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财+符平

摘 要：在农民工权益表达多元化的背景下，何种机制影响他们的权益表达选择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农民工获得感与其权益表达倾向选择的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获得感对他们最终所选择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获得感有助于农民工更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来自私人关系网络支持的获得感则对农民工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起到抑制作用，并促使他们选择体制外方式。来自政府支持的获得感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了其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农民工为本位，及时回应他们的诉求，通过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来引导其权益表达方式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农民工；获得感；政治信任；权益表达倾向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067-13

引 言

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民工权益也一直深陷保障漩涡。客观而言，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的权益供给不断增多，保障农民工合法正当权益的政策支持也日益改善。在新世纪以前，政府对农民工的治理具有突出的“重管理、轻服务”的特点，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严重损害，而政府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作为也较少。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取消了诸多不合理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民工政策。比如，2003年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2004年的《工伤保险条例》首次将农民工纳入保险范围，同年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还要求城市政府把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以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而2010年后，中国政府更是将推动和维护农民工权益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制度变革的新高度，比如提出了“市民化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户籍制度分类改革的方案，等等。

尽管从宏观上来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然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都发现，农民工群体仍然普遍面临权利不足和权益受损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维护权益的成本很高1；另一方面，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在存在客观的权益受损情境下，他们倾向于采取各种行动维护自身权益2，甚至出现了“以死抗争”、罢工、游行示威等体制外激进方式。3毋庸置疑，某一群体的重要权益一旦无法得到及时救济、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便会以尖锐的群体冲突和社会矛盾形式呈现出来。在客观上国家提供了正规的利益表达和纠纷解决途径的背景下，农民工仍然通过各种非制度化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事实上暗示，农民工对政府和社会的认知与信任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会形塑其维权行动方式的选择。

研究农民工行动实践的很多，但对行动意识的研究却非常少。不过近年来已有一些调查报告和实证研究涉及到这一问题，从农民工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单位特征、群体特征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因素。4仅有极少数研究关注了属于社会意识和价值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到农民工的利益抗争和维权行动。如蔡禾等学者基于珠三角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分析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和对劳动法认知水平的影响。5上述研究虽然填补了关于农民工维权的意识、感受及其对行为影响研究方面的空白，但也几乎都忽略了农民工对各种社会支持的感知如何影响其权益表达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治理和干预农民工权益维护行为中，政府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加速了中国政府的转型进程。从十八大提出的社会建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政府越来越重视各种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协同治理。本文开头所述政府为农民工不断增加的权利供给，事实上也说明政府在不断打造更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环境。因此研究农民工的维权行为不能无视政府在推进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为，有必要分析政府行为对农民工行为选择倾向的影响机制。然而，政府行为与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的相互关系事实上还有待实证分析，而这样的研究显然对政府如何科学地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民工采取何种方式来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涉及的是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而农民工对来自政府和社会支持的感知，对其最终选择何种行为方式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感知既包括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程度，也包括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获得感”。获得感基于他们以往的个体经历和对现实的政府行为的判定而生成，又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和评价。一旦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和获得感，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利时便不大可能倾向于采取制度化途径。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农民工的获得感如何通过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他们在权益受损时最终所采取的权益表达方式。

一、分析框架：将“社会感知”带回行动研究

自韦伯以降，社会行动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社会学家对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信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网络之中是如何采取特定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路线的问题有着持续的研究兴趣。从古典到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充斥着关于宏观社会背景如何形塑和约束着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各种学说，而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路径深刻体现了社会学作为一门被调侃为“关于人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学科的独特风格。20世纪中期以来，以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等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开启了对结构主义的挑战，凸显了行动者行为的权宜性、情境性和策略性面向。但社会学显然也很难背离其诞生之初所确立的理论立场，因此20世纪后期从不同视角融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的理论，比如综合色彩十分浓厚的二重性结构理论、场域理论和互构理论等，很快占据了社会学的思想市场，并对经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endprint

社会学家都承认，制度、规则、惯例、文化和网络等结构性因素会对人的行为施加重要影响。同时在各种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和理论起点是社会行动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socially constructed）。然而，“社会性地建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对此，一些研究的表述尽管有所差异地、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到，但基本上并不十分清晰。大多数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实际上都简单地将这当作了一个直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过程（比如弱关系和强关系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因此，针对前述疑问的另一种表述是：“社会”影响或者说形塑人们的选择及其行为的过程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得以实现的？反观现实生活，我们会发现特定的抉择和行为手段得以产生，无不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对社会情景和个体处境及其关联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主观理解”。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对个体抉择和行为的影响需要通过一种我们所称的“社会感知”（social perception）的形塑。缺乏对社会感知维度的分析，人类行为便很难解释透彻。

“社会感知”是人们识别、承认他们自身处境或观察到的周遭社会现象之后，所形成的某种特定评价、感受和立场。可见，“获得感”作为一个学术话语，是社会感知的一种特定类型。在宏观社会事实影响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感知充当了行动形成的一种影响机制，是不可绕过的一个分析环节。比如，从剥削的角度来解释农民工的工厂反抗行为，如果不分析社会感知便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一旦农民工并不认为某些新制度（比如劳动报酬支付中相对于计时制和计件制更新颖的分包制）是一种更具剥削性的方式，即他们可能既无法识别也不承认这种制度规则的剥削性质，那针对这些制度的抵制和反抗也就无从谈起。

由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施加影响的过程需要通过社会感知加以调节，因此从社会感知去探析农民工权益表达行为的选择，遂成为我们探析农民工行为的社会起源的重要视角。农民工的社会感知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的自我感受。从供给方角度来看，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的供给作为一种客观性的社会事实，只有当被支持者切实感受到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支持和服务。但是，就供给方而言作为客观事实的支持力度与就接受方而言作为感知的支持力度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等同起来。比如，一旦供给方在接受方那里的信任度很低，两者之间的差异便会十分明显。就此而言，如何让政府落到实处了的各种支持和福利供给最大程度地接近于乃至等同于民众那里真切的获得感，是以往通常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民众面对诸多的支持和福利供给，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社会感知，则会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众获得感的缺失也是政府角色的一种失败。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在改善民生、增进社会福祉方面都有积极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惠民举措。然而，不满和抱怨情绪却依然在部分民众中蔓延。“政府买单、老百姓不买账”现象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源于政府本位的政府行为逻辑，未能认真考虑民众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福利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即便是基于民众需求出发的惠民举措，也会因为民众的获得感不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而收效甚微。

现实中存在的上述现象实际上表明了，“社会感知”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由此也不难看到，将社会感知带回到行动的研究中，不单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而且对于公共服务而言也是一个主体转换的创新实践过程，即从政府主体驱动的服务转向民众驱动的服务。这可能是“获得感”作为一个政治话语的重要的潜在意义。在中央总体精神要求下，近年来中国城市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建设更包容和开放的人居环境的政策举措，这其中也包括试图让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更具“获得感”的种种努力。但正如前所述，在政府和社会支持领域的获得感是农民工的一种主观感受、体验和评价，与作为客观事实的政府和社会支持并不总相一致。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提出了一个以社会感知为核心机制的农民工权益表达方式选择模型（见图1）。农民工的社会感知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着力探讨的是社会感知的两个主要方面即获得感和政府信任的作用，分析农民工对政府和社会支持的感知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权益表达行为。在这一模型中，作为客观事实的政府和社会支持表征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其具体表现为政府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和具体的推进举措等。然而，这些政府行为只有被农民工切实感知后才能影响他们的行动选择。因此，社会感知是衔接宏观层面社会结构和微观层面农民工行动选择的传导机制。我们把社会感知具体化为“获得感”和政治信任两个维度。微观层面则是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方式选择，体现的是特定类型的社会行动。因此，这一模型既沟通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又将社会感知具体化和操作化。

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感知，政府/制度/政治信任會影响到民众的权益表达行为方式的选择。研究表明，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感会破坏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认同和遵守法律的意愿。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街头抗议、冲突及其他广泛的涉及公民暴力、游行示威、集体罢工、公民不服从和反制度行为等，都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密切关系。1所以，民众对政府和正式制度的信任度低时则便不大可能通过制度化渠道去解决问题。而根据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估，如果一个政府的行为增加了公众福利，民主制度的运行得到民众的认可，同时腐败得到控制，那么政府或制度的可信性就导致政治信任的增加，反之亦然”2。因此，政府表现对于公众信任就具有切实的影响。本土的研究也发现，对于政治系统制度成效的总体性评价决定了政治支持水平的高低。3根据制度主义视角，当政府部门的表现满足了民众的诉求和期待，并且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表现，便容易提升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由此可以说，政治信任是衔接民众对政府表现认同和民众行为选择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由此推论，当农民工拥有来自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帮助的获得感时，他们的信任度则会提高，而这种社会感知最终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方式的选择。endprint

二、数据来源、变量处理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于2012年1-2月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的支持下联合组织开展的“农村籍进城工作或创业人员调查”。本次调查选择主要的农民工输出大省，选取代表性的行政村，由经过一定培训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调研员返乡开展，并由专业的调研督导予以安排和指导。这些调查者大部分在农村长大，与返乡的农民工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有利于提升问卷填答的质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因此具较高的样本代表性。排名前五位的样本的主要分布点包括：河南（13.59%）、湖南（10.92%）、湖北（16.92%）、江西（9.05%）、山东（8.83%）。在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方式问题上，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在工厂就业的农民工，因此剔除了自谋职业者，最后获得此部分样本总数为2178个。在上述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中，男性59.64%；1980年后出生的占68.69%；6.24%的受访农民工是中共党员；6.47%曾经具有担任村干部或者参军经历，而93.53%则不具备上述经历。教育程度的分布如下：小学（10.71%），初中（47.08%），高中（27.13%），大专及以上（15.08%）。另外，60.06%的农民工掌握不同程度的某种技术。

（一）因变量的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我们的问卷问题是“当您的权益受到侵犯，您会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吗”。其中具体的表达方式包括：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罢工、上访和打官司等5种类别。为了分析和叙述方便，我们将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表达意愿。体制内表达倾向是指信任和认同国家提供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在体制允许的框架下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合理合法的权益表达，主要的测量指标包括上访和打官司。虽然上访这一权益表达方式备受争议，但是其仍然是体制内的一种表达和维护权益的合法通道。正如学者指出的，信访制度来源于群众路线等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1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通过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体制外表达倾向是指突破国家体制所允许的范畴，以相对激进和非制度化的行动进行权益表达，是政府不支持的一种表达方式，主要的测量指标包括集体性的集会、示威和罢工等三种。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一种权益表达行为的选择倾向，因此用利克特量表形式来测量。在因变量取值上，体制内表达倾向选取上访和打官司两个测量指标的均值，体制外表达选取集会、示威和罢工三个测量指标的均值。对于非检验的和探索性的数据，在缺乏信度和效度证据的情况下，用各指标分数加总的方式最为可取，这种方法对于大部分的探索性研究也都是广泛接受的。2

已有的研究倾向于将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方式处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即体制内表达或者体制外表达。然而现实情况显然更为复杂，体制内表达和体制外表达并非二元对立，只是权益表达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且农民工实际的权益表达行为更可能是一种多重选择。比如，农民工在权益受损时最初可能采取体制内表达方式，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其行为又会转化为体制外方式。我们基于上述五种权益表达行为方式的相关分析发现（见表1），体制内与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體制内和体制外方式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此，我们分别建构了一个针对体制内和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分析模型。

调查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农民工更倾向体制内的权益表达形式，如四成农民工表示比较倾向于打官司的方式，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倾向于上访方式。不过，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也不容忽视，农民工中倾向选择罢工、公开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的分别为32.15%、25.08%和11.02%。

（二）中介变量

政治信任是本文研究的中介变量。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中，主要包括对农民的政治信任和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研究。不过与农民和市民不同，农民工实际面对的不仅包括输出地政府，也包括输入地政府，因此我们要求受访者分别对“您家乡的乡/镇政府、您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政府机构、中央政府、您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警察”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答案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分别是“绝大多数可信”、“大多数可信”、“可信与不可信的各占一半”、“大多数不可信”和“绝大多数不可信”五个等级，并由低到高赋值1至5分。数据处理发现，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99，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显著，适合用因子分析，我们据此提取出一个“政治信任”因子，该因子解释了上述政府信任70.19%的总方差。为了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更为直观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我们运用公式把政治信任因子转换为1 到100 之间的指数。

（三）分析变量“获得感”的处理

获得感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变量。“获得感”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研究和指标测量。对于农民工而言，提升获得感的因素有很多，如收入的增加、福利的提升以及在城市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增多等。我们认为，从社会支持角度来分析获得感时，影响农民工获得感多寡和强弱的最直接因素是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得到的及时和有效的帮助。因此，问卷中“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以下单位或组织对您的帮助程度？”这一问题可以测度获得感。提供帮助的主体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私人关系网络和各类社会力量等。其中，政府部门包括工青妇、工作地政府、老家政府、社区居委会、老家村委会；私人关系网络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伙伴（同学/朋友/老乡/战友等）；社会力量包括：行业协会、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单位。农民工获得的帮助来自上述多元主体，答案选项根据利克特量表的方式设计成1到5级，分别是：没有帮助、帮助较少、不大确定、帮助较多和帮助很大。endprint

表3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主要提供帮助的是他们的家庭和私人的关系网络，如九成受访农民工表示家庭对他们“帮助很多”，将近八成表示私人关系伙伴（同学/朋友/老乡/战友等）对他们的“帮助很多”。早期大量的农民工研究均发现，农民工有着丰富的私人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为他们的生活、工作乃至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帮助。1本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关系网络仍然是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慰藉和支持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政府和社会机构对农民工帮助缺位的情况下，这种关系网络往往成为了农民工最后的依靠。有研究便曾指出，如果连此种非正式关系网络都付诸阙如，那么当遭遇重大挫折之际，农民工的原子化状态则更可能导致如跳楼、骚乱等各种极端的抗议行动。2

无论政府对农民工的实际帮扶状况如何，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从政府得到的获得感是很弱的。相对而言，农民工从输出地政府取得的获得感比输入地政府要强。仅有14.57%的受访者表示城市政府对他们帮助较大，18.81%的受访者表示老家政府对他们帮助较大。居委会和村委会虽然并不是一级政府，但是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中都要完成上级政府下派的工作，具有政府权力支撑，因此可以视为政府角色的延伸。调查发现，农民工所感知的来自老家村委会的帮助相对是最大的，23.89%的农民工表示村委会对他们帮助较大，而他们所感知的来自城市社区居委的帮助则小很多，仅有8.59%的受访者表示居委会对他们帮助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青妇这些人民团体本应是衔接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纽带，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认为这些组织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小的。最后，社会力量给农民工支持的获得感也很弱，分别只有9.02%、5.26%和7.0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行业协会、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对他们的帮助较大。我们对为农民工在困难时提供帮助的各类主体进行因子分析后形成了三个公共因子，分别将其定义为“政府帮助获得感”、“社会机构帮助获得感”和“私人关系帮助获得感”。

本研究是分析农民工的获得感（来自三种可能的渠道）通过政府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对其选择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机制。根据中介效应的要求，我们的分析步骤如下：首先构建以农民工获得感对于中介变量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获得感对于政治信任是否有显著影响。其次，构建获得感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的回归模型。第三，将自变量获得感和中介变量政治信任同时纳入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的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了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获得感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最后，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发现

（一）获得感与政府信任

我们首先考察了农民工的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4）。在模型1中，我们仅引入了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性别对于其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但年龄变量对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本文对因变量政府信任的处理是由低到高是从可信到不可信的排列，因此可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十分显著。李连江对中国农民与政府信任的研究发现，年龄对于各个层级的政府信任都没有显著差异。1胡荣的研究则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年龄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再显著。2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首先本文关注的对象是农民工这一群体；其次，我们并没有区分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只是一个总体的政府范畴；最后，在年龄变量的处理上，我们只是区分了第一代和新生代，主要是关于政府信任的代际比较。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府信任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在政治面貌上，党员身份对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根据政治信任的文化视角，政治信任起源于“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人们成长早期社会化而形成的，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信念”，3党员身份不仅只是一种社会身份，更是一种政治忠诚的象征，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政治教育，具有更强的政治信念，因此他们的政治信任也更高。不过，曾经的村干部经历和参军经历（本文把这两个变量合成一类）对于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对其政府信任也没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个体特征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中，性别、年龄和党员身份等多个变量的影响均与李连江和胡荣等对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研究的结论不同。这提醒我们，虽然农民工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但他们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可能会呈现不同的政治信任逻辑，而这需要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农民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对其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以没有任何专业技术的农民工为参照组，具有某种专业技术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具有专业技术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对于没有技术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更容易找到好工作和获得更高收入，因此对政府也会倾向于持积极认同的立场。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专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关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其自身收入的增加，其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在模型2中，我们引入了来自三种渠道的农民工获得感变量，探讨获得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根据前述政治信任的制度主义解释，当政府部门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时响应民众的诉求并给予他们切实的帮助时，就能激发和增进他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和认同。在实际生活中，对农民工的帮助不仅来自政府部门，也来自社会力量和私人关系网络等其他渠道，如果農民工来自其他渠道的帮助和支持与政府是一种互补和合作的关系，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信任；反之，如果是一种竞争关系，则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工对政府帮助的获得感对于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当农民工在困难时如果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政府帮助，那么他们就会体会到较强的“获得感”，这样他们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度也会提高。

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各种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对于提升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可见，社会力量是对政府的重要补充，在协助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和政府信任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前述描述性统计还发现，虽然总体而言农民工并不认为社会力量给他们提供了多大帮助，但社会力量给予他们的获得感甚至高于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该结果一方面佐证了当前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表明工青妇等人民团体有必要朝着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和使命的方向上进行改革和转型，否则会失去他们所代表和服务的群体的认同和支持。endprint

最后，源于私人关系网络帮助的获得感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前面描述性统计表明，私人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在遭受困难时寻求帮助的最主要的依靠资源。但是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获得感却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为农民工的组织化维权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和可能性1，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尽管如此，政府正确合理的引导和创新性治理方式也可以使这种关系资源成为国家为农民工提供更好服务的重要渠道。因此，如何将农民工的地域性组织纳入到社会协同共治的网格中，理应成为政府予以考量的一个议题。

（二）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民工的获得感、政治信任对其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根据前述关于数据模型的建构过程，我们首先考察农民工的获得感对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然后考察政府信任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最后同时将获得感与政府信任纳入分析模型，因此最终形成了6个回归模型（见表5）。

我们直接对模型5和模型6两个全模型进行分析。首先看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于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无论在体制内权益表达还是在体制外权益表达方面，男性变量均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而且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我们还可以看出，男性参与体制外权益表达的回归系数更大。可见，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权益表达倾向。在年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权益表达倾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际差异仅仅体现在体制内的权益表达倾向上。即，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更倾向于通过体制内即上访或者打官司的方式来表达和维护权益。而在体制外权益表达倾向上，两代农民工没有显著的差异。

前述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对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权益表达倾向却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认为，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可能倾向于采取理性的制度化权益表达方式。然而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日常观点。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取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而对于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而言，以小学文化程度为参照组，高中学历的农民工更不倾向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但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与小学文化程度却没有显著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是这一群体中的精英，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资源动员动力也更强，因此他们的权益表达行为也更容易影响其他农民工。因此，分析农民工精英群体的权益表达方式及其形成逻辑，对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值得另外进行专门的研究。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农民工的个人政治面貌、曾经的参军/村干部经历对权益表达行为的选择均没有显著影响。其次，我们分析在控制了政治信任变量后，三种不同的获得感变量对权益表达方式的直接效應。从模型5的体制内权益表达倾向的影响因素中可以看到，三个渠道的获得感对农民工的体制内权益倾向均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是其作用的方向不同。来自政府帮助的获得感和来自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对于农民工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亦即，农民工所感受的从政府和社会力量那里获得的帮助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采取制度化的权益表达方式。另外，农民工从私人关系网络帮助中得到的获得感对于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的选择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农民工越是从依靠私人关系网络寻求帮助，他们就越不倾向于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

模型6考察的是农民工获得感对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来自政府帮助的获得感和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对于他们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均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来自私人关系网络帮助的获得感对促进农民工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却有积极的直接效应。综合模型5和模型6，我们得出结论，当农民工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得到的帮助越多，他们就越倾向于采取示威、集会和罢工等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而不倾向于正规的合法途径。蔡禾等学者的研究指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组织对于农民工的体制内利益诉求有积极的贡献。1我们这里的研究发现并不支持上述发现。农民工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反而有可能导致他们在利益诉求上采取体制外方式，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的。比如，私人的关系网络为农民工的体制外权益表达行为提供了所需的认同和组织资源，这种非正式关系网络通过情绪的渲染和信息的传递，更可能促使他们走上非制度化的权益表达之路。

最后分析的是政治信任变量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倾向的直接效应。从模型5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政治信任变量对于农民工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并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即，政治信任的提升并没有促使他们更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的方式。但是，在模型6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又可以发现，政治信任变量对于农民工采取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却具有显著的影响，即，农民工对政府信任越高，他们就越不倾向于采取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

（三）关于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是联系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纽带，在理论上中介变量意味着某种内部机制。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Sobel检验被证明比传统的逐步检验法精确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2如果Sobel检验显著，则证明存在中介效应。

首先看体制内权益表达倾向的效应分析。表4的回归模型表明，政府帮助的获得感和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政治信任对体制内权益表达倾向并没有显著影响。Sobel检验结果发现，政治信任对于两种渠道的获得感与农民工的体制内权益表达并不具备中介效应。但在控制了政治信任变量后，来自政府帮助、社会力量帮助和私人关系网络帮助三个渠道的获得感对农民工权益的体制内表达方式均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具体而言，政府帮助的获得感和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将促进农民工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而私人关系网络的帮助则会抑制农民工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具体的效应结果见图2。endprint

其次看體制外权益表达倾向的效应分析。从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中，我们发现来自政府帮助和社会机构帮助的获得感对农民工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的倾向均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来自私人关系网络帮助的获得感对他们采取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而政治信任变量对农民工的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为了检验政治信任变量是否为政府帮助的获得感与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对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中介效应，我们进行Sobel检验。统计结果发现，政府帮助的获得感通过政治信任对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中介效应统计量Z值为2.137，标准误0.010，统计量双尾的显著性水平值为0.032。这表明，政治信任对政府帮助的获得感与农民工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也即，政府帮助的获得感通过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抑制了农民工采取体制外的权益表达方式。同样的方法，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通过政治信任变量对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中介效应统计量Z值为-1.524，标准误为0.002，统计量双尾的显著性水平值为0.127。这表明，政治信任对社会力量帮助的获得感与农民工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并不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的效应分析结果见图3。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意义

作为一个经常权益受损的群体，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对从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中得到帮助和支持的获得感总体上还不充分。虽然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增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能力，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在实践执行中这种情况却并不乐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不仅道出了民众的心声，也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而这也成为了当前各级政府工作和各类社会组织在现阶段的重要工作目标。相对政府部门而言，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在农民工中的存在感和给予的获得感更弱。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亟需通过改变工作方式，真正走进人民群众中去，倾听和及时回应他们的诉求，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切实体验到获得感。

根据社会治理的精神，政府不是唯一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对于保护和增进农民工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发现，包括慈善机构、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的帮助是对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来自社会组织帮助的获得感不仅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而且能够促使他们在权益受损时更倾向于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这表明，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是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虽然各种城市社区组织在中央精神的导向下已快速发展起来，但这些组织更多的是服务于城市居民，直接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组织仍然非常少。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各类直接服务于农民工的各种公益和慈善型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协同治理方面的作用。

农民工的私人关系网络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从农民工的角度而言，这是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最为主要的依靠资源，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支持力量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不足。然而农民工也通过依托这些私人关系网络，越来越呈现组织化的需求和趋势。他们来自私人关系网络帮助的获得感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这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效应，但却抑制其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而提高了他们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几率。显然，这对社会稳定和有效的国家治理而言构成了严峻挑战。就此而言，政府需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农民工私人关系网络的两面性。理想的方向是通过依托农民工的关系网络进行治理：一方面继续发挥其在帮扶农民工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有效引导，以创新的方式吸收农民工精英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建设性作用。

政府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机制。当政府部门给予他们充分及时的帮助和回应时，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提高，而这种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又会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方式的选择。较高程度的政府信任会促使他们采取体制内的权益表达方式，这也是当前需要努力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意义所在。

The Sense of Gai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Expression of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Tang Youcai Fu Ping

Abstract： Giv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hat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the core of this study. Under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aking political trust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final choice of the expression. The sense of gain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helps migrant workers mo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in the system. The sense of gain from the private supporting network inhibits them to express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in the system， while promotes to express outside the system. Henc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ense of gain from the government support， by promoting political trust，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expression outside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ll levels of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the need of migrant workers as a top priority， respond to their aspira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effectively guide their expression by improving their sense of gai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The Sense of Gain； Political Trust ； The Expression of Right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