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嘉

【摘 要】 本文以季羡林戏剧研究中体现的文化价值为研究对象，认为用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分析作品中的矛盾，体现出他有强烈的文化自觉，追求超脱的文化理想，深刻反思文化傳统。

【关键词】 季羡林戏剧研究；文化价值；文化自觉；文化理想

“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文化”是相对于广义而言所指的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精神产品，具有较强的单一意义，其范畴可界定在一切科学实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价值”则有更宽泛的概念，从哲学兴起的这一名词，宽泛的表示一种存在者、商品在等价物上的数量属性等概念，一个事物有无价值，在数量和哲学双层含义上界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那么“文化价值”则是二者属性融合下形成的牢固关系，是客观事物能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文化价值在主体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并产生深远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日趋频繁，尤其是我国开启“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主体，文化立场之间纷争加剧，带来不同文化价值间的碰撞与磨合，此时回看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传统，正视文化冲突，有效促进文化共识。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涉猎面非常广泛，如：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 、印度佛教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十二个方面，在季先生的研究中，戏剧领域与其研究的主要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窥一斑可知全貌，我们试透过这冰山一角来体会季先生传递出的文化价值。季羡林先生的戏剧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以《沙恭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戏剧研究；（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所体现的中印戏剧关联及文化交流。（三）中国戏剧、戏曲、德国戏剧等其他戏剧形态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折射出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思考。

一、体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自我对本身的文化清醒的认识，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自觉则不局限于对自身文化更加表现为对世界文化的理性认识，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合理把握和准确定位，其核心是对文化的辩证反思和对趋势的理性把握。1959年季羡林翻译了印度梵语诗人、剧作家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其研究在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后又在印度文学发展趋势中准确定位剧本语言风格，用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反思作品中的矛盾，有着对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首先是对这部剧作者迦梨陀娑的考证，因为作者的风格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风格走向，其次是作品分析，包括时代背景，人物类型特征。作为语言行动的戏剧作品，对语言风格的分析也是季羡林着重考证的部分。他指出：迦梨陀娑的艺术风格既不像吠陀和史诗那样简单，质朴，又不像檀丁、波那那样晦涩难懂，对于迦梨陀娑的语言风格，他在中、印文学语言风格的维度上做了比较，得出：“在印度文学史上，它是主直线发展的，迦梨陀娑正好处在这直线发展中间”他用了“最能掌握火候”几个字来形容迦梨陀娑的语言风格，这是一种理性的评价，对于异国的文与质，季先生既不“褒”也不“贬”，他说：“二者各有优点，掌握得不得当，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在这里关键是一个分寸问题”。

《沙恭达罗》中不乏对皇帝歌功颂德的诗篇，比如：“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征收了租税。太阳把水吸上去，落下来增加了千百倍。”但是另一方面也不乏批评皇帝的诗篇，在第五幕里乡村人骂城市，沙恭达罗骂国王，作者用及其辛辣的、插科打诨的方式讽刺了国王的统治。为何迦梨陀娑对于国王又歌颂又讽刺？对这一态度上的矛盾，季先生解释了矛盾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用中国诗人杜甫对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疾苦来对比迦梨陀娑的心境。他说：“杜甫对唐王的感情多么深厚啊！然而就在同一长诗里，他却唱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面是忠于君王的传统思想，另一面却是救苦难民众于水火的现实，这对矛盾活生生的显现出来，并且存在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部作品中，对比迦梨陀娑，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大肆宣扬敬重国王，这种情况也在印度形成了一个传统，再加上迦梨陀娑要活命，必须依附于国王，这也许就是作者当时的处境，季先生用“这是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揭示了这一矛盾的显性因素，是辩证反思后得出的结论。的确，必须充分考虑到印度的国情和当时的环境，如果一味去苛求古人，则失去了文化的“自知之明”，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困局。这也证明季先生在《沙恭达罗》翻译中显示出的文化自觉。从文化本身角度上看，文化是有创作者与社会现实条件共同决定的，要达到文化自觉，不能片面的从主体角度出发，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对文化进行对比和判断，同时在历史长河中对文化现象做出理性和清醒的判断，季先生冷静地看到了中外文人在一部作品中文化共性与个性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结合“当时的境况”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强调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不忽视文化间的共性，实现了印度古代戏剧研究的发展进步及文化自觉。

二、追求超脱的文化理想

在文化发展的今天，文化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对于不同文化的价值评价对文化冲突的态势和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视野上有一种超脱的文化理想，才能化解冲突，摆正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

文化价值的实现，有一个从辨真假到明利害再到审美丑的阶段，这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追求理想的过程。任何一项文化实践的评判不能只停留在优劣的一个维度上，更需要在实践中有所“建构”，在对比、选择中不断超越。对于《弥勒会见记》研究过程，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史实研究本身，而是将有价值的点合理的勾连起来，从而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这里有继承了王国维的文化史学观，同时也发展了王国维的思想，具有超脱的文化理想。

季先生的思路是首先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弥勒会见记》是一部戏剧作品而非叙事体文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一文中，以及《季羡林全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中，其中用大量事实证明《弥剧》是一个剧本，比如，288b5的“幕间插曲终”、“全体上下”字样，以及“nataka”的出现以及讲故事和表演者的互相配合等等特征。为什么季先生要首先从证明《弥勒会会见记》是一个剧本，除了解开当时一些学者的“满腹疑团”从一部戏剧作品入手，因为从季先生又由这个“事实”发现了其“应该”有的价值，根据题记《弥勒会见记》原本是用印度文写成的，也就是说最初的手稿应该出自印度某位作家，并且后来由印度文翻译为吐火罗文再翻译为回鹘文，这样古印度与中国之间应该存在着戏剧上的传入和交流，并且所有国家的戏剧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这更加印证了这种交流存在的可能。季先生对比了中印戏剧的七个特点的异同：“1.韵文、散文杂糅，在中国是歌唱与道白相结合。2.梵文、俗语杂糅，在中国不很明显。3.剧中各幕的时与地随意变换，二者相同。4.有丑角，二者相同。5.印剧有开场诗，中国有跳加官。6.结尾大团圆，二者基本相同。7.舞台，印度方、长方或三角，中国方。 既然中印戏剧有这么多相同之处，《弥勒会见记》的题记又表明吐火罗文的版本是有某种“印度文”翻译过来并且中国印度曾经有过通商的经历，那么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推断：“印度戏剧——新疆戏剧——内地戏剧三者之间很可能有一个影响关系，通过河西走廊，西域的（其中也包括印度）歌舞杂伎进入中国内地。像《弥勒会见记剧本》这样的源于印度的戏剧传入中国的内地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虽然对于河西走廊的地点，季先生持有谨慎态度，但是，这种假设是符合一个正确的逻辑推理过程的，这一过程从“是”所代表的事实推进到“应该”的思维纬度代表的对于事实的价值评价，再到“更”的思维层面所代表的假设，这是一超脱文化理想的表现。有了前面对《弥勒会见记》是剧本的事实研究，才有了古印度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正确价值评价，再到印度戏剧——新疆戏剧——内地戏剧三者影响的更大胆的假设，可以映射出季羡林先生对于一种文化价值从“事实”考证到“应该”的推理再到价值理想的“超脱”过程。endprint

《弥勒会见记》的译释以及季羡林对中印戏剧交流的整理继承了王国维戏剧史学观并有所发展。《宋元戏曲考》是季羡林推崇的著作，他认为这本著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山之作，同时他指出王国维所涉猎的仅仅到“西域戏剧”、“西域音乐”，未明指是新疆戏剧、印度戏剧。王国维的书中多为汉族戏剧，对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的缺失是明显存在的。通过 《弥勒会见记》一系列研究工作，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中国戏剧史可有剧本的表演可从宋元提前至唐代的假设，这里我们并不论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但是对于这一译释研究过程所映射出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化层面上，季先生并没有停留在某种文化的好坏、优劣上， 而上升到对于一种文化，甚至几种文化的建构层面上，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评价，选择创建自身的文化价值，对《沙恭达罗》与《弥勒会见记》的译释过程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终形成的不仅仅是一种评价的标准，而是一种带有超越力量的文化价值，能够不断改变现状引发更多的思考和总结。 同时我们看到季先生用良好的文化自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反思，清醒的明晰了自身文化的特征和应有地位以及发展趋势，明确了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

三、反思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持久的文化实践中，在历史进程里积淀形成的生存方式，这里面包括文化习惯、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在一代一代绵延传递的进程中，会有延续也会有创新，那些能够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文化传统被保留、继承下来，反之则被摒弃、超越。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阻挡，但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传统，不断反思其当代价值，将文化传统的诸元素放在现代的语境中，主动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于文化传统的发展和绵延，是一个良好的举措。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戏曲及其表演风格有着很深的情愫，，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表达了对戏曲塑造人物的本领及演员表演的推崇。他提到《法门寺》刘瑾这个角色，觉得那种“炙手可热、小人得志的情态，在戏剧中表现的惟妙惟肖”，他还非常欣赏这出戏中演员的表演。在他的《春城忆广田中》对关肃霜的表演更是“啧啧称赞”，觉得其“技巧纯熟、功力深厚，文武双全，唱做俱佳”。

然而这种情愫与迷恋却并没有让他对这种传统文化以及其发展失去理性的思考。戏曲艺术根植中国大地，其歌舞演故事的叙事特征，程式化表演，灵活的舞台时空转换，丰富的唱腔种类，让其在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这一生长于农业文明产物，则不得不遭遇没落的颓势，有些剧种面临灭绝的危险。面临戏曲的困局，季羡林先生虽没有直接指出挽救的方法，但是对其反思却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他首先指出从田汉以来的现代戏剧，虽受西方影响，但不能“全盘西化”，他提到：“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的影响吗？”这看似指出的是话剧的问题，但实则点出戏曲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他试图给话剧和戏曲搭起一座桥梁，形成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寻求根本出路。季羡林先生提出这个看法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中国话剧的“危机”时刻，不仅已经完全找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且和中国戏曲渐行渐远，反观戏曲艺术，则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虽然我们找不出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担忧，在后来是否直接影响了戏曲和话剧的互动，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院团开始思考话剧与戏曲艺术的关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率先从这里入手，从话剧的本土化问题上找到突破口，在话剧极度困难的时期，他借助戏曲艺术等传统文化、编创了一系列如《茶馆》、《蔡文姬》、《天下第一楼》、《赵氏孤儿》等经典剧目，让看戏的观众重新回归剧院。后来国家话剧甚至用戏曲的程式化手段和舞台呈现诠释了西方文明的经典故事《理查三世》，这部剧目不仅票房可观，还受邀参加诸多国际戏剧节，把中国文化带到时间舞台上，是将文化传统诸元素用于现代文化的又一成功案例。

季羡林先生曾经提到他从不否认现代戏剧的价值，这并非价值判断，他仅是指出这个事实。虽然是点到为止，但实则抓住了要害，戏曲艺术中折射出的我国文化传统中的诸多因素，需要在现代的舞台上找到出口，而现代戏剧更需要在传统戏曲中发现素材。季羡林先生用其思辨精神，为传统文化探出一条路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勾连起来，其折射出的反思精神和文化价值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客观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在现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每个民族能够比较充分的发展自己的文化优势，避免其劣势；而另一方面，对后发展国家与发展处于弱势民族来说，先发展国家和处于强势民族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许多本土文化命悬一线。季羡林先生戏剧研究中所体现的是文化自觉性、超脱的文化理想及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不仅在其戏剧研究领域，季老在其一生中所涉猎的的各类文化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不把研究仅停留在一种文化的孰优孰劣，而是高屋建瓴，运用比较和联系的方法，融会贯通，准确地判定潮流中“自我”的定位，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化解冲突，促进文化上的共识。

【参考文献】

[1]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5.1.178.196.240.

[2]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费孝通独攥，理论参考，2003.09.

[3][5] 季羡林全集——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0.1.

[4] 纪念印度古代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娑（1956年5月2日），季羡林文集（第五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6.1.

[6] 季羡林，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文物，1983.1.

[7][9] 季羡林，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 1998.11.7.

[8][10] 中印文化交流史，季羡林文集（第四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