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芳

90后男孩“可爱丧”戴着发箍坐在我面前，他不愿意透露真名，只让我称呼他的网络ID。和他笔下动不动就抓狂、神情夸张的“小丧丧”不同，本人精瘦，全身黑色装扮。这两年业余时间里，他就着方便的iPad创作了不少表情，运营着一个“小丧丧”系列，在微信上受到不少关注。

第一次接触到“丧”的表情，他觉得很奇怪，“不喜欢，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但是和很多人一样，他慢慢习惯将这种难以道明的情绪运用于网络社交生活。有人指责这是颓废，有人形容是沮丧，有人只是单纯觉得好玩，这种形式的亚文化携带着复杂的话语基因，在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的年轻一代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场域。

嘴上无“丧”不欢，难道现实就真的是哀鸿遍野？丧文化悄然出现背后，大家都戴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具？

“有一点沮丧，也能给人希望”

2016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唱出了那首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和同时期走红网络的“葛优躺”图片热点相撞，火爆网络。歌词里，那个到下班时间却突然被叫“大卫”的老板拖着开会的人，嘴上说着“我热爱工作”“谁需要睡觉”，心里却念叨着“怎么样老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以及恶狠狠的“辞职以后拉黑他”，虽然不是具名的谁，但上班族都在歌词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使得神曲犹如病毒一样快速流传，并由此爆发出一种新的话语形式。

负责作曲和指挥的金承志，后来这样解释歌曲的风格：“大家说出这个词，比不说出这个词要好，继续吐槽比不吐槽要好。”

形式上而言，“丧”没有像cosplay、嘻哈音乐一样构建出新的“专业术语”，但却讨巧地在原有话语构成、话语体系上做一种符号的变位，从而赋予新的含义。在这种语境下，“丧”念第四声，不再是第一声表示的含义 ，而是表现了字典释义里所呈现的“丢掉、失去”的意思。“丧”文化更偏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方式来展示情感，呈现只可言传的内心画面。

可爱丧在微信创作的“小丧丧”系列表情里，最受欢迎的一套有将近23万的下载量，不时也会有用户小金额的“打赏”。每到周五，“可爱丧”就能在创作者后台的数据里看到，“工作总会一件件件件做完”的表情使用率总能达到峰值，这也是他在工作忙乱时最喜欢丢出的一个表情：一个小人坐在办公桌前微笑着脸，一叠文件堆在旁边，透着某种挫败感。类似的用法还有“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落落落的”等等，不断变换花样。

以正统的感情话语冲击真现实，构成了“丧”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公式。“加油，你是最胖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当长期活在糖皮外衣的话语体系中，习惯了一成不变、基调一致的格言警句后，突然迎来这样赤裸裸的话语风格，瞬间如感知到剥开的洋葱那样新鲜，因而青年群体乐于传播这样的句子。

不久前，有广告商打出所谓的扎心文案，以“丧”的口吻塑造生活中的不同困窘场景，意图表现现代人欲望与消费能力的不平衡，试图以残酷的绝望引起共鸣。然而这则以丧自居的广告，却并没有如想象中受到大众的迎合，反而受到不少批驳。

当时“可爱丧”在看到这则文案后，已经觉得“很没意思”，他不认为对贫富的单向度强调是“丧”的核心。他理解的丧“有一点沮丧，也能给人希望”，他摇了摇头，“我不认为丧是绝望，如果是絕望的话我就不会画它了”。

胡疆锋对亚文化一直非常关注，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他认为，丧文化和其他亚文化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在生活方式和美学观念的更新上，蕴含着“希望和危机同在”的观念。

“可爱丧”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自己其实也并非表情里画的那样—“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要开心呢”，如果生活中有朋友真的持这样的生活态度，“我反而会很不喜欢”。因为他始终知道尺子在哪里：发泄那一刻的情绪过后，生活还是应该正常进行，动机则是“工作多枯燥啊，不发泄一下多无聊”。

杜骏飞曾经对丧文化有过专门的研究，他在论文里提到，单从表面上理解，丧文化“半是自嘲，半是宣泄”的呈现状态符合“习得性无助”的特征—个体在经历某种学习之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呈现出的消极心理状态。无助的外壳下，亚文化群体实现了对现实压力的解构和反抗，使得其光谱涵盖了自我强化、狂欢、戏谑、抗议、消解、反思等色系；换言之，消极和绝望并非丧文化的全部。

逃离还是放松

网络“丧”文化情绪的酝酿、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流行文化传播的影响。

3年前，美国视频网站NetFlix开播成人喜剧动画《马男波杰克》。情节开始的设定是，这个活在平行世界外的拟人化动物—长着马一样外貌的男子，身份定位是过气的明星。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主角：他每天的消遣是一遍遍回看自己曾经主演的电视片段；他自恋、自私，也容易自暴自弃。每集主题曲播放的开头，都是他那惊恐、呆滞的眼神，仿佛就是“自我放弃”的最佳诠释。

在上海的艺术家朱敬一眼里，这样的“丧”不是他所追求的。尽管“马男”这个角色也在中国流行、传播，但是他不认为这就代表了传播者的生活状态—至少他自己，真实生活中就不是这么“丧”的人。他爱写与“丧”有关的书法，然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他对这种文化的理解有另一层意思。

朱敬一因其强烈个人风格的书法作品成名，像很多艺术家给人的飘逸印象一样，他也有一肩时常扎起的长发。但他说，在以前的人生里，从没想过会因写书法而成名。

他在南京师范大学修读国画专业之初，必修的书法课总是让他“每次都特别痛苦”。他从小就不断受到“你的字真的很丑”的打击，大学期间更甚，每次的临摹作业，同学们都轻而易举地漂亮完成，唯独他怎么也写不出老师给定的风格。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的他只能安慰自己：也许就是天生缺根筋吧。

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江阴当一名大学老师，直到任教的第七年，他决定放弃公职，去到上海寻找机会，真正当一名艺术家。然而那时他已经接近30岁了，按他的说法，“同辈的能成功的已经成功了，没打出名堂的也不太可能了”，他只能逐家画廊去敲门，但无一获得青睐，铩羽而归的滋味让他永生难忘。

与人生和解的时刻，在于他又一次在失意之时去到酸菜鱼店里，发现有个“怪人”只吃了菜里的边角料和鱼骨头，全然弃鱼肉于不顾。自感一直被嫌弃和不解的他，刹那间有了“对接”之感。他醒悟到，要接受自己的缺陷，不再把传统意义上的好看作目标。这种心态，反而让他抛开了大学时候的焦虑，后又因自己“无门无派”的书法意外引起关注，发现了新的职业可能。

过去，他说自己喜欢“正能量”，那时流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口号，他尝试着像别人一样，每天去跑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充满正能量往前走”。然而他发现，这样并没有让自己过得不那么痛苦，反而走入了一个误区。“如果路没走对，即使每天走再多步，最后还是失败的。”

在他看来，“丧”是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我写书法就是一个业余的状态，从没想过会红，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好的创作一定是要在非常放松的状態下，不是企图心特别强的。”那种大学时绷得很紧的感觉让他备受束缚，“丧”传递出的“人生嘛，躺着也可以”的释怀，反而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现实中，他的书法为越来越多人所知，他笑说实际上自己“一点也不丧”。

尽管类似的话语在“可爱丧”笔下的表情里也不少见，但当我向他抛出相同的问题时，他也承认，身边的确没有像他的表情一样生活的人。在他看来，“丧”止于线上即可，带到线下并不明智。

这种复杂的情绪，有人概括为“逃离的假动作”，指的是所谓逃离，只是发生在符号层面、想象中的抵抗。胡疆锋则称其为埋藏在心中的“真性情”，是通过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不是采取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体现在“丧”文化中，则是“言行不一”。

杜骏飞也发现，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股弥漫的“丧”情绪，并没有普遍造成“低成就动机、低自我概念、消极定势、低自我效能感”的结果，他们的内心和行动并非一味消极。如果探究原因的话，传统媒体时代所沿袭下来的回音室效应有重要的影响—即使传播渠道的选择更加多样化，人们还是依赖于选择自己信赖和立场相近的媒体，因此同样的段子和表情闭环传播，话语权被逐渐放大，容易引起假象的不安情绪，强化了“丧”文化中的悲情元素。

大树和小草

50多年前，研究亚文化的伯明翰学派学者霍尔说，青年人的箴言是“您的自我就是真实”。在这场情绪的放牧中，“丧”文化的传播隐约触及的问题还是离不开对真实自我的探寻。具体到对生活模式和意义的认同上，这一代人更加深切和真实的追问是：自我是什么？自我是朋友圈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自我是世代沿袭下来的路径？自我是漫天遍地的成功经验？自我属于我还是他人？

作家赵曾良最近被转发最多的微博，是发了这样一段话：“不要紧，你就算看书也还是会感到寂寞，看了电影也还是寂寞，就算跟意气相投的人聊天也还是会寂寞，谈了恋爱也还是会寂寞，工作时也寂寞，跟猫在一起也寂寞，你就会那样一个人死去，不要紧的。”丧是无疑，与其说是沮丧，更多则是迷茫。写书并非她的全职工作，研究生期间她去意大利修读建筑设计，今年4月底毕业后就一直待业在家。

赵曾良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在本科踏入建筑学的大门时，并不是特别坚定，等到读研究生时发现自己“既不擅长也没天赋”，为时已晚，因此在面对工作这件事上，“决定花更多时间去思考之后再做出决定”。

她曾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丧”的核心：俞敏洪曾在演讲中鼓励大家都要成为大树，“这样就没人可以踩你了”，当时她的想法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树吗？不是的，大多数人还是要做小草的”，所以会有人灰心丧气，但这不是一种自暴自弃，而是作为一株草，现在这样用尽全力地活着，才是丧的核心，“如果完全堕落了或是放弃自己了，就不会丧了”。

微博上的赵曾良，在记录自己生活时，话语调皮又有趣，但是生活中，她并不总是乐观。她说自己的人生轨迹如同摆锤的两端，看似过程中有无限可能，其实开端和结局早已注定，越长大越无力，就像一个圆，圆周大了，另一侧的未知也就更大了。

同样的说法也可以在“可爱丧”口中听到。初中毕业后，他诚恳地对母亲说，再读下去也不会读出什么成绩的，获得理解后读了3年中专。现在他在做手机配件设计相关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没找到更好的”。

他不是会给自己定长远目标的人，对于成功，他的定义是“只要你是真的开心就是了吧”。他的父母也不是那种会催促他和给他压力的人，在“不喜欢什么”的选项上他很快就可以勾出，但在喜欢和值得坚持的选择上，他却一直在找寻。

赵曾良坦言，自己最大的困扰是没有真正的方向，更多在思考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所有的忙忙碌碌，到头来会不会是一场空？”

赵曾良的想法不会是孤例，在漫天的话语狂欢中，不同个体都在面临不同的境遇。在面对“每个人都能成为大树吗”的问题上，年轻一代正在作出抉择。

那么，当下“丧”文化的盛行是缺乏精神归宿的表现吗？胡疆锋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觉得是一种“探索局外人的精神生活的可能”。

“丧”文化是否如名字给人带来的观感一样可怕？不见得，他们当然不是圣人，也非颓废的恶魔，而具有引领社会的、富有创造性的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在破坏、重整长久以来控制生活的文化霸权和文化规训上，“丧”文化能提供变革的新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