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我们人艺的首都剧场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北端路东，是一座很漂亮的苏式建筑。门前有个不小的广场，站在广场上仰望十几层台阶上的剧场，觉得它很雄伟，很庄严肃穆。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也是一件颇享受的事。

但是估计大多数观众都没有见过那红得发紫的丝绒大幕背后的首都剧场。按照最初的设计，剧场后台是一座呈凹字形分部的化妆楼，一共4层，同时容纳七八百人一起化妆是不成问题的。但因为这里同时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所在地，而北京人艺的话剧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化妆室，结果除了一楼化妆室功能不变以外，以上楼层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剧院各部门的办公用房和单身宿舍家属宿舍用房。办公室大多集中在二楼和三楼，相对于前面的剧场，那里就被我们俗称为“后二三楼”；而三楼的一部分和整个四楼，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住房是紧缺物资，这里一直是剧院部分成员的宿舍，由单身而家庭而拖儿带女。于是之、林连昆、苏民、吴桂玲、吕中，还有很多演员都或长或短在这里住过。我本人，也在这“后三四楼”度过了几乎整个青葱岁月。

刚刚到人艺的时候，我们班16个男同学一起住在后四楼东北角那间最大的屋子里（现在已经改成博物馆陈列厅）。那时的四楼，只有南侧的房间住着少数的几家住户，雷飞（已退休多年的老演员）、黄清泽（人艺资深舞美设计）。于是之住在西南角，那是里外两间的房子，条件比其他人略好些，但也只有二十多个平方。其余东侧和北侧的房子除了几个青年演员的单身宿舍外，多是空闲的，有的就成了我们学员班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南侧我们很少去，楼道里放着许多居家过日子的家什：煤油炉子、碗柜和做饭的一应用品。

1976年7月下旬，刚到剧院没多久的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噩梦——在我们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地震了。由于震感比较强烈，睡在上铺的同学比睡在下铺的同学还要快地跑到楼下的院里。虽然正值半夜，但所有的学生、值班老师，以及住在后四楼的老同志，剧场各部门的值班人员，全都聚集在楼下，大家惊恐地望着天空，不知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还是年岁大些的剧院舞美部门的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现已离退，其丈夫是著名国画家李行简，师从国画大师李可染）首先反应了过来——好多女孩儿由于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就跑到楼下，很多人穿的是极简单的睡觉衣着，“来来来！女孩子们到这边来！”她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只有我们班的陈明同学这时候才慢慢悠悠的从楼里出来，并称：楼要是真倒了，你们站在院子里岂不是更危险。众人

愕然……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简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简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虽然我一直觉得作为话剧团体参加综合娱乐形式的晚会是我们的弱项，因为相较于其他专业团体，具体到吹拉弹唱上我们就显得样样稀松了。而这次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慰问演出，却使我格外感动。当然我们依旧是吹拉弹唱都稀松，但我们有着一腔热情，记得当时的“老”演员郭家庆（现人艺舞美处长郭斌的父亲）采访了几个从唐山来的伤员，用很短的时间编成了一个朗诵故事，就在协和医院的草坪上为伤员们表演。当他说到“唐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到北京了！”这一句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伤员、家属还是医务人员无不涕泪横流。当时在场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实的震撼。时隔三十几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公元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床单，简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老师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四人帮”倒台了！我们从后三四楼的宿舍下来，在院子里，每人身上捆一个腰鼓，咚、咚、咚戚、咚戚地练了起来。几乎所有演员都参加了，不光有刁光覃、于是之、童超、郑榕这些当时的“老”演员，有当时还是年轻人的谭宗尧、米铁增、王大年。至于我和蓝法庆、张福元、李春立、丛林、张万昆这些学员更是生力军，大家穿着黄绸子上衣、蓝绸子裤子，头上系着白毛巾，打着腰鼓，从首都剧场往南经王府井上长安街，经过天安门，从西单到西四再转回来。人们唱啊、跳啊，尽情在长安街上扭啊……那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啊！直到今天，每当电视里出现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镜头时，我都会格外留意——多希望能看到当年我们的身影啊！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化艺术的春天到来了。那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几年，我们也跟着忙起来了——剧院复排了《蔡文姬》。我们的宿舍也从四楼搬到三楼，由原来十几个人住的房间，变成了三个或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三楼排练厅就在我们住的房间斜对面。《蔡文姬》排练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只是龙套，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形影不离”、“分秒不差”地从头到尾跟了下来——就住在对面嘛，几乎和住排演场里没有什么区别。

更有趣的经历是，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白天排练结束，晚上我们就去剧场前面的售票处帮亲友排队买票。《蔡文姬》的复演轰动京城，观众竞相购买盛况空前。买票的观众从头天晚上开始排队，剧场前面的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早晨九点售票之前，排了一宿队的观众生怕买不上，纷纷往前挤。虽然及时采取措施，宣布每人限购两张，最后还是把广场的南墙挤倒了……一出话剧，怎么能有这样强的吸引力呢？当时的我虽然还年轻，但是从那倒塌的南墙废墟上，我仍然隐约感受到了什么——那是某种禁锢被摧毁后的欢腾，那是长年压抑后喷薄而出的激情！观众需要话剧。

住在3楼的时候，我在312房间。左面就是刘锦云和李龙云、王梓夫的“创作用房”，右面是丛林、高行健。作家们每天早上到院里来，偶尔到2楼去办办事儿，其它时间都能听见他们在“创作用房”里聊天。午飯时到食堂打了饭，会有于是之或林兆华陪他们一起吃，吃饭时也喝上几盅，聊的是山南海北，上下五千年。大家都知道，于是之当时是剧本组组长，主抓创作。正是有了这样能长时间聚在一起的生活机缘，才成就了这几位“大家”精神上和创作构思上的碰撞，擦出了火花。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剧院的剧目创作相当活跃，像《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都是在那前后诞生的。endprint

那几年的我们，青春勃发，精力旺盛。二十郎当岁，也是求知欲最强的年龄，住在剧院后三楼，无忧无虑，早上跑步锻炼，白天或上班排练，或出去看展览、看电影，晚上演出或到北京的其它剧场看戏。然后是半宿半宿的畅饮、畅聊，真正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我们在那时看到了不少难得见到的剧目，总政文工团的《万水千山》；青艺的《豹子湾战斗》、《伽利略》、《猜猜谁来吃晚餐》；承德话剧团的《青松岭》；战友文工团的《槐树庄》，记得连西藏话剧团的来京演出都去看了。

住在3楼到剧场看戏很是方便的——可以看全剧，也可看前半场或后半场，甚至可以专门挑着自己喜欢的哪一幕或哪一个段落看。当时剧场经常放内部参考电影（亦称内参片），后台和后台通往舞台的门会被锁起来。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从北四楼排练厅（位于北副台上面）的窗户钻出来，沿着窗外只有二十多公分宽的抱角廊台一点一点蹭到剧场北休息室顶上的阳台上（现此处已为试验剧场的咖啡厅），沿着长年放在那里的一个梯子，爬到剧场的屋顶。再往东绕到舞台顶楼的东面，那里的墙壁上有一串通往顶部的悬梯，爬上去、顶上有只用铁砣顶着没有锁的两个小门，慢慢儿用力顶开，进去关好门，再沿着舞台顶部的盘旋铁梯一圈一圈转着下到舞台，坐在台板上就能看“反面电影”了。虽然电影里的人都用左手打枪，左手做事，虽然银幕中央有一个白色的放映灯很刺眼，但我们觉得只要能看上电影，就非常高兴和满意了——我就是在那时看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罗马之战》、《蛇》、《沉默的人》这些经典作品。更难得的是，还能看上一些老的戏剧作品改编的电影，比如《奥赛罗》、《王子复仇记》、《钦差大臣》等。当可以公开放映越剧电影《红楼梦》时，我们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地到剧场里看电影了。《红楼梦》一连看了十几遍，“宝玉哭灵”、“黛玉葬花”等重要段落，我几乎都可以背下来。前几年到上海演出，东方卫视采访我，知道我对越剧“红楼梦”格外痴迷，还特意牵线带我到徐玉兰的家里，拜访了徐玉兰老师。她送了我纪念册，我送了两张《雷雨》演出的票，也不知他老人家来看了没有！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成了家有了孩子，“宿舍区”的人口开始膨胀。到了八十年代，四楼已经住满，人口逐渐向三楼发展，三楼有些房间原本是办公室，渐渐也被改编为“家属宿舍”。

每天下午五点前后，是后三四楼最热闹的时候。由于很多男演员和男舞美工作人员的媳妇在外工作，五点钟下班，路上还需一段时间，等到她们回来再操刀下厨，就赶不上晚上的演出了。所以人艺的男同志，尤其是住在后三四楼的男同志，厨艺都不是一般了得的。楼道里一家挨一家，家家门前有个三屉桌，桌上做饭的家什一应俱全，矮凳上高压锅煤油炉呼呼作响，一个个男人操刀挥勺，煎、炒、烹、炸，互相切磋技艺也是常有的事，整个楼道一时之间成了个大厨房。等媳妇们带着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孩子到家了，一起吃完晚饭，下楼化妆准备演出，嘿，一准儿正是时候！

是啊！现在回想起来，大家住在一起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那时候，我们这些当年的学员大多都已经成家了，成家了就得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应俱全，全部在楼道里。可像王树栋（现官称“毛毛”的舞台监督）、李果（著名舞美设计），和刚刚来到的八五班学员们，还是一群孩子，在他们那儿，则是吓人搞怪恶作剧，一应俱全。所以我们出来做饭，发现什么东西丢点少点那简直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楼道里用报纸包好的冬储大白菜，被黑虎掏心半夜去拌白菜心儿做了下酒菜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酱油、醋还一定也是出在你身上。楼道里的“美味佳肴”也经常不翼而飞，锅里炖的鸡经常在你揭开盖子的时候，两条大腿不知怎么就没有了。但也许你拉开厕所小隔间门的时候，里面正巧就蹲着一个正在啃鸡腿的人。哈哈，也只能互相笑笑也就算了——孩子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更有甚者，居然有人把雷飞老师高压锅里炖的肘子拿去吃了，又怕被发现，在汤里补上了一块砖头……说实话，谁都从年轻时过过，但把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淘气”得确实有点出圈。别看平时经常搞得你哭笑不得，但到了大事的时候，这些小青年们还是很让人感动的。1986年我爱人怀了儿子，我当时在加拿大演出。有一天她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时排在我爱人身后的就是毛毛。用他自己事后的话说：“我还正耍贫嘴呢，忽然间发现，嫂子直打晃……”就在我爱人倒下的一刹那，黄树栋伸手把嫂子从后边抄在了怀里，送了医务室。等我们演出归来，看他这通表功！后来，我儿子生下来接回剧院之后，他们还在楼道横拉上铁丝挂上纸牌上，上面写着：嘘，安静！孩子在睡觉呢……

儿子四五个月的时候正值盛夏，我们每天上下午排练晚上演出。偶尔没有演出的傍晚，也会推着小竹车，里面躺着洗过澡的胖儿子到传达室门前的树下乘凉。有一次，一帮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到剧院做客，走到传达室门前，看到小竹车里的儿子一个个露出来喜欢的表情，我顺手撩开盖在孩子身上的毛巾被，露出来男孩子的“标志”，一帮“国际友人”竟然边欢呼边鼓起掌来——原来他们也“重男轻女”！比邻而居的作家们，语言总是那么“独特”得不中听。看见你在楼道里给孩子洗澡，王梓夫会笑眯眯地问上一句：呦！洗孩子哪。惹得一楼道的同志们笑着叱道：怎么说话呢，这是！看着孩子满地乱跑越来越可爱了，刘锦云喜爱的说：这孩子真好看，我早就说过槽头买马看母子（“子”字轻读）嘛！

住在后三楼是那个房屋作为生活资源极度短缺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却给我们剧院一代又一代处于学习阶段工作初期的年轻人，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生活与工作，排练与学习，工作与休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特殊的优越环境。1988年四五月，我们在三楼排练厅排练“天下第一楼”。每天晚九点排练结束后，都会有几个住在三四楼的中青年演员且不走呢，说呀聊呀没完没了。我就经常利用这段时间，拉住同样没有离开排练场的仁宝贤、李光復，帮我看帮我想帮我当对手反复一遍一遍的排，直到他们看着不别扭，自己也觉得舒服的时候，才会关灯锁门各自回宿舍。我儿子杨玏当时一岁多一点，正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时候。他也经常挓挲这小手晃晃悠悠的溜达进排演场，爬到椅子上胡乱拍响导演的“手铃”，七嘴八舌聊天的人们会下意识地瞬间安静下来，待看明白是杨玏的“手笔”的时候，有的喜爱的摸摸他的头，有的善意的嘱咐“这东西”不能瞎玩，有的偷偷把铃收起来——大家的神经对那个“小东西”实在太敏感了。丛林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了孩子当时可掬的憨态，这些照片现在越发珍贵了。

舞台上的演出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住在后三四楼的演员和舞美人员经常成为“救场如救火”的救火员。那一年演《谁是强者》，剧中演科长的严燕生突生急病上吐下泻，舞台监督到三楼叫我下去“钻锅”，我关掉煤油炉，盖上炒了一半的菜锅就到台上对词去了。后来，由于严燕生的带病坚持工作，忍痛上台演出了，我才回到三楼继续炒菜做饭。还有一次演《田野。田野》，一位年轻演员在社会上惹了事受了伤，直到开演前最后一刻才决定由李光复代替他。李光复在后台做了简单的准备就上了台了，演对手戏的林连昆老师还蒙在鼓里，看到李光复晃晃悠悠的走上台来，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眼神里分明在问：你怎么上来了，那小子呢？后面的一段戏，俩人演得很慢很“深情”。看似林老师很照顾“戏生”的李光复，实则林老师一边说词一边用眼睛向后台逡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剧场属于公共设施单位，防火检查相当严格。由于后楼住有大批的家属，消防部门下达了多次令首都剧场停止营业的通知。时任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同志反复找市政府，终于在1991年，由市里拨款，为后三四楼的住户，购买了东直门和劲松的30多套房子。搬离剧院的时候，有心人方义（北京人艺舞美）、李果，竟用相机拍了后三四楼大量的生活场景。现在看来，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前些时，我问妻：如若时空能倒流，你能忍受后台三楼的生活吗？妻回忆着说：什么叫能忍受吗？其实那时候的生活，还真挺好的。大家住在一起，挺有意思。

（责编：张志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