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雪杉 编辑/刘丽娟

“淘金”印度须做足功课

文/黄雪杉 编辑/刘丽娟

由于我国国内对印度存在一定误读，国内企业也不了解印度的投资环境、法律体系，因此，投资印度之路更具挑战，需要企业在投资前做足功课。

目前，GDP增长率超过7%、吸引外商投资名列全球首位的印度，正在受到中资企业的青睐。在我国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价格上升的背景下，很多中资企业从产业转移的现实需求出发，大手笔地向印度市场“砸钱”，并希望借助莫迪总理发起的“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shining India（分享印度）”政策，获取高额回报。然而，虽有少数企业在印度市场实现了“淘金梦”，但多数中资企业处于持续亏损的状态，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历史背景与隔阂等原因导致了我国国内对印度真实情况存在一定误读，并导致国内企业不了解印度的投资环境、法律体系，从而使得国内企业投资印度之路更具挑战，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艰难困阻。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了解印度市场的方方面面，在投资前做足功课，就更为重要。

多元化的投资环境

印度和中国的文化理念不同，思维方式差距大，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是投资者不得不重视的首要问题。社会多元性是印度文化中的明显特征。从语言层面看，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和英语为政府交流用语言，而公认的印度国家语言则多达22种。从文化层面看，印度属于多民族国家，有十个主要民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印度宗教色彩浓厚，宗教在国家及绝大部分人民心中扮演着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印度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约占总人口82%的国民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宗教，约占总人口14.6%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他信仰人数较少的宗教还有基督教、天主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等。

印度属于联邦制国家，邦和邦之间主要按照语言和民族进行划分，民族融合度较低，各邦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地方的高度自治，使得中央立法向下的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地方的抵抗情绪、政治博弈及利益驱使抵消，中央立法和执法的效率远不如文本上体现得高，甚至印度执政党的决定只能贯彻到50%的印度邦。比如在中央倾向于对外开放、大部分邦也积极引进外资的背景下，西孟加拉和加尔各答等邦却拒绝对外开放。

经济方面，印度尊重私产，交易自由。莫迪政府依托国内人口红利、内需巨大的比较优势推动印度制造，大力推进私有化、税制改革、增加赤字、削减福利等经济改革，对外资进行多轮开放。另一方面，汇率不稳定、外汇管制严格、企业融资困难、市场商业信用不高、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设施较差，则是印度经济中的“短板”。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产业存在互补性：印度在IT、制药等领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在基建行业、电子产品领域的优势，也是印度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

来自印度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初，在印度注册实体的中资企业已经有500多家，集中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古吉拉特邦等区域，并高度集中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68%的企业投资金额在10万—500万美元。在投资方式方面，中资企业大多采用了设立独资子公司和私人有限公司的投资形式，也有部分中资企业采用了并购印度公司或者与印度当地企业合作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仅有少数中资企业是在印度设置分公司和代表处。

印度的司法体系

外来法治文化与本土法律在印度社会复杂的宗教、政治背景下的冲突交融，形成了印度社会独特的法律体系。由于中央和地方法律都对印度的外资企业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意投资印度的企业不仅需要了解中央层面的法律规定，还要仔细研究投资所在邦的具体规定，尤其是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劳动、争议解决方面的相关规定，以便减少投资所面临的政策法律风险。对此，建议拟投资印度的企业，在决策前要全面搜集有关行业的重要信息，树立以风险防范为主的管理理念，并在争议发生时，尽量通过非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目前，印度80%的法院案件纳入了电子法院系统，当事人和律师仅通过在线查询即可知晓案件的进展状况。但案件审理时间较长，一个普通案件的审理期限通常在7—8年。司法部门预算和法官资源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匮乏、无审限限制等因素，导致了印度司法的低效。虽然印度设置了专门处理某类案件的法庭来减轻普通法庭的负担，如“人民法庭”“商事法庭”，但成效并不明显。

印度的劳动立法问题也比较复杂。中央和地方均有权对劳动问题进行立法，还有一些立法则由中央制定、地方细化，从而形成了针对不同劳工类型和具体事项的分散法案特征。对企业而言，印度劳动法规在某些方面过于严苛，对招聘和裁员方面也进行了严格限制，法庭在具体案件中对劳动法做出的解释和适用往往倾向于支持劳工；如何适用众多的劳动法规，还取决于商业类型、企业职工人数以及雇员所处的职位等多重因素。

印度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要如何雇佣职工，也没有强制规定要和职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仍建议企业不仅要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还须在劳动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特别是针对一些IT领域或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行业。印度的劳动合同可包含保密条款、知识产权的转让条款、竞业禁止条款、禁止同行劝诱条款以及合同终止条款等。印度在劳动法上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印度法律不允许随意终止雇佣关系，因此，如何处理与雇员的关系，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重视FDI投资政策

在印度，印度产业政策促进部（DIPP）主要负责制定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的法规政策。此外，2000年6月1日生效的《1999年外汇管理法案》和印度储备银行根据该法案发布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大量关于FDI的内容。

为了简化外商投资的规则，印度产业政策促进部、工商部、印度中央政府在2012年8月10日颁布了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含了以往所有的外商投资规定。该政策从多方面阐述了外商投资的规定，用特定的章节对定义进行了解释，从而使FDI政策逐渐形成体系。在莫迪总理的推动下，印度政府2016年对很多关键行业，如国防、医疗、航空、食品生产、零售、卫星通信和有线电视网络领域，加大了对外资开放的力度。

根据行业的不同，外资进入印度有“自动准入”和“政府审批”（事先需取得政府批准）两条法律路径。在印度政府 100% 许可投资的产业中，被投资公司只需在收到汇款的 30 日内通知所在地印度储备银行的办公室，自分配股份之日起 30 日内准备相应资料提交到该办公室（外汇管理行负责此项）即可。对于一些被 FDI 政策限制的行业，在超出自动许可范围的比例部分，则根据投资量的多少来获得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或者工业秘书处的批准。如果合资公司中的外国投资占比超过50%，即被视为外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主体，如果合资公司要进行下游投资，也会受到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限制。

在过去的10—15年间，印度税制经历了重大改革。关注不同投资方式可能产生的税率和风险，寻求最适合的“走出去”和资本回收方式，已成为FDI探索印度投资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印度每个邦对于税收都可能存在自己独立的规定，即使中央政府已做出规定，在具体执行中也会因为各邦又有自己的规定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投资者不仅要了解中央政府对税收的规定，同时还要对各邦的具体规定有仔细的了解和准备。另一方面，印度是判例法国家，导致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定与相关税法的规定可能会有所出入。这就要求投资者不能光以成文法来应对，更要密切关注法院的判例对具体情况做出的解释和界定。当前，印度处于改革上升时期，随着经济结构、法律规则的变化，税法也可能进入高频率修改时期。因此，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及时跟进税法修订的进程，以使投资活动更加从容。

为了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印度出台了多项税收激励政策，主要以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的免税期为主。一般针对特定的行业会出台不同的税收优惠，但大都具有严格的时限要求。此外，在印度成立的外资企业与印度本土企业都适用《1961年印度所得税法》，中央政府、邦政府、地方政府三级共同组成印度税收的征税主体。其中，中央政府征收所得税（不含邦政府征收的农业所得税）、关税、服务税、中央销售税及中央消费税，邦政府主要征收增值税（销售税）、印花税、邦消费税、土地收入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则包含财产税、入市税和供水、排水等公共设施使用税。目前，大部分邦的增值税都已取代销售税。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外资比例多少，除有特殊优惠政策的行业外，印度政府均按与印度本土企业同等税率对外资企业征税，对外国公司在印度的分公司、代表处、项目办公室的所得，甚至会以更高税率征收所得税。为了改变税务体系繁杂的现状、打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印度中央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全国商品和销售税的实施，预计2017年可以正式落地。

作者系廊桥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