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雪

唐传奇之神秘的异域人物形象
——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古文学

唐晓雪

进入唐代以后，传奇小说的作者逐渐进行有意识的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这些作品中的异域人物形象成为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他们被塑造得神秘莫测而又具有人情人性。本文从文化涵化即文化双向互动的角度对这部分神秘的异域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挖掘出形象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分析出文化融合的不同层次以及文化涵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也有所启示。

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来看中古文学，唐代无疑是极为耀眼的时期。异域文化由当时的入四夷之路、广州通海夷道进入中原，与本土文化交织融合，深深地影响了唐代文学。反过来，唐传奇凭借其涉及阶层多、反映面广、生活气息浓厚等特点也成了文化的重要载体。传奇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人物形象是唐人对胡人的想象性创作，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胡人的特点，也折射出了唐人与异域文化间的互动过程。

在唐传奇的胡人形象中，胡僧的神秘气息最为浓厚。他们大多神通广大，有超凡本领。或能续命，如《报应记》里记载张国英中箭，本被大夫诊断一夜必亡，而梦中胡僧赠一丸药后，到了早晨竟不治而愈；或能赠子，如《刘氏耳目记》写墨君和母亲怀妊时，梦到一胡僧牵着一个小孩说要赠她作子，分娩后此子“眉目棱岸，肌肤若铁”，模样竟真有些胡人的特点；或能呼风唤雨，传奇中记载了如不空三藏、一行、无畏三藏等多位高僧祈雨，方式手段不同但皆可引得雷声隆隆大雨倾盆。

这部分被神化的胡僧形象是异域文化尽力赢得百姓好感以获取民众基础的结果。胡僧在传入宗教的同时带来了高明的艺术与高超的幻术，直接使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崇拜仰慕之情。时人对外来医药的效力深信不疑，连唐代统治者也多次派遣胡僧到域外寻求胡药，唐高宗就曾下令那提三藏前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胡僧的医术更是为人称道，广受好评。“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震京邑”。后来病人向其求医，“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瘳，或掷水瓶，或令谢过。验非虚设，功不唐捐”。不仅疗效令人啧啧称叹，治病方法也颇为奇异。而胡僧的幻术则极为有效地吸引了百姓的目光，如“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这些幻术虽有魅惑欺骗百姓之嫌，但其赢得民心的效果却是极好的。

因此百姓将他们视作大神通者，对胡僧寄予了厚望。人们对胡僧的想象既基于实际生活中的原型，也是心理需求的投射。姜智芹在《文化想象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提到，“异国形象并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作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渴望生命的本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子嗣观以及农耕社会对风调雨顺的期待等等都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胡僧身上的原因。人们将带有神秘异域背景的胡僧作为精神寄托的载体，现实生活中无法疏泄的心理焦虑在传奇中的得到缓解，而胡僧的形象也在这部分传奇中得到美化，完成了踏进中原文化的第一步。

当传奇中有中原人与胡人交往的情节时，胡人的神秘性往往会与其现实特点——商业性结合起来。作为胡商，他们能识得各种珍奇宝物，还能识得仙童、玉女和仙人，能“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作为胡僧，他们识得仙人，如“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同时也会做买卖，遇到珍宝便“请以百万市之”；甚至作为胡妖，他们也有商人之精明，如一胡妖窥见商机，提醒李哲“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这些形象或被塑造成与鬼神世界有所联系，或直接被塑造成鬼神，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故事中的形象都较为正面：胡商主动带着卖家一起去寻宝还慷慨地赠予宝物胡僧不故意贬低宝物价值，据实以告、公平交易；胡妖不计较李哲的“险恶”用心主动指点，而自己并不会从中获利。

这些形象与其他传奇中丑化胡商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胡商的美德，是异域文化尽力克服唐人排斥心理的结果，也反映出唐人对胡人代表的商业文明的接受与适应。一方面，胡人展现了自身的特点并为适应中原环境做出了努力。当时的胡人多经商且善经商，他们见多识广，能鉴别各种奇珍异宝，且财力雄厚，经常一掷千金。这些行为在农业社会中显得不可思议，胡商似乎多智近妖，再加上其异域性特征，造成了在民众心中神秘莫测的印象。而他们对利润正大光明的追求与对行业的规范也逐步改变着唐人对商人的成见。在中原农业文明中，利与义常常是对立的，人们用“见利忘义”“重利轻义”来贬低商人，但传奇中却出现了既重利又重义的胡商形象，说明百姓认可并赞赏这部分遵守商业道德的胡人。另一方面，唐朝尽力打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一则唐朝丝绸之路促成了“道路通，百业兴”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二则政府对胡商也十分重视，文宗曾下诏规定“其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即胡商），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这样的环境使商业文明空前繁荣，也使百姓对胡人代表的商业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异域文化有了初步接受。这个层面上，唐人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开始有了主动的态势，异域文化逐渐进入中原百姓的文化心理。

但异域文化想要真正融入中原文化仅靠医术幻术赢得百姓的好感和商业规范来使百姓接受是不够的，它必须要进行“中土化”过程。于是睿智神秘的胡僧形象再次升级，以适应中原文化。他们在现实层面上结合本土风俗，唐梵僧不空焚白檀香龙祈雨，这就是将中国本土焚烧偶像的古老习俗与佛教常用物品“檀香”相结合，形成新的方式。在观念层面上，他们也结合本土信仰。《李淳风》中说“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第二日见这北斗七星化作了胡僧。北斗七星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道教历来有“拜礼北斗可以延年”的说法，道教经典中也有“北斗星者，太极之紫盖，玄真之灵床，九皇之神席，天尊之偃房”等记载。而这北斗却化为了胡僧，宗教间竟似互通往来全然无怪。且李淳风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士，却与这七个婆罗门僧相交甚好。他们被宣召时笑骂“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言语间尽显深厚交情，毫不介怀。这样的胡僧与道教信仰结合起来，也被塑造成极为可亲的形象。他们饮酒豪爽，“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十分潇洒快意，他们说“待穷此酒，与子偕行”，却倏尔消失不去朝见太宗，可谓任情任性，而超脱与尘世之外的他们还不忘将钱置于座下，不让店家吃亏，真乃妙人。这些颇得俗世之趣的胡僧既有非凡本领，又不是与世隔绝不染凡尘的模样，少了距离感，多了烟火气。与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仙人相比，他们有了人情味儿；与其他带着神秘面纱的胡僧相比，他们似乎又少了“异域性”，多了熟悉感与亲切感，十分招人喜爱。

这部分胡僧形象反映出异域文化正扎根于百姓的深层文化心理。究其原因，两种文化的融合仍然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这一层面上唐人的主动态势不仅仅表现在行动上，而是深入到了文化观念层面。宏观来看，他们怀着开放、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思想，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品格又融汇异质文化。这种雄大的魄力支撑着整个王朝，从唐太宗之豪情可见一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细看之下，文化深层结构的相似也是深度融合的促进因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虽粗浅但极丰富的报应思想，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等，因而佛教因果报应论的传入更为顺利与成功。中土本来的“泰山府君”统治冥界的信仰在民间影响甚大，所以佛教“阎罗地狱”说逐渐与本土“泰山治鬼”信仰合流。在唐朝，原本是佛教的死神和冥界之王的阎罗王是隶属于道教天帝的，《冥报录》有记载“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每人问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天曹授之，下阎罗王去……阎罗王敬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这种深度融合消弭了距离，造就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异域文化完全深入中华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

整体来看，神秘的胡人形象意味着异域形象已进入想象的观念的世界，为鬼神世界增添了新的群像，使其更为丰富立体。神异世界的开放性赋予了传奇流动感与活力，它与现实世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想象与现实更为密切的联系展现了另一种文学的“真实感”。神异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镜子，而神秘的胡人形象也“不仅仅是对异国现实所作的一种简单的复制式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一种想象性再现”，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反过来看，神秘的胡人形象也体现了唐人从静态的精神寄托到能动的接受行为直至文化心理的主动适应这三个不同层次。文化距离缩短直至融合的过程不是单纯的物理时间问题，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静态叠加，而是一种文化互动过程。或许可以用人类学上“文化涵化”来定义这个过程，即双方积极能动地调整适应，克服相冲突相排斥的部分，彼此融合，成为新的本土化的文化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大唐越积极主动，文化融合也就越深。在异域文化适当改变调整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本土文化要开放心态改造并适应异质文化。联系到实际中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不是单向努力，而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合作，互学互鉴。

如果说唐朝是打开大门等着客人进来，那么当今中国就是主动走出去邀请客人。这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开放意识，文化互动会更加深入。一带一路将促成更多的文化交流，也让文学在开放中发展，吸收更多新鲜血液，获得更多可能性。

唐晓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及语言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