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裕

《考工记.桃氏》中未记载剑格之原因初探

付 裕

剑，古代兵器之一，属于“短兵”。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剑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早在战国时期《考工记.桃氏》中，我国古代先民就对剑的形制标准有过详尽记载。但是，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剑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剑格，在这本当时手工业规范书籍中并没有提及，这无疑是很值得注意的。

《考工记.桃氏》 剑 剑格

《考工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记载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记述了三十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制造工艺等技术问题，是一部关于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1]其中《桃氏》中有关青铜剑的记载也是极为详尽，当为其时制剑典范。

春秋战国之际，战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骑兵、步兵的盛行，尤其是南方吴越地区地形复杂，这两大兵种更是发展迅速。而作为近战常用的犀利兵器，青铜剑在这一时期也日趋成熟。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考工记》中也对青铜剑的铸造标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青铜剑的腊、从、茎、后、首以及根据不同士的身份，应配多长的剑，都有详细记载。

作为当时的手工业规范性著作，《考工记》的记载，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但是其中对于青铜剑的一个重要部位——剑格，却丝毫没有提到。这让笔者十分疑惑——剑格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件，而是青铜剑在实用和美观上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考工记》没有提到剑格，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时期是青铜剑发展的成熟鼎盛时期。从地域上看大至可以分为吴越之剑、楚国剑、巴蜀剑、中原古剑、北方系剑、西南夷剑等种类，[2]演化过程大约经历了从无脊到有脊，从扁茎到圆空茎再到实茎，从无格到窄格再到广格的过程。不难看出，这样的过程是随着实战对青铜剑的强度要求变高而变化的。

从实用性上来看，剑作为近身防御性兵器，在剧烈对拼时剑格是唯一可以对使用者握剑的手进行有效保护的必要装置；从美观上，剑格因为分铸的关系，可以使用贵金属或名贵玉器来制作，也更能满足贵族阶级的需求。这样一个重要的部件，在《考工记》中却不见提及的原因，笔者深思熟虑之后，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一、《考工记》出现的时代早于剑格出现的时代

既然《考工记》中并无记载，那么笔者最直观的怀疑就是：是否《考工记》出现之时剑格尚未开始流行？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对《考工记》以及剑格的出现时代进行讨论了。

《考工记》在科技史中地位独特，钱宝琮先生曾指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自汉代以来，对其成书时间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较主流的观点有：以郭沫若为代表人物的春秋末年成书说；以梁启超、史景成为代表的战国后期成书说；以夏纬瑛为代表的战国时期阴阳家成书说；以杨宽、王燮山为代表的战国初期成书说。本文无意讨论考工记的成书年代及作者，便就以《考工记》是战国初期齐国所做官书，后文所作，概以此观点为前提。

剑格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商时流行的短剑因为并不适用于车战，不是主流武器，对于强度没有很高的要求，是没有剑格的。后来，步兵骑兵逐渐兴盛，剑成为主流兵器，人们对它在格斗中的功能要求的越来越多，才逐渐发展出了剑格。从考古实物来看，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编号3957的东周铜剑，剑身与剑茎之间过度分明，交界处多成规整的平肩状，便于铜剑铸成后在此安装分铸的剑格。[3]可知至迟东周时，已有了分铸的剑格，断无剑格出现时间晚于《考工记》的可能性。

若说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交通不便，文化交流缓慢，故《考工记》没有吸收到这一知识，也值得怀疑。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558座，出土青铜剑172件，无格剑仅有2件，窄格剑也要少于广格剑；而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墓出土57件青铜剑中甚至没有一把无格剑。[4]两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剑，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都有，都是由长到短，由空茎窄格到实茎广格。表现剑格重要的同时，也说明了剑格在当时已经十分流行。虽然这些都是楚墓所出，多是吴越剑器，但是《考工记》总叙中“天有时，地有气……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以及《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中“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的记载，可知《考工记》所言之事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对南方吴越之地的青铜剑也有也有研究，所以这些青铜剑于《考工记》而言也是有对照意义的。除此之外，山东威海市发掘三座周代墓葬出土三把青铜剑，剑身较长，断面呈菱形，圆首，柱形茎，其上有两周凸棱，剑格较厚。[5]此地正是齐地，所以因为交流不便没有记载，也就不可能了。

二、《考工记.桃氏》所载剑器是专用礼器

既然时代没有问题，是否《考工记》所载之剑并非日常所用，或者说是做特殊用途的剑呢？

《考工记》又名《周礼.冬官.考工记》，据马融《周官传》所载“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之事，可知《考工记》被补入周礼，成为了周礼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周礼》所言尽礼乐之事，《考工记》能补入其中，自然有其原因。《考工记》虽是当时手工业规范记载，但是出土的实物很多并不符合其规制，究其原因，便是因为书中有很多尺寸要求并不是从实际意义出发，而是从礼制方向考虑的。如其輈人中要求“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就并未从实际出发，而是更注重其象征意义，出土文物中也鲜有符合记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器物要求，很有可能是一种礼器。

剑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作战用的兵器。随着其实战意义越来越重要，其地位也水涨船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剑文化。剑由于其外形刚直、宁折不屈等特点，被赋予了诸多特殊的精神意义，如武人佩剑衬托自身勇武不凡，文人佩剑则彰显自己刚正不阿，君王佩剑更是其权力的象征，所谓“器以载道”，说的就是如此了。

据《吴越春秋》与《太平御览》记载，伍子胥报答渔夫救命之恩的赠礼正是自己的长剑，虽然名贵的宝剑所值不菲，但若不是其上托付着主人高洁情操，又岂能报答救命之恩？《战国策》中记载齐王先拒绝孟尝君之后又欲复用，所赠孟尝君的赔礼便是“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以剑为礼是十分普遍的。

《考工记.桃氏》本身也有“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的记载。虽然郑玄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带之。”即认为此处所说上士、中士、下士指的是身材不同的人，但“士”本身并非平民阶层，更要重礼，尊卑贵贱岂能因身材决定。而且，上士、中士、下士也并非只在此一处出现，在《考工记.弓人》部分，也有“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在这段前面相关联的部分所言：“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联系上下文，可知这里的上士、中士、下士指的绝非是身材，而应该是身份地位。那么是不是说《考工记》中记载的剑是作为礼器的专用剑，所以并没有剑格呢？

由于楚墓出土青铜剑数量多，所出墓葬覆盖各个阶级、年代，因此研究楚墓中不同墓葬等级的青铜剑，应对此问题有所印证。前文所提江陵雨台山楚墓172把青铜剑，出土于168座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贵族墓葬中，却绝少有无格剑出现。广为人知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州勾自作用剑也都非无格，既然作为礼器，又怎么可能无缘于贵族墓葬？

如果说齐国当时流行的中原剑文化迥异于南方的话，目前出土年份最早的一把玉具剑——中原古剑中最华丽，等级最高的佩剑，却是出土在邯郸、洛阳等地，时间都是在春秋晚期。①玉具剑是用玉作为材料制作剑上的一些部件，以显示其华丽高贵，其中就包括了玉剑格。如此等级的青铜剑上，用如此高贵的玉做剑格，说当时作为礼器的剑没有剑格也就不可靠了。可见，《考工记》所言为特殊礼器的的怀疑也无法成立了。

三、《考工记.桃氏》本身散佚、错解或遗漏

既然时代没有问题，作为礼器的特殊性也被排除，那么是否可能是《考工记》本身，或是理解出了问题呢？

《考工记》作为先秦古书，流传至今是十分不易的。当时的文化载体是用削②将胚料削制成篾片，然后在上面刻字，最后用线穿成的竹简。在流传过程中，丝线脱落造成散佚是很有可能的。甚至在战国时，就已经流传有不同的版本了。③而且，《考工记》确实阙有“段氏”“韦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六节，且《考工记》经焚书之灾后再整理时，或许已经由山东儒生之手，做了初步调整。[6]所以说《考工记.桃氏》是否完整很难直接判断。若要从语句前后连贯判断，难度也很大——先秦古书以佶屈聱牙著称，后世大家对其译注版本众多，也少有言能完全理解的，更不要说从语言学上研究了。书有散佚的原因既然不能排除，那是否有可能是因为《考工记》本身所言过简，导致本来有所记述，却因后人错解未被解答呢？

《考工记》中详细描述了剑的各个部位，包括腊、从、茎、长、后、首等六个部分。现在较主流的观点，闻人军先生引郑玄《周礼注》言“腊”为两面刃，“从”为剑脊至剑刃的部分，“茎”指剑柄，“后”指剑茎上环状凸起的箍，首则是说剑茎的圆盘状尾部。[7]但是前文讲过，《考工记》晦涩难懂，对它的译注自然不会完全统一，如程瑶田《通艺录之六.考工创物小记》中说：“腊何者？腊之言鬣也。前承剑身而后接于茎，丰中而渐杀焉，以横趋于两旁发鬣鬣然，故谓之腊。”周纬也持相似观点。[8]虽然前文中笔者认为郑玄关于上士、中士、下士注“人各以形貌大小戴之”未必妥当，但在此处，“腊”指剑身的说法还是要比言其是剑格要显得有说服力的多，且剑格即“镡”，是有称谓的。笔者并不支持此处翻译有误的说法，但治学应严谨，学界也并未对此处有绝对定论，虽人微言轻，也将可能列于此处，以期指正。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考工记》所记为窄格剑，剑格长度不足一厘米，所以没有必要指出来了。[9]这个观点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须知《考工记.桃氏》中连剑的厚度也记“两从半之”，可见此书作为当时规范之严谨，当无因小未计的可能性。另前文已言明，剑格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防护必备的部件，说《考工记》因为剑格窄小就不记载，是不合理的。

四、结语

就剑而言，剑格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考工记.桃氏》中未对剑格进行记载的原因至今少有人关注，笔者学识浅薄，从以上几个方面做了简单的分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原书散佚，也有可能是后人理解有误。总而言之，《考工记》作为我国技术史上的瑰宝，还需要更多的学者继续研究，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

注释：

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J]．考古,1962;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J]．考古,1974年;《洛阳中州段（西工段）》：97～98．

②削：一种用来削制竹简的刀型工具．

③《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1]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5．

[2]张继合．春秋战国剑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

[3][6][7]李健．东周时期铜剑改制现象初探[J]．文物春秋,2014(3)．

[4]后德俊．楚文物与《考工记》的对照研究[J]．中国科技史料,1996,17(1)．

[5][9]郑同修,隋裕仁．山东威海市发现周代墓葬[J]．考古,1995(1)：23～27．

[8]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