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石松

摘 要：提高社会劳动参与程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支柱。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及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两性劳动参与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它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形成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传统观念作用下，结婚尤其是成为父母等角色转换的节点事件，通过家庭责任分工的中介作用而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几率。研究为劳动参与模式的性别差异提供了社会文化机制解释，通过家庭劳动时间直接衡量家庭责任而推进了家庭与市场劳动互动机制的讨论，为制定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有益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性别角色观念；劳动参与；家庭责任分工；工作-家庭冲突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091-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少子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双重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而且，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进一步抑制人口的生产性并加剧这一紧张态势。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是势在必行的战略选项。不过，有研究发现，劳动参与率变化主要源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急剧下降1。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制干预和“男女都一样”的性别意识作用下，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曾与男性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和观念转型变化的深刻影响下，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开始拉大。“六普”数据表明，城镇地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72.78%，其中男性平均为81.82%，女性平均为63.61%2。

那么，女性劳动参与程度为何低于男性？提高女性劳动参与以便促进全体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切实可行的政策取向吗？特别是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女性或家庭层面存在如何平衡生育和就业的问题，宏观层面也面临如何提高生育水平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女性劳动资源充分利用以缓减老龄化问题的两难选择，相关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现有研究已从就业体制转型、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结构变化等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变化趋势加以解释1，但鲜有文献探究劳动参与模式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机制。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传统“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定位对性别分工模式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s）2的社会文化属性理应受到重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性别角色观念在社会调查中得以实现操作化测量，并开始应用于实证研究之中。相关研究主要以家务分工为议题，证实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具有显著影响3。事实上，家务活动与市场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性别分工议题的一体两面。因此，本文进一步探析性别角色观念对市场劳动参与行为及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传统家庭角色与社会劳动参与之互动关系，深刻理解劳动参与性别差异及其随生命历程事件的发展变化关系。

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操作化测量性别角色观念，并探究其对男女劳动参与的不同影响，为劳动参与模式性别差异的深层次文化机制提供经验证据，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提供新的认识。二是采用时点和回溯调查数据，透析结婚和生育等生命历程事件对男女劳动参与的不同影响，并利用家庭责任观念、母亲就業态度等性别角色观念对其提供解释。三是进一步利用家务劳动时间对家庭责任加以直接测量，探析婚育事件、家庭责任分工和劳动参与的互动机制。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性别角色观念与劳动参与

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决策是按照自己的偏好，从工作收益与享受闲暇或从事家务之间进行优化选择。由于人力资本禀赋、家庭背景，以及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对劳动参与具有不尽相同的选择偏好。然而，个体决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嵌入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劳动参与及性别分工模式，还受到宏观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基于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形成的社会角色观念，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规范指导作用。

按照社会角色理论或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角色形塑了人们的观念意识，并使之采取适切的行为。因而性别角色观念能够影响两性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和关系4。事实上，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行为及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可能在青少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就产生了。因为按照性别社会化理论5，作为生物个体的两性男女向社会人转变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如父母、同伴、学校和大众媒体等）传递和教化有关性别角色规范和期望。个体同样加入到这一过程中，学习和遵守性别规范，以此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发展形成影响劳动参与的个体特征、偏好和经历的性别差异。例如，性别角色观念是影响自我能力评估与职业期望、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6。也就是说，男女两性早期形成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引导其行为和决策，进而影响随后的职业行为和结果。

经济学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身份认同理论也推导出类似的命题。Akerlof和Kranton借鉴心理学概念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分析框架，指出身份认同或自我感（sense of self）对个体效用具有直接影响1。与身份相关的效用，不仅来源于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别，而且取决于个人的行为特征是否符合所属群体的社会规范。如果个体行为偏离其所属类别的行为准则，则会因认知冲突而降低身份效用（identity utility），甚至遭受社会偏见和惩罚。性别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类别，男女两性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并通过鼓励趋同、排斥异类的机制来维持和强化性别身份认同。因此，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个体效用的方式对市场劳动参与行为具有持续影响。

已有实证研究为上述论点提供证据支持。采用追踪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等因果分析方法，最新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力人口（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坚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不仅具有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少的市场工作时间，而且失业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显著提高。与女性相比，男性劳动参与受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要小一些，因为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更难以被社会所认同。例如，有研究发现性别角色只影响女性的市场工作时间，而对男性几乎没有影响3。endprint

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说明，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影响，其对劳动参与模式的性别差异具有潜在的解释作用。因而提出假设1：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女性）具有显著影响，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

（二）角色冲突、家庭责任分工及劳动参与

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相继经历角色或身份变换的节点性事件，如结婚和生育。在特定阶段，需要同时承担配偶、父母等非工作的家庭角色。尽管“身兼数职”理论上有益于心理、生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发展4。但女性的其他角色，如家庭照料者、监护人和情感照顾者，可能与工作角色潜在冲突。当家庭角色需求增加，受传统观念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女性不得不增加家庭角色投入，这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占主流的社会更加明显。相反，丈夫和父亲角色能够强化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工作角色，相比女性更容易协调多重角色之间的压力。

大量证据显示，结婚和生育是影响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的关键点。一方面，结婚和生育事件会激发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行为，即通過家庭责任分工机制而“实践社会性别”。例如，母亲身份尤其是信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或看重家庭责任的母亲，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但父亲身份对家务劳动时间没有影响5。另一方面，在工作-家庭冲突机制作用下，有孩子（尤其是学龄前孩子）会降低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及工作时间，而父亲的工作时间则有所增加6。对于那些认同“妈妈出去工作会影响儿童成长”的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并非她们的理想模式，劳动参与下降尤为明显。总之，生育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母亲身份、家庭责任观念都会扩大劳动参与性别差异。

基于上述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结婚和生育（尤其是年幼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检验它的作用机制，即家庭责任分工机制和工作-家庭冲突机制。已有研究表明，母亲身份会明显增加中国城镇女性的家务劳动量，但父亲身份和子女年龄结构对男性家务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1。同时，尽管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但中国城镇女性仍肩负家庭劳动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压力2，使得女性在时间、行为和角色方面都表现出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劳动与就业、市场工作时间负相关。由此推理，家庭责任分工是婚育状况与劳动参与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或家庭责任分工机制可以解释婚育状况对两性劳动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婚育状况对男女两性劳动参与的不同影响，可以由家庭责任分工机制和工作-家庭冲突机制加以解释。

此假设又可细分为两步进行相关经验分析，即假设3a：家庭责任分工机制，女性相比男性在结婚和生育之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假设3b：工作-家庭冲突机制，其他因素不变，家庭劳动时间越长的女性，其劳动参与概率越低。如果这两个机制假设成立，在劳动参与分析中控制家庭劳动时间后，结果会发现婚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下降或不再显著。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连续性截面调查数据。其中，2012年调查问卷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属性、劳动参与状况和社会态度（含性别角色观念），主题模块涵盖家庭责任观念及家务分工状况等3，这为本研究探讨性别角色观念等因素对劳动参与模式及性别差异的影响提供独特而详实的数据资料。4

考虑到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剔除目前正在务农、没有工作且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样本，提高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同时，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样本限定为60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包括在校学习、丧失劳动能力和离退休人员。5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5383（女性占45.7%）。

（二）变量界定

劳动参与是本文的因变量。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和定义，构建劳动参与状况的二值因变量，“1”是包括就业和失业的劳动参与者，“0”为未就业且在调查时点过去三个月未找过工作的非劳动参与者。由此得到样本劳动参与率为86.8%，性别差异统计显著。其中男性为94.6%（N=2925），女性为77.6%（N=2458）。

性别角色观念是劳动参与模式及其性别差异的核心解释因素。CGSS调查问卷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问题有五个，本文选择与市场劳动性别分工直接相关的问题，包括“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6被访者要求按照李克特5级量表方法分别对上述表述进行认可评价，得分越高表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信度检验发现，四项测量指标之间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622，信度系数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为避免测量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并提取一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度为47.0%。为了更直观理解性别角色观念，经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后将“性别角色观念”综合因子得分转换成取值范围在0至1的指数。0为最具性别平等特征的现代观念，1为最具传统取向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效样本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指数为0.451。其中，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相对传统，其平均值为0.470，女性的平均值为0.427。为了检验假设1，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女性虚拟变量、性别角色观念及两者的交互项。

遵循前例，考察婚姻状况和家庭子女结构对男女劳动参与的影响，并检验假设2。婚姻状况是分组虚拟变量，分别定义为未婚、已婚有配偶、离婚丧偶，以未婚为参照。与已有研究一致，以没有子女为参考，构建有6岁及以下小孩、有6岁以上小孩两个虚拟变量。为了检验假设3，利用平均每周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对家庭责任进行操作化测量，以此检验婚育状况、家庭责任分工和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家务劳动时间由问题“一般来说，您一周花多少小时做家务？（不包括看孩子和休闲娱乐时间）”得到，家庭成员照料时间由问题“一般来说，您一周花多少小时照看家庭成员（如小孩、老人、生病或残疾的家人）”得到。这些变量仅限于B卷主题模块的2411个子样本。endprint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人口学特征变量。人力资本一般采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加以衡量。根据问卷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分类选项，操作化为虚拟变量组，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包括未受过教育）、初中（包括技校）、高中（包括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分析中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构建是否健康的二值虚拟变量，把“很健康”、“比较健康”和“一般”定义为1，“不太不健康”和“很不健康”定义为0。

劳动参与具有个体生命周期特征，以往研究发现劳动参与年龄模式具有倒U型特征。因此，在分析时加入连续的年龄变量及其平方项。在中国，党员和户籍身份也是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及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回归模型控制党员身份、户籍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党员身份也被编码为二分类变量，中共党员为1，其他为0。为了反映城乡户籍差异，将户籍身份区分为城镇和农村（农业户口为1，非农户口为0）。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和就业机会，因而将省级层面的地区虚拟变量加入到模型中，以便控制无法观察的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模型與方法

由于因变量为二值响应或虚拟变量，且个体劳动参与决策是通过对不同选择所引致的效用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只有当选择参与劳动的效用大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效用，研究者才观察到劳动参与行为。这种情况适合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这与以往同类文献的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回归分析中，调整样本在社区（居委会）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四、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的作用

数据分析从检验常规的劳动参与影响因素开始，逐步纳入性别角色观念及其与女性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对研究假设1进行验证，结果汇报于表1。

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等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的结果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显著低于男性。这显然无法完全归因于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的差异。那么，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是性别角色观念导致的吗？与预期一致，加入性别角色观念后，模型2发现它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作用，性别角色观念越趋近传统，劳动参与概率就越低。不过在控制性别角色观念后，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反而扩大。1进一步分析发现，这正是因为忽视了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劳动参与的异质性作用。事实上，从模型3可以得到，女性和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证明劳动参与性别差异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作用，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明显影响（性别角色观念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假设1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与此同时，发现性别本身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大大下降。换言之，性别角色观念是形成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劳动参与及性别差异的贡献，基于模型3对其边际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在其他条件不变下，性别角色观念指数从0上升到1，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将从85.1%下降到67.8%，劳动参与概率的性别差异则从9.7%扩大到26.1%。其中，性别角色观念处于样本均值点（0.451），女性劳动参与概率比男性低16.2%。由此可得，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解释程度是不容忽视的。

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劳动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受教育程度高和身体健康，即人力资源禀赋较高的劳动力人口，其劳动参与概率较高。劳动参与年龄模式具有倒U型特征，劳动参与概率与年龄正相关但与年龄的平方负相关。1党员身份、农业户口与劳动参与正相关，而民族身份对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此外，省级层面地区虚拟变量组联合显著，说明个体的劳动参与概率在省份之间存在差异，无法观察和控制的地区结构性因素对个体劳动参与具有影响。

（二）婚育状况、家庭责任观念与性别（夫妻）分工

从上述结果还可以看出：生育状况尤其是学龄前子女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2，即分析婚姻和生育状况对男女劳动参与行为的不同影响，采用女性和男性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同时也作为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男女劳动参与的稳健分析。

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作用下，与预期一致，婚育状况对男女劳动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假设2得到支持。女性的劳动参与不仅依赖于是否有配偶、是否有年幼的孩子，而且依赖于配偶的经济状况（见表2）。与未婚相比，已婚有配偶的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模型1），但已婚男性的劳动参与概率则提高（模型2）。生育状况尤其是子女还处于学龄前阶段（6周岁及以下），其对女性（母亲）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男性（父亲）的劳动参与对子女年龄结构并不敏感。

加强样本之间的可比性，通过限定已婚样本并控制配偶的收入水平进行稳健分析。1结果依然发现，表征儿童照料责任的子女年龄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几率较高，但当子女入学后则不再显著影响劳动参与（模型3）。相反，可能由于“强强结合”的选择性婚配，丈夫的劳动参与概率与妻子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其劳动参与行为不受子女状况影响的结论保持稳健（模型4）。2

事实上，回溯性的夫妻配对数据也证实，成为父母之后的工作经历和劳动参与状况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3调查结果显示，在小孩还没上学之前，从母亲的工作安排可以发现，全职工作的比例不到一半，37.2%的母亲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小孩，这一结果与公众认知一致。4而父亲的劳动参与状况基本不受生育事件的影响，接近92%的父亲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从家庭分工模式看，夫妻双方都全职工作的比例仅为43.9%，妈妈留在家里而爸爸出去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样本占全部家庭的32.6%。反过来，爸爸留在家里但妈妈出去全职或兼职工作的家庭仅占1.5%。由此推理，当家中有学龄前儿童时，女性承担儿童及家庭照料者角色并降低市场劳动参与概率，而男性更多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即使小孩都上学以后，部分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和全职就业比例有所上升，但依然有17.6%的妈妈选择继续留在家里，这比社会所期待和认可的比例要高。5夫妻配对数据分析再次证明，生育状况尤其是年幼子女对男女两性劳动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endprint

女性劳动参与相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生育状况的影响，这与传统的家庭责任观念和母亲就业态度密切相关。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84.2%的公众认为学龄前儿童应该由家庭成员照顾，仅有11.1%的被调查者选择收费机构或个人（如托儿所、保姆）。1出现这一观念的原因在于社会化托幼和儿童照料服务可得性、可及性欠缺，或是对机构或保姆的服务质量不放心，年幼孩子的妈妈也不可能完全对其撒手不管。因为53.0%被调查者认为（包括同意和非常同意）妈妈出去工作会影响小孩的成长，这就是所谓的“职场妈妈的内疚”。调查结果显示，最好的儿童照料安排，是爸爸从事全职工作而妈妈待在家里（49.9%）或仅做兼职工作（29.0%）。相应的，最差的安排则是妈妈全职工作而爸爸留在家里照顾小孩（54.9%）或夫妻双方都全职工作（20.7%）。女性自己也是普遍认同这样的观念，调查结果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利用列联表卡方检验发现，成为父母尤其是小孩还没上学的时候，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与上文提到的家庭责任观念、母亲就业态度密切相关（p=0.000）。越是认同妈妈待在家里照顾小孩是最好的安排，或越倾向于认同妈妈出去工作会影响小孩成长，女性生育之后的劳动参与就越低。由此推理，传统观念影响的家庭责任分工，可能是父母身份对两性劳动参与影响不同的原因。

（三）家庭劳动时间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上文分析发现，在传统家庭责任观念和分工体制作用下，女性在结婚尤其是生育之后凸显家庭角色，相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儿童照料责任。接下来主要探究家庭劳动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从而检验工作-家庭冲突机制并对婚育状况影响劳动参与进行机制解释。

研究结果发现，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婚育状况密切相关。其中，男性平均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为7.58小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4.82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sig=0.000）。与家务劳动分工一致，儿童等家庭成员的照料责任也主要由女性承担。男性每周的照料时间为8.42小时，而女性为17.49小时。2而且，家庭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与生育状况高度相关。与没有生育（无子女）的样本相比，成为父母是影响家庭责任性别分工的关键。同时，家庭責任性别分工与婚姻状况也高度相关，已婚女性相比未婚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动（结果略）。

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性别、婚育状况，以及性别与婚育状况的交互项都对家务劳动和照料时间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为了更严格检验婚育状况对家庭责任性别分工的影响，采用Tobit模型对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进行回归分析。3结果发现，女性在结婚之后相比男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女性与已婚的交互项显著）。与之类似，成为父母尤其是拥有学龄前子女时，她们相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儿童等家庭成员的照料责任。4总之，这些分析结果为传统观念作用下的家庭责任性别分工体制提供支持性证据，女性相比男性在婚育之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假设3a得到验证。

接下来进一步检验工作和家庭领域的互动关系，在女性劳动参与方程中逐步纳入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表3报告了相关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务劳动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模型2可以看到家庭成员照料责任对女性劳动参与的类似结果。同时加入家务劳动时间和照料时间后（模型3），依然发现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都与女性劳动参与负相关。这些结果为劳动参与决策中的工作-家庭冲突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即家庭劳动时间与劳动参与负相关，假设3b得到验证。

值得重点说明的是，表3显示，在劳动参与模型中加入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变量后，婚姻和子女状况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统计显著。说明控制家庭劳动时间后，不同婚育状态的女性群体间的劳动参与概率不再有统计差异。研究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3，即家庭责任分工是婚育状态影响劳动参与的主要作用机制。事实上，工作-家庭冲突机制对男性劳动参与也具有显著影响（结果略），男女两性在结婚尤其是生育之后扩大的劳动参与差异，主要源于不对称的家庭责任分工。因此可以看到，控制家庭劳动时间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作用不仅稳健，而且有所加强。这一结果显示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并非完全来源于家庭责任分工。

此外，进一步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做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析，发现性别角色观念的回归系数不显著（B=-0.033，p=0.908），但女性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B=-0.937，p=0.006），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只对女性劳动参与有显著负作用，这与2012年的数据分析结果一致。此外，婚育事件主要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的结果也保持稳健。

然而，考虑到性别角色观念与劳动参与行为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或许被质疑存在劳动参与行为作用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反向因果关系。于是，采用社区层面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作为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基本逻辑是社区层面的性别观念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它又不直接影响个体的劳动参与行为，或者说仅通过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方式而影响其劳动行为。模型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但沃尔德检验（Wald Test）结果不能拒绝性别角色观念的外生性假设，说明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由此可得，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女性）的因果作用方向是可靠的。当然，随着追踪调查实践的发展完善，性别角色观念与劳动参与之因果关系，有待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讨论。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转型社会的劳动参与及其变化趋势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老龄化时代社会经济政策关注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社会角色理论和身份认同的经济效用理论，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两性劳动参与模式的差异进行社会文化机制解释。

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是形成两性劳动参与差异的重要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作用，但其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进一步控制配偶的经济状况、家务和家庭成员照料时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抑制作用保持稳健。研究证据诠释中国的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具有稳定特征，尽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但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还没有实质改变。考虑到体制转型以来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趋势，传统父权主义的性别话语得到更多认同1，研究结论为女性劳动参与的快速下降提供新的解释。社会变迁与性别角色的重构，以及男女两性适切行为的社会期望对劳动参与行为的性别差异具有较大影响。endprint

受傳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劳动参与性别差异还与家庭责任分工及工作-家庭冲突机制有关。结婚和生育是个人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使得兼有生物性与社会建构性的丈夫（妻子）和父母身份随之产生。然而，男性所承担的多个角色并没有本质差异，丈夫和父亲身份只会强化养家糊口的工作角色投入。相反，社会对妻子和母亲相夫教子的角色期待，使得女性的家庭角色在婚育之后进一步凸显，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弱化工作角色。个体数据的回归结果和回溯性的夫妻家庭分工模式都印证这一点。

研究为进一步思考和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提供有益的微观基础。促进劳动参与和提升人口的生产性是老龄社会的战略选择。当下，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以提高劳动供给已经成为或预期即将采用的应对策略。但正如本文研究证据，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长远考虑还需要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推进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效率的同步提高。同时，基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男性，以及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促进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转型，营造性别平等文化，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女性劳动力资源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过，考虑到女性的家庭责任及工作-家庭之间的潜在冲突，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的就业政策和配套服务，包括提供充足的高质量托儿服务和灵活的工时制度，平衡女性生育和职业发展，在不以降低生育水平为代价的基础上促进妇女在内的全体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值得努力的目标取向。

Gender Role Attitude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Femal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Qing Shisong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have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men. Thus， gender role attitud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f gender role attitudes changing from modernism to traditionalism，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robability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ill broaden from 9.7% to 26.1%. Especially after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women compared to men （husbands）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family because of traditional family and gender ideology， so that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are major life events that affect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Our study provides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attern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e also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for socio-economic polic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 aging society.

Keywords： Gender Role Attitud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Work-family Conflic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