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静

文学评论

《小城三月》的互文性与萧红的文学自觉

韦 静

《小城三月》是萧红在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战火纷纭的香港完成的，作为萧红创作生涯里最后的“天鹅绝唱”，《小城三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存在强烈的互文性关系。《小城三月》的互文性表明作家萧红对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自觉皈依，本文以短篇小说《小城三月》为个案，尝试从文本的互文性特征入手，探究其叙事模式以及创作精神的历史传统，观照《小城三月》在萧红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作为萧红创作生涯里最后的“天鹅绝唱”，《小城三月》之于萧红的重要意义正如《伤逝》之于鲁迅。

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以空前猛烈的姿态摧毁了坚如磐石的封建社会，“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①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之间，中国“娜拉”的婚恋问题成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鲁迅的《伤逝》，丁玲的《梦珂》都是对这一主题的积极回应。而到了救亡压倒一切的1942年，萧红又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已经被革命战争淹没了许久的女性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遭遇和命运的主题，在穿越历史瞳孔重新书写这一主题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的态度更为冷静和清醒。

一

互文性理论认为“正如一个人和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系一样，一篇文本不是单独存在，它总是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能感到文本隐含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总能从中发掘出一篇文下之文”②。而且文本间的互文关联又可分为“表层互文性”与“深层互文性”，前者表现为显在的互文关系，后者表现为隐在的互文关系。

《小城三月》与《红楼梦》主要表现为隐在的“深层互文关系”，“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记忆”③，“在每个作家的身边都围绕着众多存在或不存在，他读过或未读过的其他作家，这种拼接就是文学，在这个作家的脑子里永远有一块空地，将被他正写着的作品明显地填补”④。萧红曾在与友人聂绀弩的谈话中说：“我是《红楼梦》里的那个痴丫头”⑤。诚然，仅凭作家的只言片语还不足以佐证《红楼梦》与《小城三月》存在“深层互文性”关系。但细读文本《小城三月》，那种扑面而来又挥之不去的看似淡然实则浓烈的悲凉之感，那种作家对她笔下人物深切的既敬重又悲悯感，那种在一片祥和与宁静陡然生起的苍凉与落寞，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的悲剧氛围。

二

“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⑥。《小城三月》与《红楼梦》的“深层互文性”关系首先表现为主题之间呈现了一种对话关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红楼梦》的主题，想必没有比“痴”字更恰当了：林黛玉为还当年灵河岸边宝玉的雨露灌溉之情是还债与报恩的“痴”，宝玉钟情于木石前盟的约定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痴”，王熙凤机关算尽拼劲全力保全自己在贾府无所不能的形象是对权利和财富的“痴”；而短篇小说《小城三月》的主题同样可以用一个“痴”字来概括：翠姨对哥哥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无法言说只能长埋内心深处的爱恋不正是一种“痴”吗，犹如小城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春天，翠姨在人间匆忙地走上一程仿佛也是为了还“我”哥哥的情债，正如林黛玉的泪尽了，便走了，翠姨也是还完了，她也走了。

《小城三月》与《红楼梦》的“深层互文性”关系还体现在主要人物形象气质塑造的相似性上。我们知道，在女性形象众多的《红楼梦》中，林黛玉是曹雪芹唯一没有进行外貌特征描写和服饰衣着描写的女性形象，也许在曹雪芹看来，绛珠仙草轮回转世还泪这一形象的仙骨丰韵和超凡脱尘的气质是没法用语言描写的。而《小城三月》的核心人物翠姨，叙述者在对人物进行形象描写时这样写道：

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的捏着⑦。

我们再来看曹雪芹《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形象描写：

……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⑧……（省略号为引着所加）

罗兰.巴特的互文性观点认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⑨，而从以上两段引文我们不难看出，萧红对翠姨的娴静淑女般的美的描写可以说是曹雪芹对林黛玉骨子里的“风流态度”的重新临摹，而有关翠姨出场的描写可以说是林黛玉形象的现代注解。

斯宾诺莎说：“人屈从于感情，有如套上了枷锁”，同为旅居客寄之人的翠姨和黛玉终其一生都被感情的枷锁紧紧束缚着。林黛玉与贾宝玉从小耳鬓厮磨并互为知己，但因为“金玉良缘”的现实阻隔，宝黛爱情也只能落得“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的悲剧结局。而翠姨始终谨记自己是再嫁寡妇的女儿，是出身贫寒之家从未受过教育的愚昧女性，她与“我”哥哥难以消除的巨大差距以及自身性格的局限使她除了埋葬自己的感情之外无法越雷池一步。但是因为长期居住在“我”家里，而 “我”家犹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充满朝气活力的青春王国，翠姨常常加入我们家热闹无比的音乐会，和我们一起不分男女的逛街看花灯。在这期间，她对男性的认识悄然地被改变了：“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⑩。所有这些在“我”家接触到的人和事使翠姨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分裂，因此她也不能回到过去，翠姨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下只能如黛玉一样拼命糟践自己的身体，用死亡的方式默然地抗拒命运的戏弄。

《小城三月》与《红楼梦》的“深层互文性”还体现在悲剧氛围的营造上。前者有这样一个情节：“我”家在伯父的带领下每天茶余饭后都要举行音乐演奏会，氛围热闹浓烈，可就在大家都兴奋到最高点时，“不知为什么，在这么快乐的调子里边，大家都有点伤心，也许是乐极生悲了，把我们都笑得流着眼泪，一边还笑”⑪；而《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莲诗悲寂寞”中也有过这种乐景寓哀情的描写，在欢度中秋佳节的夜晚，贾母领着荣宁二府赏月行酒令，可就在晚宴正热闹的时候，“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⑫。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小城三月》与《红楼梦》之间的互文关系，究竟包含了作者萧红怎样的创作取向？

萧红在与聂绀弩的谈话中曾说道“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⑬萧红的这番话，可以看做是萧红及其文学创作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精神的自觉皈依。

《小城三月》表现出与萧红此前创作截然不同的立意：它以一种隽永柔情的笔致暴露出长期积淀在中国女性思想里的封建传统意识对于她们精神上的戕害和摧残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⑭。萧红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她才会自觉地对《小城三月》人物尤其是翠姨的内在世界的书写中深触现实人性与伦理问题，其直面现实的创作品格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精神。

因此，《小城三月》在创作探索的层面上表现出萧红的文学自觉，且标志着她对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理性认同与实践皈依。令人痛惜的是，这份可贵的文学探索却被急遽而至的悲剧命运终止了，萧红也正如林黛玉和翠姨一样，还完了她们的情债便撒手离去了，我们终于永远也无法看到作家那另外的半部《红楼》了。

注释：

①⑭李泽厚著.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第3卷下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第21、46页

②③④⑥⑨（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31、35、52—53、10、12、页

⑤⑬萧红与《红楼梦》[N].太原日报.2007.09.24(第10版:作家生活)

⑦⑩⑪萧红著.小城三月[M].海洋书屋.1948.第3、37、17、页

⑧⑫曹雪芹著，吴铭恩编.红楼梦脂评汇校本[M/CD].2014

韦静（1988.08—），彝族，贵州毕节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