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摘 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与总体概括。本文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模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观点，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协同性、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其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赋予了这一主题以鲜明的特色，即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每一个“全面”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生动深刻地诠释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系统主题。在新的历史阶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与总体概括。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模式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率先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总原则，1982年9月，他进一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这明确了我们党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全部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展开，构成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整个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鲜明主题。

党的十八大从理论上完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由于主要矛盾的存在而有其特殊、具体的表现形式；由于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而有其具体特征。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具体模式反映出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它具有标示道路特征的意义与功能。“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围绕着一个战略目标，构建三大战略举措，指明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具体道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阶段性成功的“门槛之局”，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为之拼搏付出。围绕确保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我们党推出了动力机制、法治保障与领导力量三大战略举措，构建起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整体支持系统。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充足的动力保证，这是“战略目标”与“发展动力”的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旨在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与规范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这是“战略目标”与“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实现了“战略目标”与“组织力量”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但同时也遇到许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面临许多新考验，诸如“经济崛起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转型压力”，“国家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标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1]塑造培育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都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大举措，都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如何执政、如何治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更好地治国理政的一种全新布局，是更加注重发展协同性、均衡性和国家治理系统性、整体性的必然选择。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观点

人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即是如何走出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共同富裕协调一致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课题既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又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与否。马克思主义为破解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具体发展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限定唯一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孕育形成于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卓绝不凡的历史命运、超巨复杂的现实国情，都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与发展，在制度建设、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等方面向全世界贡献了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2]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会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经验总结好，就会有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办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清晰准确的时代定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極化与社会信息化是当代世界的鲜明特征。对于中国而言，目前还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工业化、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复兴。这些变化产生的巨大难题与挑战，是现有社会治理理论体系难以充分应对与解答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丰富的治国传统，同时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治国理政的经验，面向新时代、针对新挑战，为中国实现良好治理提供了远景规划、行进路径与操作指南。endprint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关切。这是一个飞速发展变革的时代，全球性的治理危机显现，世界各国都普遍面临着旧有治理模式方法手段过时、新的治理模式方法手段匮乏的共同挑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直面时代挑战，系统全面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时代问题的深刻关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对于中国面临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回答，也给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并为其他国家改进完善国家治理提供了现实借鉴与参考。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关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明确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制订出了时间表与路线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赋予了中国国家治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天，迈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迈入了社會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后半程，迈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

在实践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一套迥异于西方的治理范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依次确立了“改革路线图”，按下了“法治快进键”，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至今已召开了30余次会议，从司法改革、医疗改革再到足球改革，审议通过了上百份文件，并对这些改革内容、目标紧紧扭住不放松、狠抓落实见长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内从2009年起就努力推动美国国内桥梁、隧道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修复，而一直到2015年底才取得了一些稍微像样的进展。在总统任上干了7年之后，奥巴马如此总结：优化美国国家政治形态，仅仅换掉一两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彻底改变整个体制。在这种情形的映衬下，世界各国普遍感叹“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这种治理样态能够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变成顶层设计的战略能力和落地生根的实践效率。

在思想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在国内治理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统一于发展实践之中，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追求；在全球治理中，强调包容、共赢的“义利观”，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霸权，从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到世界上的事情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中国鲜明提出了改进、塑造、完善国际秩序的另一种可能。“软实力”概念的创造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评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4]

【注 释】

[1]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9.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1.

[4] 标注治国理政新高度[n].人民日报，2016-5-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