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

从《海角七号》看21世纪乡土电影的温情气象

王 卓

电影《海角七号》用4500万新台币（约900万人民币）的投资换来5.3亿新台币(约1.2亿人民币)，是台湾本土电影不可复制的案例。其票房神话的奇迹之处在于观众颇高的口碑。而这超高口碑的背后，正是代表着台湾乡土电影走向新世纪的温情气象。

一、电影中的梦与感动

众所周知，消费社会强调的是商品符号。然而，在符号爆炸的时代里，观众对这些符号逐渐麻痹，而最无法取代的，是基于人性而来的“梦”与“感动”，这也成为营销的诉求。而《海角七号》就是一个温情的感动和励志的梦，电影融入了台湾本土的情绪和一如既往对小人物的眷恋，既满足了观众的心理认同需求同时风格轻松诙谐幽默。这是台湾新世纪导演作品的特色，保留艺术价值之余还能积极响应娱乐流行电影的审美要求。这种温情的叙事是《海角七号》吸引观众成为本土票房奇迹的重要因素。

《海角七号》以台湾海边的小镇恒春为出发点，从爱好音乐土生土长的男青年阿嘉（范逸臣饰）视角出发，故事融合了本地、客家人、日本人原住民等不同文化形态的群体，共同为音乐交融在一起，以爱情+喜剧的形式讲述了两段伤感爱情。故事的主线是台湾当代男青年阿嘉和日本女青年友子的爱情，暗线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台湾光复，日本殖民者开始撤离台湾，一名日籍男教师在遣返的船只上，写下了给爱恋的台湾女生友子的七封信。明线大胆直白，暗线细腻柔情。两条线交织的环形叙事，展现了日据结束后台湾对日本的丝丝眷恋怀旧。

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海角七号》地点、音乐、人物、语言都展现了浓重的乡土气息。男主角阿嘉一出场的第一句台词就是直接辱骂在大多数人眼里是梦幻之地的台北。男主角从失去音乐梦的台北来到恒春，这种自我身份认知的矛盾如同大多数迷失的台湾年轻人。典型的台湾新世纪导演的叙事视角。村代表是本土化符号的核心人物。村代表代表本土意识的霸权文化姿态强势要求组建一支本土乐队来抗衡日本流行音乐。贯穿电影的台语，一脸真诚的客家人马拉桑，日本殖民遗老茂伯都具有鲜明的乡土气息。

《海角七号》的经典开头，日本男教师的画外音，轮船行驶在夕阳余晖的晚霞中，远处翻滚的海浪下，大海的宁静，男教师低沉的诉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友子，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经完全看不见台湾岛了，你还站在那里等我吗？ ”观众为美景心醉的同时又能隐约感觉一份难以割舍的依恋。音乐《1945》缓缓进入画面，渲染了残酷的时代命运，展现了一份无可奈何的爱情。剧情暗线叙事以七封情书贯穿电影。深情的诉说和抒情的文字并没有让观众感到矫揉造作，而是恰到好处渲染了这份时代爱情。男教师第二封情书中表述：“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每个时代的电影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观众也不一样，观众的需求影响着电影，电影业培养着观众，彼此打上各自的印记，成为时代的记忆。

三、深层集体心理的集中体现

《海角七号》很好贴合了台湾人民内心深处某种“深层集体心理”。后殖民时期的台湾，各种外来文化的碰撞，台湾的民族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的遗留以及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必然，让台湾人民缺乏安全感和身心疲惫。“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人类共同的情感是对爱的追求，而温暖的爱是跨越种族、身份、阶级和仇恨的。《广岛之恋》法国女演员和日本男建筑师的特殊相拥。《海角七号》中两段与日本割舍不断的情怀。“本土音乐”和“日本流行音乐”、“台湾男青年阿嘉”和“日本女青年友子”都代表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如果暗线男教师的爱情是时代的悲情。男教师的深情抵不过战争的结果。那明显阿嘉和友子的宣告了一个新的温情影像时代。在友子临别的海边，阿嘉紧紧抱住了友子，两段跨越民族和时空的爱变成一句“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影片用超越现实的梦幻温情了一个跨越民族仇恨的文化新思维，让所有时代的过错成为了温情的包容。《海角七号》是一部“和解”的作品，从中既看到台湾新世纪导演对“后新电影的余留作品”（既“新新电影”）中的现代主义的“灰色基调”的抵制，也看到一种新的“本土”风格的巨大潜力，可以在多样化的混合过程中容纳边缘化的乡村、少数族群和族裔、异同的语言以及外来人口。

21世纪台湾乡土电影新气象的核心就是叙事风格从悲情到温情的转变。正如《海角七号》所展现，电影中的温情可以跨越语言、文化、时间、种族。这种叙述没有淡化个人情感和时代记忆，而是告别悲情的叙述用温情的策略来展现历史遗留下可调和的文化冲突，把所有的悲情化解为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也正是这种温情的叙事迎合了台湾民众“深层集体心理”，温暖了他们早已沉寂的情怀。

王卓（1986.3-），女，江苏人，电影学专业，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电影史，电影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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