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

【摘 要】 祠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体现，在明清时代及至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进入现代以来，其功能定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换，分别是主要包括这四个方面：一是祠堂地位的边缘化——从政府组织的延伸到松散的组织形式；二是祠堂功能单一化——从完整的教化体系到纯粹的祭祀功能；三是祠堂认知功化利——从彻底的身心归属到按需祭祀；四是祠堂功能的时代化——从传统的宗族统治到现代功能创新。祠堂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多功能不可替代，但也有些功能已经过时需要抛弃，所以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引导祠堂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 祠堂；宗族；功能；明清时代；现代社会

祠堂这个神秘的称呼，在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存在，有着极高的地位和丰富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到现代，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也随之变化，有些方面功能似乎弱化，有些方面功能在不断增强和创新。

一、祠堂地位边缘化——从政府组织的延伸到松散的组织形式

1、封建社会时期

明清之际，农民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耕种方式，相对分散，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距离很远，管理不便，农民也不愿意和政府发生联系。这时，利用宗族组织进行管理相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更方便也更有效。清朝冯桂芬曾总结到：“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史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史可以宽而宗子可以严也。宗子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际者也。”[1]相對于官府里面的“大老爷”，农民更愿意接受宗族的管理

而且，明代之前，祠堂的祭祀祖先的代数因身份的不同，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有皇帝才可以祭祀开宗始祖。从明代开始，祭祀代数的限制逐渐放宽，平民也可以祭祀开宗始祖。祭祀代际限制的放开不仅仅是祭祀对象多少的问题，还涉及到敬宗收族的范围。原来一个宗族只包括三代以内的亲属（因为只可以祭祀三代祖先），三代以外无亲属，到明清时期的不限代数，那么共同祭祀的同族人的范围就变得庞大多了。所以清朝时期的宗族动辄上千人，有的甚至数千户。[2]团结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宗族管理族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有的是设立族规，有的制定“乡约”，其内容大体类似。即是宗族制定条文约束族人、教育族人的行为规范，有倡有禁，提倡的内容如尊老爱幼，兄友弟恭，勤劳简朴；禁止类的内容有共性训诫内容如“勿贪意外之财，勿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3]也有某个家族独特的训诫内容，如允许亲兄弟分开居住，以避免妯娌纷争不睦的《颜氏家训·兄弟篇》：“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4]

这些族规、乡约里面会有些特殊内容，如“不可销毁铜器，铸造私钱”[5]以及安徽潜山王氏《家箴》告诫族人的“早完国课”；“田有租身有佣，民分应尔，所有编折银两依限交纳，米粒照征送完，庶免拖欠之罪”。[6]这些规范本应属于政府的职责，被宗族接手负责，施行方法就是将国法融入家规，在祠堂中反复诵读传达，内化成道德信条来教育族人。这些功能的发挥是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统治阶级为加强对基层的管理，大力支持宗族组织利用宗法制对本族人进行管理，具体说来就是鼓励宗族祭祀，支持民间编修族谱，修建祠堂，即用各种方式强化同宗族人对宗族的认同。

宗族势力和政府势力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抗衡，共同影响着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是二者关系中，政府明显占据主动地位，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宗族的团结功能，也叫“收族”的功能，而不用担心会出大问题。

2、现代社会

从土地革命开始，宗族组织逐渐与政府相分离，宗族组织开始边缘化，尤其进入现代，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逐渐退化成为社会组织，失去了其作为民间政府组织的功能和地位。其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等方面。首先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原来的政令难下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变了，乡镇和村级政府、党委都非常健全，足够承担基层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所以封建社会需要宗族辅助管理的情况，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原有的宗族对族人们的居高临下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王沪宁在《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说过，农业生产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宗族长老所熟练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不再是后辈学习的单一途径，农业技术甚至已经不是必要技能，人们也不再牢固附着于土地上，离开祖居地的人和家庭越来越多。政府组织不再需要宗族作为基层的政权形式而存在，而宗族也不再具备约束族人管理族人的条件，族人也不再如封建社会时期一样尊奉宗族组织。所以诸多原因造成，祠堂和宗族地位的边缘化。

现代宗族组织，多以姓氏和地域为名，如前面提到的中华高姓宗亲联谊会，是以高姓人群为对象的现代形式的宗族组织，这一组织有全国性的总会，也有各省各地的分会，分会隶属于总会，如海南分会，海口分会等。各级组织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财务等都是独立的。现代宗族组织成为一个松散的，自由的组织，原来的宗族组织的成员要求有血缘关系，是一个因血缘而联系起来的组织，所以宗族成员基本固定，或彼此熟悉。现代社会的宗族组织只重姓氏，不重血缘，甚至刚从东北移居到海南的、与海南本地的开墓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高姓，也可以加入海南高氏宗亲联谊会，并参加活动。所以现代的宗族组织成员不稳定，人数不固定，彼此之间熟悉度不高，缺少团结、约束和凝聚和力量。

二、祠堂功能单一化——从完整的教化体系到纯粹的祭祀功能

1、封建社会时期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之际，祠堂作为宗族的代表，是整个家族的核心，是最权威的地方，除了承担祭祀功能之外，还承担着议事、命令发布、教育惩戒等功能。

首先，教化族人。具体途径有：一是族学教育。封建社会基本上每个家族都有族学，或是几个较小的家族合办，族学一般设置在祠堂（所以海南方言中“去学校”就说成“去祠堂”）。族学的先生们在教授儒家经典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将本家族的家风家训融合于日常教育和平时行为处事当中，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族后辈，再通过这些后辈学生辐射影响着本家族的所有人。二是规则教育。族学教育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融入族规当中，通过各种规则来约束教育宗族成员，并根据规划对族人或奖或惩通过仪式（或奖或惩）来强化家族成员对家训的尊重和认知，强化族规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家族在逢年过节时，（很多宗族现在也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全族人都在祠堂集合，在祭祀过先祖之后，由族长或族老诵读家训，全族人共同聆听。这种庄严刻板的仪式，给宗族附加了一层严肃而神圣的色彩，家训也借由先辈的余威显得愈加威严。仪式教育还表现在遇到重大奖惩的时候，在祠堂里，在历代祖先的牌位面前，家族的族长和族老们对表现优异的家族成员进行表扬、对违反家训的成员进行惩处，所有奖惩都根据族规乡约，有理有据，在奖善罚恶的过程中，给宗族成员最直观的冲击和感觉，树立宗族权威，强化宗族影响。endprint

其次，调节纠纷。宗族内部各家之间出现纷争，多以宗族内部处理为主。纠纷的处理主要由族长和族老、族正等宗族代表人物为主，以族规、乡约等为依据，处理地点在宗族的祠堂。除非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宗族内部的纠纷一般不会上报官府，所以宗族在这一基础上，承担了政府的司法诉讼方面的职能；

再次，帮扶救助。宗族有义田，有的宗族还有义庄，专门负责本族内的孤儿、孤老等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无法娶妻者的救助、以及失去丈夫的妇女及其子女的养育（对此类妇女的帮助配有德行方面的要求，只有德行端庄的才可以被家族帮助）。由于宗族的这一功能缓解了社会矛盾，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社会稳定，对于统治非常有帮助，所以封建统治者尤其鼓励宗族发挥的这部分功能，不仅会亲自批准义庄的建设，还会给予一定的政策優待。即使族人犯罪，依法应没收所有家产的情况下，义庄和祠堂也是不会被没收的。[7]

2、现代社会

对比明清时期，当代的祠堂功能非常狭小，原有的敬宗收族的功能，敬宗还在，收族也还在，但是其内涵已经丧失了大半，成了单纯的祭祀和组织认同了。如中华高姓宗亲联谊会提出“一个平台，三大支柱”的工作方针，即以宗亲联谊为平台，做好祖祠、祖墓和祖谱的工作，这也是他们的工作重点。这就把宗族和祠堂现代社会中能发挥的功能说得完整了：以纪念先人为主，同时为现代人提供一个交往的平台。许多宗亲会每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清明扫墓，冬至祭祖。而这两样，也是他们的所有的活动。

个别现代宗族组织继承了救助功能，某些比较活跃的宗亲联谊会成立各种类型的基金会，一方面帮扶救助本姓人氏，如患重病人士、贫困学生等；另一方面是奖励，如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每年8月份，许多姓氏的宗亲联谊会都会奖励被大学录取的学生，有的姓氏还将奖励范围扩大到中考学生。这一功能现在已成为诸多宗亲会的发展方向。

三、祠堂认知功利化——从彻底的身心归属到按需祭祀

1、封建社会时期

不只是明清时期，整个封建社会，甚至更早，祠堂在人们心目中就有着至高的地位，祠堂里供奉的不仅族人的始祖和祖先，还有族人熟悉的祖辈和亲人，他们对祠堂的尊敬是真诚的，这种尊敬一方面来源于血缘和亲情，另一方面则缘于传统孝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因为对祖先的崇拜就是孝道的现实体现。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和平，将孝文化扩充完善，以“孝”为名，将多个小的核心家庭团结在一起，整合成家族，皇帝再以“家天下”为名维持着国家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有两个是家族关系的，排在第一位的君为臣纲实际上也是孝文化的一种转型，对孝文化的认同也代表着对皇帝的认同。所以这种对祠堂、对宗族的认同是发自内心、深入骨髓的。

2、现代社会

现代人们对宗族和祠堂的感情，明显要淡漠很多。现代祠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只收后代族人的牌位进入祠堂接受祭祀的，一般需要交纳费用，这类祠堂的祭祀功能发挥较为完整，因为三代以内直系亲属的祭祀活动还是非常普遍的。另一类祠堂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吸纳后代子孙的牌位加入，只祭祀开宗始祖和开墓始祖，这部分祠堂的祭祀活动明显不如前一种祠堂香火旺盛。来第二类祠堂进行祭祀的，除了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按需祭祀”。笔者曾经听到一位本族前辈告知，女儿高考前带她去祭拜祖先，特别有用。在海南的几个祠堂调研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即每年的毕业季，高考中考季，祠堂里祭祀的人数都会有所增加。对于这些来祠堂祭祀的人来说，祖先仅仅是一位能保佑或是达成他们愿望的神，而且这个神是他们同宗同族的先人，有情份在，更能保佑他们。至此，祠堂不再具有明清时期那种权威的、至上的宗族含义。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有宗族式大家庭的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等原因。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较大，许多人或家庭已远离故土，年轻一代中有大部分甚至没有见过本族祠堂。对于他们而言，祠堂存在于父辈的回忆中，祭祀存在于电视剧里，祠堂所在地方也不再是他们的家乡，而是那个听说过的远方而已。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年轻一代人的父辈，虽然他们也是出生、并成长在新中国时期，但他们对祠堂祭祀、回乡扫墓却有着较为深厚的兴趣，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借助这一平台，积累人脉，寻找好的项目。”[8]祠堂对于他们成为一种功利的工具。

四、祠堂功能时代化——从传统的宗族统治到现代功能创新

封建社会时期的宗族组织是以对内统治为主，上承政府组织，下接本族族人。除特殊情况外（东南沿海个别宗族曾参与抵御海寇入侵），[9]宗族组织基本不具备对外的功能。社会发展到现代，虽然宗族祠堂的传统功能在逐渐减弱，即向内的功能在减弱，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向外的功能。这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赋予宗族祠堂的全新使命。

1、身份认同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有大量的华侨、外籍华人散居世界各地。虽然远离故土，但是他们内心都还留有一份中国情结，即使是二代，三代，甚至四代的外籍华人，他们的心底对中国还有着眷恋。现在每年一到清明、冬至，都有大量的华侨和外籍华人回到海南来扫墓祭拜。团结华侨和外籍华人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祠堂就是连接祖国与他们的纽带，如何用好这根纽带，将海外侨胞与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索的内容。

2、对外交流功能

宗族组织在现代多叫宗亲联谊会，作为社会组织，其活动形式是非常灵活的。他们经常组织族人到全国及至世界各地认亲省亲，交流合作。以宗族为名义的走出去的过程，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在交流的过程中，增加信息沟通，展现新时期中国国民的形象，扩大文化影响，增强文化认同。

3、弘扬传统文化

有些祠堂，在空闲时间被用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设立各种传统文化的培训班。如珠海的杨氏大宗祠，设有舞龙舞狮学校，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免费报名学习，且不限姓氏，珠海市的很多家长都在假期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还有些祠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和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设立书法、国画、武术等培训机构。

事实证明，随着经济、政治、科技等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祠堂文化必将日渐衰落，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祠堂文化也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都在探索祠堂的新发展方向，即宗族认同在现代社会的应用问题。有的地方强调要将祠堂改做其他用途。如“将传统祠堂改建为历史名人纪念馆，或者用作现代农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健身馆，甚至是老年人活动中心，或者多种功能复合。”[10]这也是祠堂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发展方向，但是本文认为，可以将祠堂与上述功能相结合，但是不能完全取消祠堂的原有功能。如在海外同胞的民族认同方面，这是祠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功能，尤其是在有大量侨胞的东部省份，祠堂的整合与认同功能还不能被替代，且潜力巨大，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发掘；另外，如何将祠堂文化与孝文化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现代社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尤其加强年轻一代对孝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是，宗族势力在个别地方也会与村霸等恶势力相结合，对我国的基层政权构成威胁，不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是与祠堂功能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于祠堂功能的开发和引导，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引导，引导祠堂和宗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好的为社会和谐做贡献。

【注 释】

[1] 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 曾小锋.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4.1.

[3][4] 朱柏庐＼颜之推.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颜氏家训·治家篇[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21.

[5][6][7] 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0.3.

[8] 这句话是海南高氏宗亲联谊会的一位非常积极的核心成员.在访谈过程中的回答.

[9] 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5.

[10] 朱华友，陈宁宁.村落祠堂的功能演变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基于温州市莘塍镇 50 个祠堂的整体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9.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