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露溪 南 方

约翰·邓恩诗艺探究

刘露溪 南 方

17世纪英国玄学派大师约翰·邓恩的诗歌创作不走寻常路。他自觉偏离并大胆批判了当时主流英诗创作的诸多传统，同时，积极探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创新并进行艺术表现形式的革新实验。本文试图在爱情观、自然观、死亡观、时间观和宗教冥想的维度内探究邓恩诗歌创作的模式。

一、前言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17世纪英国玄学诗派的鼻祖与核心人物，其诗作“极富巧思、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傅浩，2005:5），但也因思想艰深庞杂、风格奇谲怪诞，在18、19世纪被边缘于英诗主流之外。自1912年起，格里尔森相继出版了邓恩诗集、玄学派诗歌选集，而以T·S·艾略特、海伦·加德纳和“新批评”派为代表的学者、批评家们对邓恩和玄学派诗歌进行了专项研究与大力推介，从此开启了西方文学界对邓恩诗歌的重新审视与评论研究的崭新纪元，实现了邓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以说，国外的邓恩诗歌研究的历史较长，积累深厚，成果丰富。相对而言，我国的邓恩诗歌研究起步晚，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对邓恩的部分诗作进行评介。但是，经过二十年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邓恩研究呈现出令人欣喜的良好成长态势。

思想决定行动，思想指导实践。诗人的思想和思维模式决定并影响了诗人本人观察、认知自然、人、社会和世界的模式，指导并影响了诗人对人、物和世界的评价。邓恩，生活在天文革命与地理大发现狂飙猛进的17世纪的英国，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处于多变不定的特殊状态，人们的思想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邓恩，这位思想深邃、敏感机智、富于才情的诗人深深地感受并认真书写着这种社会巨变带给他本人思想上的撞击与直感影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图景不仅赋予了邓恩诗歌创作源源不绝的灵感，更孕育出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诗歌创作观。受其别具一格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衡量准则的影响，邓恩在自觉偏离彼特拉克诗学创作传统的同时，还积极探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创新并大胆进行艺术表现形式、手法的革新实验。邓恩早期创作的《歌与短歌集》和晚期写成的宗教冥想作品都蕴含着独特深邃的思想，彰显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和艺术享受。

二、世俗与神圣有机结合的爱情观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诗人而言，“肉体之爱是一种欲望，”“在没有与理性的力量联系起来之前，欲望只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就像引起植物生长或砂石坠落的盲目的自然力那样。只有欲望在理性的指导下意识到某种终极目标的时候，这种欲望才配称得上是爱。”（胡家峦，2001：135）对于肉体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关系，诗人们“并不否定肉体之爱，但更加强调精神之爱的崇高。”（胡家峦，2001：135）这种偏重精神之爱的价值观与创作准则在彼特拉克诗歌传统的诱导下使得伊丽莎白时期的情诗千篇一律地“充满妇女崇拜和精神恋爱的高调”，“变成了一种程式化文学技能，一种滥用奇喻的精雕细琢，时时迷失于情感虚假、态度做作的怪异荒诞之中。”(傅浩，2005:9) 针对当时这种诗歌创作潮流，邓恩果敢地摒弃了一些时髦的诗歌意象，选用“更科学、哲学、现实主义和朴实无华”（傅浩，2005:9-10）的诗歌意象和措辞来展现爱情甚至大胆使用一些感官词语来谈论性爱，表现出“对待性爱的革命性和高度独创性的态度”。（阿历克斯·普莱明戈，1974：495）因为邓恩认为，肉体情爱与精神之爱、人性爱与神性爱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于神性爱的统一体中。可见，邓恩对世俗爱情的追求分明呈现出他本人对上帝之爱的无比热望，通过肉体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完美融合，诗人企图将人性爱升华至神性爱的维度。“费奇诺（1433—1499）这样写道：‘文明不仅全心地爱上帝，而且仅爱上帝。如果说我爱肉体，爱心灵，爱精神，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爱这些东西，而是爱它们里面的上帝；我们现在爱一切之中的上帝，以便在未来爱上帝之中的一切；爱上帝，也就是爱我们自己。”（胡家峦，2001:141），因此，邓恩强调人性肉体情爱的基础性作用。在诗歌《上床》中，邓恩毫无避讳地指出“女人身体的美及其透射的神圣性，并且她们身体的神圣性通过性爱将神恩传给男人并与之共享灵魂之爱与神性爱”（李正栓，2010:198），可谓是诗人独特性爱观最直接、最大胆的表白：

她们本身则是神秘的经典，唯有我们

（她们转赠的神恩将会使我们身价倍增）

才必定得以展阅。……①

可见，在邓恩的诗歌中，女子被赋予了“所有美德，拥有拯救世界的能力，拥有把男性引向上帝的能力，是世界和男性的救世主。”（李正栓，2006：105）因此，诗人非常肯定人性爱的重要性，甚至将世俗情爱看作“是通向最高的上帝之爱的第一步。”（胡家峦，2001：140）换言之，“邓恩对上帝的敬仰转移到女性的身上，因此对女性的爱也就指向对上帝的爱。”（李正栓，2006：103）总之，诗歌“对肉欲毫不掩饰的分析”（侯维瑞，1999：92）既体现出邓恩那份正视、肯定自然、健康的性爱的坦率与真诚，也表明了诗人对女性的尊重，对人间美好爱情的追求和永恒之爱的向往。

三、自然诗篇中探究爱情与生命哲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以自然为观察对象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其中，以赞美春天或歌咏夏天来赞颂完美的爱情或永恒的友谊成为一种诗歌创作传统。比如，纳什的《春》用生机盎然的春天、欢快悦耳的鸟鸣声以及妙龄姑娘的轻盈舞姿来渲染恋人之间的浓情蜜意。而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以夏天的明媚与柔美象征了友人之间情谊的永恒与珍贵，成为赞美夏天的神来之作。然而，邓恩自觉偏离了这种程式化的思维模式与写作范式。在诗歌《秋颜》中，诗人不仅立场鲜明地批驳了春夏之爱的任性与狭隘，还真诚赞美了秋天情意的宽容、理智与成熟：

春季的美，或夏季的美都没有如此风韵，

像我在一副秋季的容颜上所看见的那种。

年轻的美强迫你去爱，那是一种强暴，

这仅仅劝导，然而你却不得脱逃。（第176页）

相对于富于生机的春天和充满活力的夏天，秋天似乎总是被人们冠以老气横秋，衰落荒败的指称，甚至是死神的栖身之所。而在诗人眼中，植物、动物、人类，所有这些自然当中的生命体都难以逃脱衰老的过程。即使是没有生命的石块，也因风沙、流水的日渐侵蚀终至消失殆尽。可见，衰朽是一种自然法则、宇宙律令，任何事物都被其主宰。然而，邓恩却具有洞见地指出，秋天不仅不是死亡的象征，相反地，秋天创造出丰硕、繁衍，同时，秋天还向人们昭示出一份对生命过程的理解与参悟，甚至揭示出生与死的对立、转化与轮回，即死孕育着生，象征着重生的力量。可以说，邓恩借秋天蕴含的智慧表达出自己的自然观和死亡观。

接下来，邓恩继续对比了春夏的青春、美好和秋天的优雅与涵养。邓恩指出，春夏固然美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恒久。与之相对的，秋天的成熟、稳重才是生命值得向往的追求。在诗的最后，邓恩抒发了与秋天做伴消逝的诉求：

我厌恶极端；然而我宁愿与墓地，

而非摇篮共处，以消磨时日。

爱的自然运动既然如此，但愿我的爱情

总是在下降，从山顶向下旅行，

而不是跟在成长中的美人身后喘息，如是，

我将随回家去的她们一道，渐渐消逝。（第177页）

在诗人看来，与爱人轰轰烈烈相爱一场纵然令人震撼，然而，与自己的爱人携手相守一生、共同经历日渐变老的生命过程和细节才是最浪漫、最具情怀和最值得期待的幸福。其实，这种爱情感悟也体现出诗人深刻的生命哲学理念，即消逝与死亡本是生命恒常之理，即使摇篮与青春甜美可爱，死亡依然是注定的宿命。可见，秋天本身既包含丰硕与繁殖又蕴藏消逝与死亡的自然法则乃是万物生命体皆有之共性。如何学习和借鉴“秋天”对死亡的领悟来获得人类对爱情以及生命更理性和成熟的理解与把握是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诗歌《秋颜》既可以当作是“诗人对爱情的体悟与品味，更是对生命哲学的思忖与探究。青年的爱恋虽然炽烈，但更多是建立于美貌、青春与激情之上的，因此具有短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李正栓，2010:196）而中年的爱情则是基于内在品格和涵养基础之上的爱恋，因此是能够相守一生的恒久幸福。综上，通过反拨文艺复兴时期赞春咏夏的主流诗歌创作模式，邓恩的赞秋诗篇展现了诗人独特的爱情观、自然观和生命哲学。

四、邓恩诗歌的时间观与宗教冥想

莎士比亚在其传世名作《第18首十四行诗》中热切讴歌了美、诗歌、艺术的永垂不朽，表达了诗人对永恒性的向往。实际上，歌颂永恒以及具有永恒品质的存在是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创作的主题之一。而诗人对“永恒”主题的关注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特别是时间转瞬即逝的热切关注。因此，“及时行乐”（Carpe Diem）成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赫里克的代表作《摘花需及时》便是这一诗歌主题的经典之作：

趁你有可能，快采摘含苞的玫瑰，

时间老人总在飞跑；

今天还在向你微笑的蓓蕾，

明天就会死掉。

太阳这盏天上的明灯

它升得越是高

就越快地走完它的路程，

越接近夕照。

青春是最美妙的年华，

那时候血气热烈；

一旦血气枯竭，只怕

时光一天天恶劣。

因此，抛去娇羞，抓住时间，

趁此可能时刻，欢乐吧；

因此一旦丧失了你的鲜艳，

你将永远蹉跎。

（杨周翰译）②

根据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观，时间既是一种有始有终的直线存在，又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永恒时间。因为太阳每天都升起、落下，人类一代一代地繁衍，生生不息，这都表明与直线时间相对的无限循环的永恒时间。因此，时间可以用“直线加圆”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存在与状态，即直线表明了一切都是有始有终的，而圆形则暗示出万事万物变化的终极法则却是永恒。“‘永恒’的法则也解释了直线时间和循环时间的关系。一段直线时间的终止意味着另一段直线时间的开始，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不断重复的循环时间——永恒。”（胡家峦，2001：158）为了战胜时间的摧毁力量以及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追求某种永恒，当时的人们企图通过建立卓越的功勋、结婚生子、完善自身品德以追求至善以及坚守信仰来打败时间。因此，邓恩在《神圣十四行诗》第10首中如此骄傲地怒斥死神：

死神，你莫骄傲，尽管有人说你

如何强大，如何可怕，你并不是这样；

你以为你把谁谁谁打倒了，其实，

可怜的死神，他们没死；你现在也还杀不死我。

休息、睡眠，这些不过是你的写照，

既能给人享受，那你本人提供的一定更多；

我们最美好的人随你去得越早，

越能早日获得身体的休息，灵魂的解脱。

……

睡了一小觉之后，我们便永远觉醒了，

再也不会有死亡，你死神也将死去。

（杨周翰译）③

然而，即使处理相同的主题，即使邓恩也试图通过获得神恩的垂怜来战胜死亡、克服自身的有限性，他也打破当时诗歌创作的常规模式，别具一格地选择了爱情作为通向上帝之爱、获得上帝荣光的途径。在他的爱情诗篇中，邓恩将世俗之爱与神圣之爱熔铸一体来追求获得某种永恒性。

五、结语

邓恩的诗歌创作从不被传统的世界观与认知方法、俗世的哲学理念或某种既定的规范所束缚。换言之，他的诗学创作具有鲜明的“反常规”特质，这使他的诗作时常充满着怪异情调与色彩。然而，这种“反常规”特质恰恰体现出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创造精神，它赋予了邓恩观察世界、思考人生的特异性才智。德昆西认为，“极少作家曾经显示出比[邓]恩更渊博的才能；因为他以极富热情的庄严感融合了别人不曾做到过的——辩证之精妙和谈吐的最高升华。”（傅浩，2005:3）邓恩将这种宝贵的“反常规”创造性思维转化为卓越的创新能力——对当时主流英诗创作传统和模式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创作出令后世为之惊叹的优秀诗篇。

注释：

①参见约翰·但恩：《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傅浩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文中所选诗文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该诗集，因此下文只标出页码。另，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②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③李正栓：《邓恩诗歌研究——兼议英国文艺复兴诗歌发展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3-54页，另，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本文是2017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约翰·邓恩玄学派诗歌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D171079）的阶段性成果。

刘露溪（1982-），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南方，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翻译。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0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