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臻+王福革

【摘 要】 在元代崇佛政策的支持下，寺院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其经济来源包括朝廷赏赐、信众布施、买卖兼并土地、宗教活动收入、商业经营等方面，最终形成有元一代强大的寺院经济。

【关键词】 元代；寺院；经济；来源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信仰着传统的萨满教，另一方面引进佛教、立帝师、定国教，佛教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信仰，形成有元一代一尊独大的局面。

一、尊崇佛教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根据吐蕃地区的情况，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大力扶植佛教，尊西藏喇嘛教为国教，封八思巴为国师，并亲从八思巴处受戒，“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继位之始，降诏褒护，比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在教权方面，命其统领全国宗教事务兼领西藏地区行政军事，自此，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吐蕃地区。有元一代，萨迦派共敕封14位僧人为帝师，他们“僧俗并用，军民通摄”，权势极大。

元朝诸帝崇佛，首先有求佛庇佑、避免灾祸的特点，因此到处开山建寺。诸如：至元七年（1270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至元十九年（1282年），“造帝师八合思八舍利塔”。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五台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万人。”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江南总摄杨琏真迦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了建万安寺，“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株。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迦修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淮总摄杨琏真迦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至大三年（1310年），“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辛亥，为了修上都华严寺，“调军三千五百人”。为了造寺可以说是“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

其次，元朝以法律形式保护僧侣的利益和特权，规定僧尼、道士、诸儒之间发生诉讼时，“止令三家所掌会问”，官府不许介入。僧侣殴死民众，不予偿命，但如有民众殴打僧侣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使寺院僧侣气焰更加嚣张，严重者“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把大臣“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即便是对皇室贵族也敢“堕车殴之”。元代的驿传制度规定，遇紧急军务，可携带金字圆符出行。但是，西藏僧侣常常佩带特许的金字圆符，路上驰骑数百，络绎不绝，“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为非作歹。

第三，赋役方面佛教寺院享有减轻或豁免的特权。诸如：中统五年（1264年），中书省的官员奏称：“自贵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丁亥，“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至元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元朝对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户口调查，核定户籍的同时，又对寺院田地的赋税作出新规定：“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所谓“旧有者免租”是指繼续原有关于寺院土地免交租税的规定，“续置者输税”则是针对民间纳税的土地流入寺院而发的，目的在于防止税粮不致减少。

在忽必烈及后继者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得到快速传播，寺院经济高速发展。根据宣政院的上报，在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寺院数量达“四万两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人数“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二、寺院经济来源

元朝寺院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获得财产的途径很多，主要包括朝廷赏赐、信众施舍、买卖兼并土地、宗教活动所得以及商业活动所得等。

1、朝廷赏赐

有元一代尊崇佛教，赐予寺院大量财产和土地。世祖时期，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万五千。”延佑三年（1315年），“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天历二年（1329年），“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顷赐大龙翔集庆寺及大崇禧万寿寺。”除了赐予寺院大量的土地，元代统治者还把一部分民户转给了寺院。如：至顺二年（1331年），“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户。”另外，在元、明人文集中，还有许多关于寺院接受“赐田”的记载。诸如：至大元年，赐龙兴寺田五千亩为永业。皇庆初年（1312年），元政府赐仰山栖隐寺“苏杭水田五千亩为常住业”等。还有一些不曾记载明确的田额的赐田，如：“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休寺。”

除了赐予土地外，寺院还获得诸多形式的赏赐。诸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大德五年（130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大德九年（1305年），“帝师辇真监藏卒，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至大四年（1311年），“赐国师板的答钞万锭。”同年十月（1311年），“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里，钞万锭，西锦、彩缎、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

2、信众布施

布施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一些封建地主阶级，期望通过布施财物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诸如：至元元年（1264年），“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至元三十年（1293年），“作佛事祈福五十一”。延祐六年（1319年），“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延祐七年（1320年），“京师疫，修佛事于万寿山”。至治三年（1323年），“命僧作佛事于大内以厌雷。”泰定元年（1324年），“命咒师作佛事厌雷”。泰定三年（1326年），“修佛事厌雷于崇天门”。泰定四年（1327年），“命西僧作止风佛事”。至顺元年（1330年），“以陕西饥，敕有司作佛事七日。”

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甚至直接把土地施舍给寺院，转化为寺产。据《元史》卷一八三《脱脱传》中记载：“脱脱乃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祝厘，其费为钞十二万二千锭”。当然，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向寺院进行施舍的事例，如：溪金县昭福寺“法堂始成，凡七间，费中统钞万贯，乡人以钱来助者凡五有二”，湖州路报恩光孝禅寺两次置田二千余亩，大部分来源于“慕舍”。另外，民众把土地捐献给寺院，也有逃避政府赋税的目的。元代人郑介夫就曾指出：“圣朝踵金弊政，僧道全免徭税，愚民多以财产托名诡寄，或全舍入常住，以求避役。”endprint

3、买卖兼并土地

除了朝廷赏赐、不同阶级施舍外，寺院还通过买卖兼并等手段积累了大量土地。元初，江南释教杨琏真加，“侵夺民田两万三千亩”。延祐六年（1319年），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在元朝的若干诏令中，也有关于僧寺及僧侣侵占民田的记载。诸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敕僧“擅据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至大四年（1311年），“禁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除了侵占民田，官田、学田也是他们侵占欺隐的对象，诸如：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诏：“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中书省指出：“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大德九年（1305年），“常州僧录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顷冒为己业施河西寺”。《元史》卷一二五忽辛传：“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此外，还有一些强取豪夺的事例，如《元典章》卷十九就曽记载：“无理之人，自忖其非，故将交争未定田土屋宇，妄行施舍寺观，其受之主，不问是非，便行写立文字，又不问邻里亲戚，亦不交割条段四至，强行使人耕种，或有庄窠房屋，便行悬挂佛像，……至使有理之家，不敢起移”。在元代诸帝崇佛政策的支持下，寺院如同得到一张王牌，除了兼并大量土地外，置田买地的现象也很常见，在元人文集中就有较多学田记反映出这种情况。如：“元初平江路报恩万岁教寺买民田五百八十多亩。”“天目山大觉正寺先后置田业二百余顷。”

元朝时期，北方地区的赋税主要有科差和税粮两种，由于元朝统治者在赋税方面对佛教寺院采取减轻甚至豁免的政策，迫使一些不堪重赋繁役的自耕农把田地献给了蒙古贵族和寺院，寺院也趁机不断扩大土地占有面积，随着田地面积的增加，寺院开始奴役、剥削的佃户逐渐增多。大护国仁王寺共有“内外人户三万七千零五十九户”。大德三年（1299年）秋七月庚辰，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达到“五十余万”。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甲子，“割常州、宜兴民四万户隶之。”除了剥削佃户外，寺院通过欺瞒、包庇等非法手段，逃避赋税。元初，仅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一人，就“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寺院所庇护的户口越多，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元代虽然颁布了一系列诏令进行管理，但在寺院面前这些诏令的效果并不明顯。

4、宗教活动收入

如同前面谈到的，僧人通过佛事敛财是寺院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下面仅以忽必烈在位末年为例，了解寺院佛事敛财的疯狂程度。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命帝师也怜八合失甲自罗二思八等递藏佛事于万安、兴教、庆寿等寺凡一十九会。”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命西僧递作佛事于万寿山、玉塔殿、万安寺，凡三十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命西僧监臧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静于大殿、寝殿、万寿山、五台山等寺，凡三十三会。”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命亦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坐静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等寺，凡五十四会。”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载门、茶罕脑儿、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令僧罗藏等递作佛事坐静于圣寿万安、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命国师、诸僧、咒师修佛事七十二会。”至元三十年（1293年），“作佛事祈福五十一”。法事活动仪式盛大，费用惊人，可谓是“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以至时人云“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为了得到更多的钞锭，僧侣们还向近侍送礼，让他们在皇帝和王公贵族面前宣传佛事的祈福作用，以至于“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

僧人作佛事往往伴随着另一项活动，就是释放囚犯，以求祈福。武宗继位之初，中书省臣言：“自元贞以来，以作佛事之故，放释有罪，失于太宽。”仁宗时，御史台臣言：“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帝师也以个人名义请求释放囚犯，如：“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戊戌，用帝师奏，释京师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元贞元年九月乙亥，“用帝师奏，释大辟三人，仗以下四十七人。”其权势之大可见一斑。还有僧侣以生病为名，释放囚犯祈福的记载。如：至治二年二月乙卯，“西僧亦思剌蛮展普疾，诏为释大辟囚一人、笞罪二十人。”《元史》中关于僧侣释放囚犯的记载还有很多。他们释放囚犯除了祈福之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释放囚犯来赚钱，因为他们所释放的囚犯大都是有权势的富家子弟。据《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记载：“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在至顺元年时，释放囚犯还指明是“释御史台所囚定兴刘县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连大臣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

5、商业经营

元代寺院还从事各类商业经营活动，都积极开办当铺、酒店、旅馆、煤矿、铁矿、货仓等。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例，可见当时的繁荣程度，《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记载：“凡经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栗为株万九千六十一，酒馆一。隶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得水地万三千六百五十一顷，陆地二万九千八百五顷六十八亩有奇，江淮酒馆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税务闸坝各一，内外人户总三万七千五十九，实赋役者万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为问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有三”。

元代关于僧侣个人经商的史料虽不多，但从元代的税收规定也能猜测当时的情况：中统四年（1263年），“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至元四年（1267年），“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至元十六年（1279年），“从唆都请，令泉州僧依宋例输税，以给军饷。”至元三十年（1293年），“敕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其物货依例收税。”大德八年（1304年），“命僧道为商者输税”。此外，贩卖走私、放高利贷也是寺院谋求私利的一种方式，诸如《元典章》记载：“大德元年（1297），江西行省为榷茶司运捉获僧人张了兴发卖私”。皇庆二年（1313年），江浙行省言：“各处主持耆旧僧人将金谷掩为己有，起盖退居私宅，开张解库”。至正六年（1346年），大护国仁王寺也曾“贷民间钱二十六万余锭。”

总之，元代寺院在崇佛政策的支持下，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发达程度仅次于皇室经济和世俗富豪地主经济，成为元代社会主要经济势力之一，在整个元代社会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 释】

[1]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程矩夫.雪楼集.北京：商务印刷馆，2005.

[4] 姚燧.牧庵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

[5][10] 赵孟頫.松雪斋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危素.说学斋集.北京.四库馆，1868.

[7] 阮元.两浙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8] 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