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招國(定 源)

前 言

《金藏論》，又名《金藏要集經》或《金藏要集論》，是南北朝時期北齊沙門道紀(生卒年不詳)所撰，共有七卷(另説九卷)。此書是摘抄《賢愚經》《百緣經》《出曜經》等經典内容編輯而成，屬於一部“以類相從”的佛教類書。撰成之後，流傳甚廣，曾在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産生過一定的影響。然而，此書在中國本土散佚已久，内容全貌長期湮没無聞。自20世紀初隨着日本古寫經、韓國刻本以及敦煌遺書等相關文本的陸續發現，此書内容逐漸得到了人們的認識，并引起中、日、韓三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和不同程度的討論。至今爲止，圍繞此書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尤以日本學者本井牧子、宫井里佳兩位女史於2011年共同編著出版的《金藏論——本文と研究》(以下簡稱《本文と研究》，京都： 臨川書店)專著用力最勤，堪稱這一研究領域的最重要成果，功不可没。《本文と研究》分文本篇和研究篇兩大部分。文本篇收入影印、翻刻和文本校訂。研究篇全面回顧了《金藏論》的先行成果，利用當時所能得到的所有文本，對《金藏論》内容進行復原，并探討了作者道紀生平以及此書在中國、日本的傳播與影響情況。其中已被確認的《金藏論》文本共有以下9種：

(一) 日本古寫經三種

1. “大谷本”——大谷大學博物館藏本(存卷一、二)

2. “京大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存卷一、二)

3. “興福寺本”——興福寺藏本(首殘，存卷六部分)

(二) 韓國刻本兩種

1. “個人藏本”——個人收藏本(首尾均殘，存卷二部分)

2. “梵魚寺本”——梵魚寺藏本(存卷一、二)

(三) 敦煌遺書四種

1. “敦煌本A”——BD03686→Дх00977→Дх02117→北京大學D156(首尾均殘，存卷五、六部分。此四號爲同一寫本，但不能直接綴合)

2. “敦煌本B”——BD07316(首尾均殘，存卷五、六部分)

3. “敦煌本C”——S03962(首殘尾全，存卷五部分)

4. “敦煌本D”——S04654(首尾均殘，存卷六部分)

綜合這些文本，大體可以復原《金藏論》七卷本中的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内容，餘下的卷三、卷四、卷七内容，因受資料所限，仍然不明，留有缺憾。

2015年初，筆者應韓國東國大學之邀，赴首爾參加學術會議。會後得空前往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查閲資料，於無意中發現一種至今未受關注的《金藏論》寫本。但由於當時行程倉促，來不及仔細詳閲，也未能複印。回國之後，對此常念不忘，後來與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取得聯繫，最終獲得圖版影印件，并慨允録文研究。經初步考察，此《金藏論》寫本實際所抄文字不多，但其中部分屬於新出内容，可以彌補他本之缺失，極爲珍貴。因此，本文擬對此寫本現況與文本系統進行介紹，并略述其文獻價值，希望爲進一步復原與研究《金藏論》提供一種新的資料。

一、 寫 本 概 況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現藏，寫本(24.1×19.8 cm)，綫裝一册(共58面，兩面書寫，本文共114頁)，無墨欄，無天地界，墨筆楷行書。每頁10行，每行約17字。封面題“金藏要集經(“經”字别筆)”。封面右上方從右到左另筆題有“附録/浮説傳/齋前後/滅義經/太子經”，説明此寫本抄有多種文獻。封面右下方鈐有一方圓型帶花邊墨印，陽文篆書，印文爲“生封”。墨印下方寫有行書“龍□”二字，“龍”後一字之下半部被用於編號的白紙(上寫230/金〈韓文〉71)遮蓋。據上半部的字迹推斷，似爲“溟”字。

封面内頁第一紙有行書雜寫兩行：“手把破砂盆，有時醉酒罵人。/身披羅錦綺，忽爾燒香作禮。”與此類似内容，宋代道川《金剛經注》有“有時醉酒罵人，忽爾燒香作禮。手把破砂盆，身披羅錦綺”。[注]《續藏經》第24册，第561頁上欄。比較兩者，僅前後順序有所不同。另外，内頁第一紙左上角鈐有一方墨印(上寫No.1401/230/金〈韓文〉71)，似爲圖書編號。相同墨印亦見於内頁第二紙之右上角處，同紙中間另鈐一方朱印，陽文篆書，印文爲“松廣寺印”。據此可知，此寫本爲松廣寺舊藏。

除上述雜寫之外，從内頁第三紙開始直至卷末，先後共抄7個文獻。各文獻名稱及順序如下(括弧内所標爲影印件提供的頁碼)：

1. 金藏要集經(第1—72頁)

2. 浮雪傳(第73—86頁)

3. 齋前説法式(第86—95頁)

4. 水陸無遮平等大會論(第96頁)

5. 齋前説法規(第97—100頁)

6. 滅義經(第100—105頁)

7. 太子因由經(第105—114頁)

每個文獻的文面可看到不同程度的行間校加字、塗改、校語以及雙行或單行小字注文。另有斷句、重文、删除、倒乙等符號，個别文字旁附韓文訓讀，有被廣泛閲讀的痕迹。《浮雪傳》末有題記“大明崇禎八年(1635)乙亥仲春日/涵影堂 謹誌”。卷末有題記“同治三年(1864)五月中日謄書于雲水菴教海之中”。

正文第100、114頁有與上述相同的陽文篆書“生封”二字墨印。另在第12、32、56、76、90、102頁中均見有陽文楷體“藏主之印”。第117頁内夾一張長方型折疊宣紙，上寫墨書“1190”，同紙上蓋一枚藍色韓文圖章，譯成中文大致意思是“保持圖書清潔/按期歸還/曹溪叢林圖書館”。故“1190”當是曹溪叢林圖書館的館藏編號。“曹溪叢林”係指松廣寺。説明此寫本原是松廣寺“曹溪叢林圖書館”的藏品。因此，其中所見“藏主之印”，或指松廣寺藏主。

封底頁有五行倒書，字迹破損。據字痕推測，前四行分别爲“浮説傳/齋前後/滅義經/太子經”，而第五行字迹難辨，按理當作“金藏要集經”，但從字痕來看，似乎不是。此外，封底第一行“浮説傳”下方有兩字，已被塗抹，從尚可辨認的字迹來看，顯然爲“龍溟”二字，可資互證封面之“龍□”確爲“龍溟”。有關龍溟，相關材料記載不多。管見所及，他曾經爲秋淡井幸所編的《荼毗作法》[注]此書現有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圖書編號： 21—193)，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與《僧家日用食時默言作法》[注]此書現有韓國奎章閣(圖書編號爲： 奎5400)和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所藏本(圖書編號爲： C3—A68)。分别作過跋文，前者末署“光緒八年壬午十一月下澣龍溟沙彌/鳳機謹跋”，[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第三輯，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3年，第593頁。後者末署“光緒壬午仲冬下澣龍溟沙彌鳳機謹跋”。[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第三輯，第567頁。此外，海印寺版《壇經》末有一篇寫於光緒九年“刊行壇經後跋”，末署“信海門人龍溟沙彌鳳機稽首謹書”。綜合上述資料可知，龍溟爲信海弟子，又名鳳機，光緒八年(1882)至九年(1883)期間尚爲沙彌身份。另查《松廣寺僧籍簿》[注]此書共有11册，現爲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記載，松廣寺歷代僧人中取“龍”字輩者不少，例如龍雲、龍月、龍夏、龍峰、龍雨、龍淳等。同時還有以“溟”字作爲僧名者，比如皓溟、綿溟等。因此，龍溟爲松廣寺僧人，亦未可知。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此寫本有經過僧人龍溟之手。

松廣寺位於韓國全羅南道順天市，爲韓國佛教曹溪宗的發祥地之一，與海印寺、通度寺、修德寺以及白羊寺并稱韓國五大曹溪叢林道場。此寺新羅時期由慧璘禪師創建，原稱“松廣山吉祥寺”。高麗明宗時期普照國師知訥(1158—1210)出任住持，更名爲定慧寺，并因開創定慧結社而聞名。熙宗四年(1208)敕額“曹溪山松廣寺”。此後屢廢屢興，綿延傳續至今。此寺高僧輩出，相傳先後出現過十六名國師級人物，號稱韓國佛教僧寶的摇籃。因爲松廣寺歷史悠久，人文底藴深厚，在韓國佛教史上地位特殊，故留下不少建築、佛像、經典、繪畫等方面的珍貴文物。就經典文獻而言，除一些手抄本之外，還有不少松廣寺自己刊刻的印本，即所謂“松廣寺版”。此外，2004年在松廣寺四天王像腹中還發現十餘種中國佛教文獻，有些在中國本土已經亡佚，非常珍貴。[注]即在北方多聞天王像腹中發現《金剛錍顯性録》卷三、四，《大威德經陀羅尼》卷四，《妙法蓮華經纘述》卷五、六，《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卷一、二，《法華文句記》卷五、六、七、八，《成唯識論述記》卷六，《成唯識論了義燈抄》卷三、四，《圓覺經大疏釋義抄》卷十三，《仁王護國般若經疏法衡抄》卷五、六。此外，從廣目天王像腹中發現《科注妙法蓮華經》卷七。從南方增長天王像腹中發現《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三、四，《成唯識論義景鈔》卷十九。東方持國天王像腹中發現《成唯識論義景鈔》卷十二。其中不少在中國本土已經亡佚。不過，由於各種原因，“松廣寺版”或松廣寺舊藏本流散頗多。據筆者所知，僅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除《金藏論》寫本之外，還保存有不少松廣寺舊藏的《無用堂遺稿》《默庵集》等文獻，甚至包括《松廣寺僧籍簿》《松廣寺歷史沿革》等有關寺院的歷史資料。

以下想談兩個問題。

第一，此寫本的抄寫年代問題。如前所述，其中先後有兩處抄寫題記，即《浮雪傳》末“大明崇禎八年乙亥仲春日/涵影堂 謹誌”和卷末“同治三年五月中日謄書于雲水菴教海之中”。通過仔細觀察，此寫本并非先後抄於崇禎八年和同治三年。因爲，從寫本的整體筆迹來看，第一個文獻《金藏論》無疑爲同一人所書，但從第二個文獻《浮雪傳》開始顯然是另一人所抄。“崇禎八年”題記抄寫在《浮雪傳》末尾，書寫在當頁的中間位置，而且在“謹誌”下方同一行處開始接抄《齋前説法式》，其抄寫筆迹與前面的《浮雪傳》完全相同。表明“崇禎八年”這條題記是照録底本而來，并不能作爲此寫本的抄寫年代。此寫本的確切抄寫年代應是卷末題記所載的同治三年，抄寫地點在“雲水菴”。關於“雲水菴”，筆者原以爲是松廣寺屬下的一所别院，可惜查無此庵。目前只知道京畿道安城市有一所雲水庵，是否爲同一所在，尚無法確定。

需要注意的是，卷末雖有同治三年抄寫的題記，但第一個文獻《金藏論》與後面的文獻書寫筆迹明顯不同，而且前後所用的紙質亦有差别。所以《金藏論》部分是否爲同治三年所抄，大可懷疑。筆者以爲《金藏論》部分與後面附録文獻當爲不同階段抄寫，之後再合訂成册。至於抄寫時間，從其書寫風格來看，當略早於同治三年。

第二，《金藏論》與附録文獻的關係問題。《金藏論》屬於第一個文獻，所占篇幅最多。其後附録文獻篇幅長短不一。就附録文獻的内容性質來看，《浮雪傳》屬於人物傳記。《齋前説法式》《水陸無遮平等大會論》以及《又齋前説法規》三種屬於佛教儀式文獻。至於《滅義經》與《太子因由經》，雖具足經典形態，但不署譯者，兩者經名均不見於中國歷代經録，可能是韓國編撰的佛教疑僞經。總之，就前後的文獻内容而言，《金藏論》與附録文獻之間没有必然聯繫。也就是説，此寫本將《浮雪傳》等六個文獻作爲《金藏論》的附録合訂成册并無内在理由，只是爲了便於學習和利用而已。實際上，在現存的韓國寫本中，將多種篇幅較短的文獻合編裝訂在一起，是比較常見的現象。比如筆者曾經見過《太子因由經》《齋前説法式》《水陸無遮平等大會論》以及《又齋前説法規》與《佛説大目經》《妙法蓮華經五字輪意》等連抄并合訂成册的例子。所以將不同性質的文獻連抄合訂，此寫本絶非孤例。由於此寫本的附録文獻并非本文主題，故暫置不論。本文主要討論其中抄寫的《金藏論》部分，爲了方便敍述，以下擬稱此部分爲“松廣寺本”。

二、 “松廣寺本”現存内容

根據此前發現的《金藏論》文本，我們可以知道，《金藏論》作爲一種中國早期的佛教類書，若與現存最早的佛教類書梁寶唱編撰《經律異相》以及唐代道世編撰《法苑珠林》相比，在文本結構和部類名稱方面明顯有一定區别。《經律異相》以“部”進行分類，共22部。[注]參見《大正藏》第53册。《法苑珠林》以“篇”進行分類，計100卷，每卷大體1篇，共100篇。[注]參見《大正藏》第53册。《金藏論》則以“緣”進行分類，現存《金藏論》中，唯有韓國“梵魚寺本”在卷一之前保留全書的整體目録，共22緣，具體名稱如下：

邪見緣第一 殺害緣第二 罵詈緣第三 懺悔緣第四 稱佛緣第五

觀像緣第六 聽法緣第七 求法緣第八 戒緣第九 食緣第十

業緣第十一 布施緣第十二 慳緣第十三 塔緣第十四 像緣第十五

香花緣第十六 燈緣第十七 幡蓋緣第十八 出家緣第十九 袈裟緣第二十

孝養緣第二十一 雜緣第二十二

通過這些緣目，大體可以了解《金藏論》原來的分類情況及整理結構。即按以上22緣進行内容分類，每“緣”中收入與之相應的各種因緣譚，每種因緣譚又以“……緣”爲標題，并在標題下交待該因緣譚出自的經典名稱。應該説《金藏論》的文本結構在佛教類書中有它自己的特色。

“松廣寺本”現存内容，卷一首題作“金藏要集經卷第一”，尾題作“金藏要集經卷一終”，之後未標卷次，但有緣目和各種因緣譚的標題，其後有小字注，標明該因緣譚所依據的經典名稱。其所抄内容的詳細緣目和標題如次。

表1

續表

從上表來看，首先“松廣寺本”在抄寫形態上并不完整，卷一之後不標明卷次，緣目方面也只有第一、三、四、七、八，缺了第二、五和六。實際上，“松廣寺本”所抄内容，大部分可以與現存“梵魚寺本”卷一、卷二對應。爲了便於對照，兹將“梵魚寺本”現存部分的緣目及標題名稱列舉如下。

表2

續表

續表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了解“松廣寺本”的現存情況：

(一) “松廣寺本”所缺三種緣目，名稱分别是“殺害緣第二”、“稱佛緣第五”與“觀像緣第六”。此三種緣目“松廣寺本”雖然未抄，但實際内容屬於“殺害緣第二”的因緣譚有四則，“稱佛緣第五”的因緣譚只有一則。

(二) 與“梵魚寺本”比較，除“邪見緣第一”相同之外，兩者緣目所收的因緣譚數目有所不同。“松廣寺本”在“殺害緣第二”中少抄三則，“罵詈緣第三”與“懺悔緣第四”各少抄一則，“稱佛緣第二”少抄兩則，“觀像緣第六”三則均缺，“聽法緣第七”少抄兩則，“求法緣第八”少抄一則。合計少抄十三則因緣譚(即表2備考“松本無”部分)。

(三) “松廣寺本”的最後四則因緣譚(即表1備考“新出”部分)不見於“梵魚寺本”，在現知《金藏論》文本中也找不到對應的文字，完全屬於新出内容，值得注意。

從上述情況可以知道，相對“梵魚寺本”而言，“松廣寺本”顯然是一種略抄本，除了新出四則因緣譚之外，其餘部分屬於卷一、卷二内容。

三、 “松廣寺本”的底本來源——與“梵魚寺本”的關係

“松廣寺本”抄寫於19世紀後半葉，現存内容主要是《金藏論》卷一、卷二部分。作爲一種晚出的手抄本，必然有其依據的底本，這涉及“松廣寺本”的底本來源問題。

首先應該指出，至今爲止，在現存《金藏論》文本中目前已被確認屬於卷一、卷二内容僅有四種，即現藏韓國的“梵魚寺本”和“個人收藏本”(此本僅存卷二部分)，以及現藏日本的“大谷本”與“京大本”。其中“京大本”乃由“大谷本”轉抄而成，兩者文字無甚差别。[注]“大谷本”原爲大谷大學教授兼大谷大學圖書館館長山田文昭(1877—1933)舊藏。此本曾經在大正六年(1917)舉辦的第三届大藏會上展示過。昭和八年(1933)山田氏去世後，贈給了大谷大學圖書館。同一年秋，大谷大學圖書館舉辦“故山田文昭先生遺書展”，其中陳列有“大谷本”。此本卷二末朱筆寫“長承三年(甲寅)正月四日一見了法隆寺(僧覺印)/爲令法久住利益人天之/”，可見它是長承三年(1134)之前的寫本。此本僅存卷一、卷二部分，卷首存有他本所未見的序文，而且又是“京大本”的祖本，其文獻價值可見一斑。《本文と研究》中刊出“大谷本”全部圖版和録文，可以參見。《本文と研究》一書曾經就“梵魚寺本”和“大谷本”作過録文與比較研究，指出“梵魚寺本”更接近於《金藏論》的内容原貌，而“大谷本”卷一雖與“梵魚寺本”大致相同，但其卷二部分并非《金藏論》文本，乃是抄寫近似《金藏論》形態的其他内容。[注]參見《本文と研究》第一章“《金藏論》現存諸本解題”，第533—551頁。因此，要了解“松廣寺本”與其他諸本的關係，目前可資參考的材料唯有“梵魚寺本”和“個人收藏本”以及“大谷本”的卷一部分。然而，“個人收藏本”因筆者未見，無從討論。而“大谷本”雖然有必要納入討論範圍，但它畢竟抄寫於日本，與韓國抄寫的“松廣寺本”，兩地懸隔，兩者相互交叉的可能性極小。而且其卷二部分既然不是《金藏論》内容，則更不可能作爲“松廣寺本”的底本來源。所以，就目前來看，如果想探究“松廣寺本”的底本來源，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梵魚寺本”。

根據韓國學者南權熙與崔鈆植兩位先生的研究，[注]南權熙： 《高麗時代記録文化研究》，載《清州古印刷博物館學術叢書》2，清州古印刷博物館，2002年。崔鈆植： 《關於〈金藏論〉》，載《佛教學研究》9，2004年。同氏： 《〈金藏要集經〉的性格與研究現況》，載《佛教學レビュー》，金剛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2010年。“梵魚寺本”爲高麗中後期13世紀左右刻本，它原來并非梵魚寺所藏，而是1989年由某人寄贈予梵魚寺的，至於它的刊刻地點以及歸藏梵魚寺之前的流傳情況尚不清楚。由於“梵魚寺本”的形成早於“松廣寺本”，“松廣寺本”是否依“梵魚寺本”略抄而成，或者説在文本系統上兩者的關係如何，則需要進一步考察。

爲了説明這一問題，我們將“梵魚寺本”與“松廣寺本”以及“大谷本”卷一部分進行了异同比較。受篇幅所限，兹舉部分异同文字，以見一斑，如下表3(備注中數字爲《本文と研究·本文篇》所在頁碼，以便覆核。下同)。

表3

續表

從上表即可看出，“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的文本關係最爲接近，而與“大谷本”的關係比較疏遠。這説明相對日本的《金藏論》文本而言，同樣流傳於韓國的《金藏論》文本，則呈現出相近的文本面貌。這也許由於地域差异、流轉路徑不同等原因造成。不過，“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即使在相同的地域流傳，正如後面所示，文本系統卻未必相同。

我們知道，“松廣寺本”作爲一種手抄本，除了有必要考慮它可能沿襲底本本身的錯誤之外，在抄寫過程中難免出現新的魚魯之訛或脱衍、漏行等現象。與“梵魚寺本”的對照結果顯示，“松廣寺本”在“迦葉過去爲蜱肆王説邪見過惡譬喻緣”與“罵精進持戒比丘得惡報緣”中各存在一處漏行，請看表4：

表4

第一個例子“松廣寺本”在抄至“彼擔麻人”時不知什麽原因突然停筆，雖然同一行下方還有抄寫空間，卻從另行開始接抄“得供養父母妻子……”此處之所以漏抄恐怕是由於中途輟筆所致。從第二個例子來看，其漏抄原因比較容易理解，即該文中“長數十丈”四字前後出現兩處，抄寫者顯然把前一處錯看成了後一處，故而導致漏抄。其實，不僅“松廣寺本”有漏抄，“梵魚寺本”同樣存在類似情況。這一點與“大谷本”對照之後即可看出。例如表5。

表5

上表中，唯有“大谷本”的表述文意完整。也就是説，“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均漏抄了“他方劫盡……亦遍十方界”等共23字。之所以漏抄，顯然是受前後有兩處“遍十方界”四字干擾而看錯行所致。應該説，類似這種看錯行而導致的漏抄，在文獻轉抄過程中屬於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這種現象，有助於爲我們考察文獻轉抄的承襲關係提供一些有益的綫索。從以上“松廣寺本”的三處漏抄，尤其是與“梵魚寺本”相同的一處漏抄來看，“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之間有着一定的關係，至少有兩種可能： 第一“松廣寺本”據“梵魚寺本”抄略而成；第二“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共同擁有一個祖本，屬於同源而分流的關係。然而，在這兩種可能性當中，哪種可能性比較大呢？這不僅要看兩者的相同點，還應該注意兩者的不同之處。

通過比較，“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之間的明顯差异至少可列出以下幾端。

(一) 因緣譚出典經目有無不同。即“松廣寺本”在“邪見緣第一”中首則因緣譚名作“邪見毁滅三寶得惡報緣(出《中阿含經略要》)”，而“梵魚寺本”只有因緣譚名，没有隨後“出《中阿含略要》”的出典經名。這一因緣譚名，“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先後均出現過兩次，首次“邪見毁滅三寶得惡報緣”實際上是多餘的。因爲該因緣譚名之後并没有相應内容，只有“邪見緣第一”的述意(相當於序言)而已。而且“邪見毁滅三寶得惡報緣”的出典實際并非《中阿含經》，而是《薩遮尼乾子經》。由於“松廣寺本”在首則因緣譚名中已抄“邪見毁滅三寶得惡報緣”(出《中阿含經略要》)，所以第二則因緣譚的名稱就只寫“迦葉過去爲蜱肆王説邪見過惡譬喻緣(左見)”，表明此與前一則因緣譚的出典相同。而“梵魚寺本”因它首則因緣譚没有寫明出典，所以第二則因緣譚明確交待“迦葉過去爲蜱肆王説邪見過惡譬喻緣(出《中阿含經略要》)”。這一差异説明了“松廣寺本”依據“梵魚寺本”抄寫的可能性不大，因爲“梵魚寺本”首則因緣譚没有“出中阿含略要”，“松廣寺本”抄寫者擅自加入出典經名難度很大，當另有所據。

(二) 注文有無不同。即“松廣寺本”在“月光詣寺聽經得生天緣”文末有一段雙行小字注“五熱者，四面火聚，更加頭上有日，故云五熱炙身”。這段小字注非《金藏論》原文，而是解釋該則因緣譚中“五熱炙身”四字。它不見於“梵魚寺本”，類似文字目前僅見於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五十七[注]“四面火聚者，更加頭上有日，即五熱炙身。”見《大正藏》第35册，第932頁上欄。和《大明三藏法數》卷二十。[注]“五熱者，四面火聚，更加頭上有日，即五熱炙身。”見《永樂北藏》第182頁，第248頁上欄。因此，“松廣寺本”這段小字注的來源有兩種可能，一是抄寫者參考《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等書之後私自加入的；二是照抄其所據的底本。如果是第二種可能，那它的底本肯定不是“梵魚寺本”。

(三) 文字表述不同。“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之間還有一些文字表述上的差异。如表6。

表6

續表

以上所舉例子，表述有些不同，但文意相近，兩者皆通者甚多，比如1、2、3、5、7、9、13、15、16均屬此例。有些可以相互校勘，比如第4、18兩例，當以“梵魚寺本”爲是，相反第8例又以“松廣寺本”爲長。此外，在第11、12、14三例中，“梵魚寺本”的“患”字，“松廣寺本”均作“違”字。“患”“違”二字形不似，音不同，誤抄的可能性極小，即使誤抄，斷不至三例皆誤。

綜上所述，相對“大谷本”而言，“松廣寺本”與“梵魚寺本”文本關係的確非常相近，但也有一些明顯的差异。這足以説明，“松廣寺本”并非抄自“梵魚寺本”，而是依據其他底本抄寫而成，意味着《金藏論》在韓國流傳過多種版本。

四、 “松廣寺本”的文獻價值

“松廣寺本”的出現，爲進一步復原和研究《金藏論》提供了新資料，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舉其大者，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 輯佚價值

“松廣寺本”卷末抄有四則因緣譚，未見於現存的其他諸本，屬於新出佚文。兹依序抄録全文如次：

1.波斯匿王女善光答父由業不因王緣(出《雜寶藏經》)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各(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宫愛敬。父語女言： 汝因我力，舉宫愛敬。女答父言： 我有業力，不因父王。王聞瞋恚，而語之言： 今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姇之。王語女言： 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 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 有父母不？夫答婦言： 我有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舉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 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 知處，垣宅毁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到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宫宅悉成。宫人伎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言： 善光女娘，宫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内，宫宅莊嚴，歎未曾有。即往問佛： 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 乃過去九十一劫，毘波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着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着塔堂頭，因發願言： 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餚膳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追(逐)身受報，未曾違失。

2.婆提長者過去施已生悔得惡報緣(出《增一阿含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産無量，金錢珍寶，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惜守護，不著不噉。服飾飲食，極爲麁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没入官。波斯匿王自往收斂，收攝已訖，還詣佛所，而白佛言： 婆提長者，今日命終。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 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説，涕泣流淚，而白佛言： 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 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生(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言： 持此善根，使我來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此食，應與奴僕，不能與此虎(秃)頭沙門。佛告王曰： 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食，誓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小(少)。緣其施後，反生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惜。施時至心，自手奉舉，施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

3.難陀長者惜恡得惡報緣(出《出曜經》三卷)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從，服飾田業，不可限量。居一國之富，無由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疏籠，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曰栴檀香。臨終敕子： 吾違(患)必死，所有財寶，勿妄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子，莫施一錢。此諸財寶，足供七世。敕子命終，還生舍衛國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盲無兩目。盲母念言： 若生男者，五(吾)今目冥，須見扶侍。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流曰： 子盲吾亦盲，二俱無兩目。遇此衰耗物，益我愁憂苦。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 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而自説曰： 飢餓忉已困，惡復無兩目。衆苦無端緒，誰當愍而施。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提手，遠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飯食，盡損(捐)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 汝有何衍，遭此苦厄。子報母語： 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時佛知已，告阿難言： 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母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貪惜，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中過，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栴檀香，廣爲衆説，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説惠施，受福無量。欲使離有爲，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栴檀香，投(拔)地獄苦，告小兒曰： 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 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 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發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説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難陀： 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恡，受無邊苦。

4.廬至長者慳恡現受惡報緣(出《增一阿含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廬至，其家巨富，財産無量。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至)心。故今日雖富，意常下劣，所着衣裳，垢弊不净。食則糠菜，渴唯飲水，污乘朽車。勤勞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花，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喜受樂，猶若諸天。廬至見已，便生念言： 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皈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鈔(麨)，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自家中，取鹽一抱，衣衿裹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一樹下，見多烏鳥，恐來摶撮，即詣冢間。復見諸狗，尋更逃避，至空静處。酒中著鹽，和麨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自慶，而歌詞曰： 我今節慶會，縱酒大歡喜。踰過毘沙門，亦勝天帝釋。時值釋帝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 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 我於前以有慳鬼，隨逐於我，慳惜不噉，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持我作所，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施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説。人聞廬至慳鬼得除，皆來現見。廬至醉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驚愕，打門叫唤，都無聞者。帝釋聞唤，語衆人言： 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慰，廬至得入，舉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腳，倒曳打棒，驅出令門，到巷大哭，唱言： 恡(怪)哉！我今身形，爲异於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我鬼都不見認。如我今者，知何所道。廬至爾時如似顛枉，傍人親里，咸來至喻，如是廬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强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廬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 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廬至不？人皆答言： 汝今者實是廬至。即語衆人，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以上王。諸人皆嘆言： 盧至今者，乃是大施。到於王門者言： 爲我通王，我欲貢獻。守門人極驚哭，即入白王。王聞即念： 盧至慳悋，將欲死到，卒能如是。時王唤入，既到王前，以手挽，用奉王前。其腋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回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帝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慚愧坐地，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憫，而語之言： 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説，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言説： 我見此草，羞慚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知何所云。王聞愍念，語傍人言： 彼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 廬至今來，仰白王者，仰白王者[注]“仰白王者”四字，當爲衍文。，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加懊惱，不能出言。王聞遣吏，唤相似者，并立王前。王見二人，形貌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 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王： 我是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相。帝釋答言： 我聞佛説，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世，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洗即净。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别二人，置於异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書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别。王唤母問，母答王言： 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 兒左脇下有小瘡瘢，有(猶)小豆許。王見脱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笑之，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别真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釋至佛所，即滅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 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 一切衆生，皆有罪科，宜應放捨。佛語盧至： 汝還皈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言： 所有財物，帝釋用盡，皈家何爲。帝釋言： 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 我不信，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獲得須陀洹果。

這四則佚文接抄在“求法緣第八”中的“釋迦過去爲法剥皮爲紙緣”之後，但從四則佚文各自的標題以及故事情節來看，均與求法内容無關。因此，它們不可能屬於“求法緣”部分。那麽，這四則佚文在《金藏論》中到底在哪種緣目，分别屬於哪一卷次呢？

根據“梵魚寺本”卷首保存的全書緣目以及現存諸本内容來看，“求法緣第八”之後，相當於卷三、卷四部分，還有五緣目前尚未找到相應的因緣譚。這五緣的名稱依序是： 戒緣第九、食緣第十、業緣十一、布施緣第十二、慳緣第十三。如前所述，《金藏論》是“以類相從”的佛教類書，抄録内容是根據緣目進行分類編輯的。因此，這五緣各自所收内容分别應該是與持戒、飲食、業報因果、布施、慳悋有關。反觀上録四則佚文，第一則“波斯匿王女善光答父由業不因王緣”主要講述善光女以自業獲得富貴，説明業由自造，不由他力的因緣，主題内容與“業”相關。第二則“婆提長者過去施已生悔得惡報緣”主要講述婆提長者於過去世布施辟支佛，但後生悔心，現世慳貪邪見，命終之後墮入地獄的因緣。第三則“難陀長者惜恡得惡報緣”主要講述難陀長者雖居一國之富，但生性慳貪，命終托生盲母家，生無兩目，長大行乞而不得飲食的因緣。第四則“廬至長者慳恡現受惡報緣”主要講述廬至長者因過去世布施而得富貴果報，但因現世慳貪自私，并醉酒辱罵釋天，而被釋天所惱，經佛教化最終獲得須陀洹果的因緣。非常明確，後三則佚文所談的主題均與“慳”有關。因此，從四則佚文的内容主題來看，第一則顯然屬於“業緣十一”部分，而後面三則佚文當屬“慳緣第十三”部分。

既然明確了上述四則佚文在《金藏論》中的所屬緣目，那麽即可進一步推斷它們所在的次卷。根據《本文と研究》復原的《金藏論》整體結構來看，可以肯定，從“戒緣第九”至“慳緣第十三”爲卷三、卷四部分。按常理推測，除了《金藏論》卷七可能只收“雜緣”内容之外，其他每卷只收一緣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戒緣第九、食緣第十”當屬於卷三，而“布施緣第十二、慳緣第十三”當屬於卷四。至於位於中間的“業緣十一”，既可能歸上屬於卷三，也可能歸下屬於卷四。也就是説，第一則佚文到底是卷三，還是卷四還無法確定，但後面三則佚文收入卷四可以肯定。

關於以上四則佚文各自依據的經典，經查核大體不錯，唯有第四則關於廬至長者的因緣譚，雖然標明出自《增一阿含經》，但在現存《增一阿含經》中找不到任何相關内容，它的確切依據應該是失譯的《廬至長者因緣經》。其實，上述四則佚文的平行故事均見於《法苑珠林》卷六八和卷七七，其中《法苑珠林》摘抄廬至長者因緣譚時，即明確交待引自《廬至長者因緣經》。《金藏論》與《法苑珠林》同樣屬於佛教類書，兩者之間存在許多相同的因緣譚。僅就上述四則佚文而言，前三則佚文《金藏論》與《法苑珠林》兩者表述幾乎相同。《法苑珠林》儘管也標明第一則出自《雜寶藏經》，第二則出自《增一阿含經》，第三則出自《出矅經》，但實際與摘抄對象的經典原文有很大出入。因此，《法苑珠林》在編輯過程中是否直接引用《雜寶藏經》等經典原文，頗可懷疑，也許參考過類似《金藏論》這樣中間性的資料亦未可知。當然，《金藏論》是否對《法苑珠林》産生過影響，需要作整體考察，綜合分析，這已是另一個問題。

應該指出，《本文と研究》一書曾對“戒緣第九”至“慳緣第十三”中的散佚内容進行過復原，并根據日本《今昔物語集》與《法苑珠林》所收的相同故事推測，在《金藏論》的“業緣”中當收有善光女因緣譚，即上述“波斯匿王女善光答父由業不因王緣”。而在“慳緣”中當收有波提長者因緣譚，即上述“婆提長者過去施已生悔得惡報緣”。應該説，“松廣寺本”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本文と研究》的推斷。此外，《本文と研究》的編著者之一本井女史近年又發現日本天理圖書館藏韓國版《釋氏源流》(17世紀左右刊刻)空白頁上抄有《金藏論》的部分内容，[注]本井牧子： 《東アジアの唱導における〈金藏論〉―朝鮮版〈釋氏源流〉にみられる書入を端緒として—》，載《第二回東アジア宗教文獻研究集會〈唱導、講經と文學〉》報告書，2012年。漢譯本有桂弘譯： 《東亞的唱導中的〈金藏論〉——以朝鮮版〈釋氏源流〉空白頁上的填寫内容爲端緒》，載《中國俗文化研究》第9輯，成都： 巴蜀書社，2014年。其中有“廬至長者慳恡現受惡報緣”。本井女史認爲此則因緣譚當抄自《金藏論》。果然“松廣寺本”的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不過，《釋氏源流》空白頁上所抄的“廬至長者慳恡現受惡報緣”，與本次對應的新出佚文相比，删略之處較多，有些部分作了改寫，需要注意。

總之，以上四則佚文爲復原《金藏論》内容提供了珍貴資料。

(二)校勘價值

除了新出的四則佚文之外，“松廣寺本”的其他部分也可以與“梵魚寺本”“大谷本”互校，爲《金藏論》整理提供另一種校勘本。兹舉可校“梵魚寺本”“大谷本”部分如下(括弧内先示録文所據底本，後示録文所在緣目)：

1. 汝家老婢，惡口誹謗，何不儐出(大谷本： 須達家老婢過去起邪見得惡報緣)。

按：“儐”，梵魚寺本、松廣寺本作“擯”。

2. 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大谷本： 迦留陀夷等過去殺羊得惡報緣)。

按：“羊”，梵魚寺本、松廣寺本作“手”。

3. 老母食飽，歡喜而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大谷本、梵魚寺本： 毗舍離三十二子過去殺牛得惡報緣)。

按：“安”，松廣寺本作“晏”。

4. 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梵魚寺本： 迦毗梨罵比丘作獸頭得惡報緣)。

按：“時”，松廣寺本作“是”。

5. 兄即問言，請佛之宜，竟後如何(梵魚寺本： 富那奇過去罵比丘作奴得惡報緣)。

按：“後”，松廣寺本作“復”。

6. 四海之内，三方已定，唯有東方，未來歸伏，即往討罰(梵魚寺本： 月氏國王與三智人作親友緣)。

按：“罰”，松廣寺本作“伐”。

7. 王及妃后，心甚歡喜(梵魚寺本： 化生王子過去香塗塔懺悔緣)。

按：“妃后”，松廣寺本作“后妃”。

8. 入其塔中，誓發願言： 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梵魚寺本： 化生王子過去香塗塔懺悔緣)。

按：“誓發願言”，松廣寺本作“即發願言”。

9. 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子(梵魚寺本： 五百釋子過去稱佛得生天緣)。

按：“有五百子”，松廣寺本作“有五百弟子”。

10. 後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出(梵魚寺本： 五百釋子過去稱佛得生天緣)。

按：“後隨葉佛，拘樓秦佛”，松廣寺本作“後隨拘留孫佛”。

11. 即乘宫殿，來到佛所，禮拜供養(梵魚寺本： 蛤聽法得生天緣)。

按：“乘”，松廣寺本作“棄”。

12. 經於千歲，後命乃終，生净名王普無垢國(梵魚寺本： 釋迦過去爲法剥皮爲紙緣)。

按：“後命乃終”，松廣寺本作“後乃命終”。

結 語

《金藏論》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類書，但在20世紀初敦煌遺書發現之前，在中國本土已湮没無聞。所幸此書很早就東傳至日本、韓國，在鄰國他邦得以存續流傳。《金藏論》傳至日本的時間大約在8世紀上半葉，之後對日本説話文學——《今昔物語集》産生過很大的影響。從日本現存“興福寺本”“大谷本”以及“京大本”來看，《金藏論》在日本遲至19世紀還不斷被人抄寫、讀誦。相對日本而言，《金藏論》在韓國的流傳情況此前了解不多，但自從韓國學者南權熙與崔鈆植兩位先生發現并介紹“梵魚寺本”與“個人收藏本”之後，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金藏論》在“梵魚寺本”刊刻的13世紀以前就已傳入韓國，并以刻本的形式流傳。但是，在韓國是否有過《金藏論》寫本，至今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松廣寺本”作爲一種韓國新出的《金藏論》寫本，儘管屬於略抄本，但它可以爲復原和校勘《金藏論》文本提供新的資料，具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就筆者所知，在韓國現存的佛教文獻當中，刻本較多，寫本罕見。寫本與刻本不同，一般而言，寫本經過多次轉抄容易發生變化，具有唯一性和流變性的特點。而刻本則不同，一副雕版一旦雕成，其内容相對比較固化，而且可以多次印刷。因此，“松廣寺本”作爲一種無法取代的寫本，尤其在罕見佛教寫本的韓國，就顯得格外的珍貴。同時，從“松廣寺本”文面上保存的各種符號以及與其他文獻裝訂的形制來看，它顯然是以學習和閲讀爲目的進行抄寫的，這與歷史上大多抄本是功德寫經有一定區别，意味着《金藏論》在韓國遲至19世紀依然被人抄寫和學習，發揮了作爲佛教説話文學與唱導的功能。應該説，“松廣寺本”的發現，加深了我們對《金藏論》在韓國傳播與影響方面的認識。

當然，“松廣寺本”的存世與松廣寺僧人的努力分不開。雖然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松廣寺本”的抄寫者是否爲松廣寺僧人，但它作爲松廣寺曹溪圖書館的舊藏文獻之一，想必曾被寺僧傳閲與研學，對於我們研究松廣寺歷史也是一種難得的資料。

最後附帶指出，本文即將脱稿時，承蒙崔鈆植先生見告，他在韓國又發現另一種《金藏論》寫本，而且也是略抄本，并與其他文獻連抄合訂。這一寫本的發現，必將推進《金藏論》的研究。

附記： 本文主要資料“松廣寺本”由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提供，“梵魚寺本”由崔鈆植先生提供，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