精英。”⑥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8.学者李广博（以下简称“李”）为捍卫罗尔斯的“地方因素论”，运用因果论证的逻辑作了相应论述。他指出，为了阻止某个事件的发生，我们通常要去寻找这一事态发生的必要条件。为了消除和解决全球极端贫困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这一问题发生的必要条件（至少一个）。我们可以遵循“因果论证”的规则来得出必要条件：“条件a是事件b发生的必要条件，当且仅当，如果缺乏条件b，事件a必定不发生。”⑦Swartz,N.1997.The Conceptsof Necessary Conditions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http://www/sfu/ca/swartz/conditions1.htm根据李的观点，“先假定罗尔斯的判断成立，如果要推翻它，只需要找到这样的实例：独裁、专制的政治文化没出现，某一国家仍然发生了极端贫困的事件。”⑧李广博.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J].法学新视野，2015（1）：73-74.

李进一步指出Amartya Sen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是对上述假设的有力回应。Sen认为“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在某个民主国家中发生，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那么饥荒极其容易防止。”⑨Sen,A.2000.Development asFreedom.Alfred A.Knopf,Inc.,2000,p.52.例如，津巴布韦与博茨瓦纳的粮食生产在1983-1984和1979-1981年间分别下降了38%和17%，而同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粮食生产分别下降了12%和11%。⑩Sen,A.2000.Development asFreedom.Alfred A.Knopf,Inc.,2000,p.179.这一事件中粮食产量下降较少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出现了大规模饥荒，然而在前面两个粮食产量有较大下降的国家却没有出现，主要在于这两个国家及时而且行之有效的饥荒防范政策。原因在于如果津、博两国政府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就会受到反对党和国内舆论的双重抨击；然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政府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激励因素。此外，罗尔斯还指出，“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过大规模饥饿现象，却都没有救助失业的方案。”⑪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9.基于以上思考，李认为罗尔斯的“纯粹地方贫困论”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地方性因素”，即“专制、独裁的政治文化”能构成国家“极端贫困”的必要条件。

似乎，这一论证过程是严格而又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然而一个重要的方面却被忽略了，因而这一论证方式是有缺陷的。李未能阐述贫穷国家的专制、独裁与当下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波格事实上认同：若贫穷国家变得更民主，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受贿和镇压问题。并且波格进一步指出，“为什么大多数贫穷国家迄今未能真正实现民主，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目前的全球制度性秩序。”①托马斯·波格：国际法认可却又侵犯了全球贫困人口的人权，邓晓臻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一期，第35页。在他的《国际法认可却又侵犯了全球贫困人口的人权》一文中，波格先是阐明这一秩序的核心特征，接着他举了尼日利亚的例子详细解释了国际资源特权对贫穷但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灾难性影响；最后波格指出：“国际借款特权对发展中国家出现高压政治和腐败精英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推动作用。”②托马斯·波格：国际法认可却又侵犯了全球贫困人口的人权，邓晓臻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一期，第36页。因此针对李的反驳，在全球贫困的背景下，波格可以这样辩护：一定程度上认同李关于一个国家的严重贫困和独裁之间关系的描述，但是李未能够揭示独裁之后的深层次原因，为什么这些国家实现真正民主的道路受到阻碍，是由于当今的全球性秩序，即全球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