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孙佑海

社会主要矛盾变了生态文明立法应及时跟进

□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孙佑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求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时代课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二是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经济建设（即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鉴于此，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判断，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深厚的实践基础

从理论依据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任何事物中都存在多种矛盾，但各个矛盾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具有创新活力的重要体现。

从现实基础看，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极大增强，在很多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同时，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到2020年还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些客观存在的新问题和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个重大判断，抓住了事关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大势的科学把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为我们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了，法律制度要及时跟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了，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发生重大变革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要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以适应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需要。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基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法律制度就要及时跟进，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富有浓厚的现代法治精神，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我国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这对包括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在内的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新要求。习总书记在报告中精辟地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对两个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作出了战略安排。这一系列重大论断、重大命题、重大战略，对于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在十九大闭幕之后，抓紧组织力量对十九大之前制定的法律进行全面清理，对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新的立法规划，以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四川九寨沟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了，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立法工作要及时跟进

根据党的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论述，我们要加快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特征的生态文明社会。在生态文明社会中，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和生态文明相统一的，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境界，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的十八大确定的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要贯彻到态文明建设中，更要贯彻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体现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路径。坚持这样的方针和路径，才能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干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目标。

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加快的形势下，必须完善生态文明立法

首先要推进绿色发展立法。

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支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其次，要推进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立法。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进一步推进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支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同时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同时为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提供支持。

再次，要推进生态系统保护的立法。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推进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促进严格保护耕地，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最后，立法还要与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结合起来。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加快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通过生态文明立法，为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奠定良好的规范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通过强化生态文明立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