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川英治

序 言

在考察北朝向隋唐發展的歷史過程時，導致北魏王朝崩潰，開啓關隴集團諸人活躍之途的六鎮之亂非常重要。儘管提出“關隴集團”概念的陳寅恪早就注意到這一問題，[注]萬繩楠整理：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録》第17篇《六鎮問題》，臺北： 昭明出版社，1999年，第301—326頁。最早正面考察該事件歷史意義的是谷川道雄的《北魏末的内亂與城民》一文。[注]谷川道雄： 《北魏末の内亂と城民》，《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 筑摩書房，1998年，第177—217頁，原載1958年《史林》第41卷第3、5號。谷川道雄認爲六鎮之亂叛亂的主體是“城民”(即士兵)。不過，後來受到直江直子關於北朝後期執政者出身的討論的影響，[注]直江直子： 《北朝後期政權爲政者グループの出身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第5號，1978年，第79—99頁。他在《武川鎮軍閥的形成》中轉而認爲叛亂的首領是豪族，將六鎮之亂視爲由豪族指導鄉民發動的叛亂。[注]谷川道雄： 《武川鎮軍閥の形成》，前引《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361—397頁，原載《名古屋大學東洋史報告》第8號，1982年。直江直子又在《北魏的鎮人》中明確了鎮民不是城民，而是在鄉里社會中經營生産的豪族。[注]直江直子： 《北魏の鎮人》，《史學雜誌》第92篇第2號，1983年，第1—35頁。川本芳昭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爲“鄉里”反映的是漢人史料中的認識，實際上連結叛亂集團的是部族性紐帶。[注]川本芳昭： 《部族解散の理解をめぐって》，《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8年，第173—178頁，原載《佐賀大學教養部研究紀要》第21號，1989年。

在中國學界，周一良早就指出六鎮之亂的主要原因是階級鬥争，[注]周一良： 《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周一良集》第1卷，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原載《燕京學報》第39期，1951年。而正式考察這一問題的是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一文。唐文區别了具有豪族性質的鎮民和作爲士兵的城民，指出叛亂的主體是城民，鎮民是鎮壓的一方。叛亂的主要原因不是鎮民的地位下降，而是鎮民與城民之間的階級對立。[注]唐長孺： 《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27—61頁，原載《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黄惠賢合著。此後，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强崛起述論》一文雖然不是關於六鎮之亂的專論，也考察了北魏末混亂時期北邊出身的豪族、酋長的活躍活動。[注]朱大渭： 《代北豪强酋帥崛起述論》，氏著： 《六朝史論》，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第216—245頁，原載《文史》第31輯，1989年。張金龍《北魏政治史》中將六鎮之亂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北鎮地位的劇降”、“北鎮饑荒與階級矛盾的激化”，并且注意到叛亂早期部落勢力的影響。[注]張金龍： 《北魏政治史》第九册，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0—269頁。

中國學界關於六鎮之亂原因的討論經久不衰。薛海波《北魏末年鎮民暴動新探》一文認爲叛亂的主體是匈奴和高車酋長，起因是成爲軍鎮官員的豪强酋帥與一般酋長層之間的内部矛盾。[注]薛海波： 《北魏末年鎮民暴動新探——以六鎮豪强酋帥爲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第82—94頁。其新論《論北魏六鎮經濟與六鎮暴動原因》進一步指出暴動産生的原因是北魏遷都洛陽後對南方物資供給的側重導致的六鎮經濟衰退，和官僚腐敗引起的分配不均。[注]薛海波： 《論北魏六鎮經濟與六鎮暴動的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1頁。另外，氣候變化引起的氣温降低也被視爲引發暴動的因素。[注]喬桂英： 《六鎮起義的氣候因素探析》，《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第38—42頁。

總之，儘管六鎮之亂與當時民族問題之間密切關係的研究不斷深入，因對某種等級的不滿而引發叛亂的認識依然占據主流。從六鎮之亂蔓延到北魏全境來看，顯然存在被支配階層普遍不滿的社會背景，這是必須考察的課題。可是，這種不滿也可能通過反抗鎮將或者逃亡等其他方式爆發。但是，正如《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顯示的那樣，六鎮之亂從早期就呈現出自立年號的姿態。又如《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傳》元淵上表中描述的那樣，“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一開始就明確反對國家。那麽，在考察六鎮之亂爲何叛亂伊始就具有反體制的特徵時，有必要將523年(或云524年)破落汗拔陵在六鎮，尤其是六鎮西部地區起義的原因置於當時北魏北邊社會的地域性、特殊性中具體考察。

不過，《魏書》中關於六鎮之亂的零星記載顯然無法解決這一問題。《魏書》中的這些記載基本上只反映了朝廷、中央高官的看法。幸運的是近年墓誌的發現和資料公布提供了大量關於六鎮的重要事實。筆者曾利用新出墓誌重新勾勒了六鎮成立和演變的歷史。[注]佐川英治： 《北魏六鎮史研究》，《中國中古史研究》第5卷，上海： 中西書局，2015年，第55—128頁，原載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B)報告書《大青山一帶の北魏城址の研究》，2013年。徐沖也利用新出元淵墓誌分析六鎮之亂。[注]徐沖： 《元淵之死與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淵墓誌爲綫索》，《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38—53頁。不過，他主要關注的是叛亂在河北蔓延過程中的事件。本文則關注在六鎮最大攻防戰戰場——懷朔鎮中，與破落汗拔陵包圍軍奮戰而亡的鎮將楊鈞和鎮人韓買的墓誌。這些資料可以爲我們提供關於六鎮之亂的新信息。本文即以這兩方墓誌爲綫索，重新考察六鎮之亂爆發的原因。

一、 北魏建義元年(528)楊鈞墓誌[注]梶山智史編： 《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録》，東京： 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汲古書院，2013年，No.447。

首先考察楊鈞墓誌。該墓誌21世紀初出土於陝西省華陰縣，來源不明，收録於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40頁)；陳輝、薛海洋編《北魏楊鈞墓誌》(鄭州： 河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堀井裕之《〈北魏·楊鈞墓誌〉的譯注與考察》(《駿臺史學》第144號，2012年，第141—164頁)；胡海帆、湯燕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1996—2012》(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6頁)；王連龍《新見北魏〈楊恩墓誌〉與華陰楊氏譜系補正》(《社會科學戰綫》2012年第10期，第117—119頁)；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第1册(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第72頁)等論著。

同時出土的還有題爲“魏故司空楊公墓誌銘”的墓誌蓋，與墓誌中“魏故使持節侍中、司空公、都督雍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臨貞縣開國伯楊公墓誌銘(第1行)君諱鈞，字季孫，弘農人也(第2行)”記載一致。楊鈞子孫的墓地位於陝西省潼関縣亢家寨村，楊鈞墓誌也很可能出自該地。[注]李獻奇、周錚： 《北周、隋五方楊氏家族墓誌綜考》，《碑林集刊》第7輯，2001年，第53—61頁。近年來，由於弘農楊氏的墓誌大量出現，相關研究也很豐富。[注]近期相關研究，如日本有窪添慶文： 《北魏における弘農楊氏》、伊藤敏雄編： 《墓誌を通した魏晉南北朝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平成22—26(2010—2014)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項目《石刻史料と史料批判による魏晉南北朝史の基本問題の再検討》中間成果報告書，2013年，第62—89頁，中國有黄楨： 《製造鄉里——北魏後期的弘農習仙里楊氏》，《國學研究》第36卷，2015年，第225—276頁等研究。前引堀井裕之一文中，對楊鈞的個人生平有詳細論述。不過，該墓誌作爲考察六鎮之亂的史料價值尚未得到充分發掘。下文就楊鈞墓誌中描述其成爲恒州刺史至戰死部分的誌文進行探討。

除使持節、都督恒州柔玄懷荒禦夷三鎮二道諸軍事、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此寔舊都，枌榆之本。侈同耿亳，富過菀許。地接戎場，人雜夷夏，鳴鏑或聞，胡茄時動。鳥徙風行，昔號難制。公道之以禮，齊之以威。士有百金，戰能三捷。是使莞蒲之盜，解犢捐牛，藜莠之民，獻馬奉穄。復以本號除廷尉正卿。取訟連官，受讞方國，寰土用靖，胏石以虚。會茹茹内亂，唐黎播越，綏來觀釁，事委深筭。遂除散騎常侍、假鎮北將軍、撫軍將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大都督。尋授七兵尚書，仍本將軍、北道大行臺。公任總文武，職兼内外，將昇太階，剋隆鴻範。而運屬横流，覆舟反噬，鎮竪構逆，遂見攻圍。公親當矢石，嬰城固守。犬羊浸盛，虎豹尚遥。在危抗節，處嶮彌厲。以正光五年八月廿九日，遘疾薨於鎮所。天子振悼，群僚悲慟。粤建義元年歲次戊申九月乙卯朔卅日甲申，將歸窆於華山之下。

楊鈞是孝文帝寵臣楊播的族弟，本傳附於《魏書》卷五八《楊播傳》。楊鈞在孝文帝時期舉秀才，起家散騎侍郎。宣武帝時期歷任洛陽令、河南尹諸官，爲征虜將軍、廷尉少卿。《魏書》卷一一一《刑法志》中保留了永平三年(510)廷尉少卿楊鈞的奏議。此後，遷平北將軍、齊州刺史。服母喪，起爲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吴廷燮《元魏方鎮年表》中將楊鈞在恒州刺史任上時間定爲神龜元年至二年(518—519)。又《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昱傳》記載：

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舎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并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之。[注]《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昱傳》，北京： 中華書局，2016年，第1412頁。

據此，楊鈞擔任恒州刺史在延昌四年(515)九月靈太后臨朝稱制以後，且李崇爲揚州刺史之時。據《魏書》卷六六本傳，李崇任揚州刺史在延昌四年(511)梁於朐山大破魏軍之前。又《肅宗紀》熙平元年(516)三月辛未記載“以揚州刺史李崇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再結合本傳中“在州凡經十年”的記載，吴廷燮將李崇任揚州刺史的時間定在永平三年(510)至神龜元年(518)。[注]《資治通鑒》中李崇任揚州刺史之事被繫於507年(即正始四年)，本文從吴説。參見《資治通鑒》卷一四六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條，第4574頁。據此，楊昱上書指責楊鈞的行爲的時間應該在神龜元年(518)前後。

這正是袁翻批評邊境人事安排“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魏書》卷六九《袁翻傳》)的時期。而且當時北魏與柔然交往頻繁。熙平二年(517)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人朝貢。從墓誌來看，楊鈞不僅擔任刺史，還都督恒州、柔玄、懷荒、禦夷三鎮二道諸軍事，掌握着平城以東的諸鎮道。墓誌言其“侈同耿亳，富過菀(宛)許”，應在與柔然的交往中獲利不菲。他送給元乂的造銀食器無疑是通過柔然獲得的西方銀製品。當時的平城鎮將是太武帝同母弟樂安王範之孫元朗。從《元朗墓誌》來看，“君遂禦夷狄以威權，導民庶以禮信，其時十餘年間，凶奴不敢南面如坐者，殆君之由矣。逮神龜二年，以母憂去職”，[注]前引梶山： 《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録》，No.383；毛遠明：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 綫裝書局，2008年，第6册，第74頁。至神龜二年去職，元朗在持節、征虜將軍、平城鎮將任上有十餘年。筆者推測楊鈞正是將經營邊境的艱苦工作交給了具有豐富經驗的元朗。

墓誌中，楊鈞以後以安北將軍除授廷尉正卿。該官歷不見於《魏書》本傳：

除徐州、東荆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注]《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鈞傳》，北京： 中華書局，2016年，第1423頁。

可能是由於他出任時間較短，很快便轉遷爲懷朔鎮將。從本傳記載中無法得知他“所居以彊濟稱”的具體所指，墓誌中“會茹茹内亂，唐黎播越，綏來觀釁，事委深筭”的記載提供了綫索。

墓誌中“茹茹内亂”指的是520年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被暗殺，後繼者其弟阿那瓌不敵族兄示發所率數萬軍隊，遂投降北魏一事。阿那瓌同年九月進入北魏境内、十月在洛陽顯陽殿受孝明帝接見，被册封爲朔方郡公、蠕蠕王。十二月，朝廷就是否護送他返回柔然進行了討論。據《北史》卷九八《蠕蠕傳》記載，希望北返的阿那瓌以黄金賄賂主持朝政的領軍將軍元乂左右朝議。正光二年(521)正月阿那瓌如願從洛陽出發北返。

而在北邊，示發政權被阿那瓌從父兄婆羅門推翻，後者號爲彌偶可社句可汗。如下文記載，正光二年(521)正月懐朔鎮將楊鈞根據這一情況建言增强護送阿那瓌的兵力。

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虚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注]《北史》卷九八《蠕蠕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3261頁。

《魏書·肅宗紀》正光元年(520)十二月壬子詔書“并敕懷朔都督，簡鋭騎二千，躬自率護，送達境首，令觀機招納”中的“懷朔都督”無疑指的是楊鈞。他在朝廷尚在討論是否遣返阿那瓌時，就已經擔任懷朔鎮將。這一決策的背後肯定有元乂的推動。當時，楊鈞不但是鎮將，而且統括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是懷朔鎮大都督。如果阿那瓌順利返回，那麽元乂(洛陽)—楊鈞(懐朔鎮)―阿那瓌(柔然)之間就會産生互惠互利的關係。不僅如此，接任楊鈞爲恒州刺史的廣陽王淵也“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北史》卷一六本傳)。從《北史》卷四一《楊敷傳附寛傳》中“廣陽王深與寛素相暱”的記載來看，楊鈞父子與元淵之間也關係匪淺。

然而，送返阿那瓌的計劃失敗。正光五年(524)六鎮之亂起，楊鈞在叛亂軍包圍的懷朔鎮受困而死，元乂也被重新掌權的靈太后誅殺。《周書》卷二二《楊寛傳》中對楊鈞死前的情況描寫詳細：

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衞送。寛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寛守禦。尋而城陷，寛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寛始得還朝。[注]《周書》卷二二《楊寛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364—365頁。

據《楊鈞墓誌》，楊鈞亡於正光五年(524)八月二十九日，此後懷朔鎮民推戴楊鈞子楊寛繼續抵抗。懷朔鎮在孝昌元年(525)三月破落汗拔陵别帥王乜不盧等的攻擊下陷落，[注]《魏書》卷九《肅宗紀》。另外，標點本將“王也不盧”定爲人名。據《魏書》卷八二《常景傳》“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又《資治通鑒》卷一五一《梁紀七》同條胡三省注“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真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可見這裏當釋讀爲“别帥王之也不盧”。《周書》卷十五《于謹傳》作“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雖然《北史》本傳及《通典》卷一五六“兵九”均作“也”，但肯定“也”爲“乜”字之訛。楊寛逃亡柔然。在此之前，懷朔鎮以外的其他六鎮均已陷入敵手，廣陽王淵率領的北魏大軍被阻擋在雲中，甚至無法進入陰山。打破這一困局的是阿那瓌率領的柔然軍，上述史料中“後討鎮賊，破之，寛始得還朝”指的就是楊寛隨柔然軍自草原南下平亂的情況。可見，楊鈞、楊寛父子與柔然聯繫密切，與六鎮叛亂軍屬於敵對關係。那麽，六朝叛亂軍的首領又是何種人物呢？接下來，我們將關注另一方墓誌。

二、 北齊天保七年(556)韓買墓誌[注]前引梶山《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録》，No.760。

《韓買墓誌》2003年出土於晉中市榆次區。原石藏在晉中市榆次區文物管理所，墓文收録於太原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晉陽古刻選》編輯委員會編《晉陽古刻選·北朝墓誌上卷》(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91頁)。王琳玉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榆次區卷》(太原： 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6—7頁)中以《北齊□買墓誌銘》爲題。下面引用墓誌全文。

□諱買，字買奴，遼東徒何人也。昔招摇降神，序星辰而作帝；龍魚叶祉，播清明以御天。道溢含文，事光甄耀。聖烈不窮，貽厥孫子。承家命氏，雄據遼碣，擇木來遊，遂居朔野，世緒彌昌，嘉聲日競。祖冠军將軍懐朔鎮將，有德有業，被於物談。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朔州史君，立功立事，績書王府。公感雷電之精，受山陵之氣，天表魁傑，骨相英奇，孝友聞於邦國，任卹著於鄉部，器度弘遠，不拘近細。早結蕪庭之志，幼懐康俗之心。加以雅好詩書，尤重干戚，深圖峻概，卓矣難窺。出身殿中將軍、員外司馬督，尋轉軍主。於時，皇猷外闢，國步内康，置戍交河之南，列候天山之北。而獯夷猾夏，密邇亭障，來若驚禽，去同激矢。秋風曉渡，已見胡塵之逼；漢月夜圓，便聞鳴鏑之響。公焱勇紛紜，威動關塞，追亡逐北，静漠空山。以功加寧遠將軍、羽林監。正光之末，數屬屯否，餓隸黥徒，蝟起磔，役散驪山之下，盜聚緑林之中，雑種酋渠，遠近相扇，懐朔一鎮，獨在重圍。劉琨處并，匹此非急，馬居汧，方兹尚緩。王師赴援，失律相尋，物情崩駭，人懐去就。公心俟本朝，乎不拔，誠通皎日，氣厲嚴霜。道窮力竭，將餌虎口，壯節雄心，恥見降没，□夭年催，奄隨化往。以魏孝昌元年三月七日卒於朔州，時年卌五。閭巷罷歌，軍府行哭，朝廷哀傷，追加榮命。乃贈使持節燕恒肆三州諸军事、恒州刺史、太尉公。惟公材力絶人，忠勇貫世，軍謨將略，非止韓白之流，拔劍據鞍，豈直關張之敵。懸鼓鐘於匈鬲，納山藪於心衿。軽生重義，遺財好士，空負匡時之用，未展濟世之功。而地接窮桑，邑連負夏，積善既徵，高門且驗。是生三虎，剋誕八龍，英傑出於良弓，將相光於堂構，金張掩其貂珥，袁楊愧其公輔。有子如此，何恨幽泉。越以天保七年八月十八日，遷葬於晉陽東北七十里，看山之南。式雕方石，圖美泉門，乃作銘曰：

攸攸巨海，弈弈高山。氣流精躍，鍾美英賢。公侯繼軌，世禄相傳。派流不已，自東徂西。惟公挺生，是稱世德。秉文資武，博見多識。言成世師，行爲士則。望雲驤首，憑風矯翼。世途洧剥，關河板蕩。忠勇奮發，釋位同奬。朝野斯頼，邦國終仰。功業未申，但年忽往。哀結冕旒，禮追文物。方即夜臺。壟霧蒼芒，松風蕭瑟。一沈蒿里，三千見日。

墓誌中姓氏不明，《晉陽古刻選》作“韓買，字買奴，遼東徒何人，北齊安德郡王韓軌之父”。山西省文物局網站中介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榆次區什貼村西北什貼墓群爲“現存地面六座封土堆，當地人俗稱‘王墓’。墓葬散布在黄土高原的塬岇之上，面積約8萬平方米。據史料記載，古墓中其一爲北齊中書令韓軌之墓。該六座封土墓和已探明的另1座無封土墓，同爲韓軌家族墓葬。墓葬均爲帶天井、過洞、斜坡墓道的土洞墓。”[注]山西省文物局網站〉文物資源〉不可移動文物〉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什貼墓群。據《北齊書》卷一五及《北史》卷五四，韓軌爲“太安狄那人”，出身懷朔鎮，未記載父名。本墓誌應該出自該韓氏墓群，可是没有明確判斷韓買是韓軌之父的證據。不過，從三國魏時以來，徒何一直屬於昌黎郡，昌黎韓氏出身者有《魏書》卷四二韓秀(昌黎人)、《魏書》卷六〇韓麒麟(昌黎棘城人)等人。另外，《晉陽古刻選》中還有山西省晉中市祁縣白圭村出土的《韓裔墓誌》，作“昌黎賓屠人”。據《北齊書》卷一九及《北史》卷五三，其父韓賢爲“廣寧石門人”。廣寧郡從北魏末朔州桑乾郡改名而來，是并州界内的僑郡，領縣有石門。[注]施和金： 《北齊地理志》，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第188頁。羅新《北齊韓長鸞之家世》中指出，朔州本置懷朔鎮，郡縣僑置并州界内，將韓賢判定爲懷朔鎮出身。又《晉陽古刻選》中録有昌黎郡龍城縣人韓祖念的墓誌，他出身六鎮的可能性也很高。[注]羅新：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49—153頁。羅文指出韓裔墓誌中的“賓屠”是“賓徒”之誤。本文認同這一觀點。此外還有自遼東遷入懷朔鎮的可朱渾元。[注]《北齊書》卷二七《可朱渾元傳》記載：“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内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可能在後燕滅亡時，大量遼東遼西地域人被遷往六鎮。因此，雖然没有決定性的證據，以遼東徒何爲本貫，代代居住在懷朔鎮的人群中確實有韓姓。本文認爲《晉陽古刻選》的判斷有一定依據，據爲韓買墓誌。

韓買起家殿中將軍、員外司馬督，後轉懷朔鎮軍主，很可能是楊鈞的部下。墓誌中描述他參與對“獯夷”的戰鬥，并因功加寧遠將軍、羽林監。“獯夷”指阿那瓌。楊鈞護送阿那瓌返柔然的計劃破産，阿那瓌被隨機安置在懐朔鎮北面無結山的吐若奚泉。當時，跟隨阿那瓌的還有十萬餘柔然難民，正光三年(522)十二月阿那瓌曾向北魏乞粟，朝廷給萬石(《魏書·肅宗紀》)。次年二月，阿那瓌部衆大饑，曾入塞抄掠。肅宗派尚書左丞元孚兼北道行臺尚書進行宣撫，他卻被扣爲人質。阿那瓌一度至平城附近，掠奪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後，從柔玄鎮北逃。因此，原本隨楊鈞護送阿那瓌的楊鈞部下反而受命與阿那瓌戰鬥。《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記載：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注]《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第219頁。

斛律金和韓買都是軍主，兩人此前的經歷也基本相同。但是，與韓買和楊鈞一起被困在懷朔鎮不同，斛律金參加了拔陵的叛亂。導致兩人分道揚鑣的原因是什麽？

阿那瓌北逃後，朝廷派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率十萬騎征討柔然。李崇等人出塞三千餘里，卻依然不及阿那瓌，最終無功而返。對此，廣陽王淵上表言“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北史·太武五王傳》)，指出一部分人因此對中國産生了輕蔑之心。所以，有了李崇長史魏蘭根廢鎮改州的以下提案：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户，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静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爲民，入仕次敍，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注]《北齊書》卷二三《魏蘭根傳》，第329—330頁。

李崇接受魏蘭根的意見，上表肅宗。該提案被肅宗否決。不僅如此，後來肅宗稱“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指責他的上表招致六鎮反叛。對此，李崇辯解道：

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悦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注]《魏書》卷六六《李崇傳》，第1602頁。

稱“改鎮立州”上表引發叛亂完全出乎其意料。

再回到韓買與斛律金的分析。韓買出身遼東徒何，可能是自祖輩就遷住懷朔鎮的“城民”，其身份近乎魏蘭根所謂的“中原强宗子弟”。另一方面，斛律金則是道武帝時期臣服於拓跋氏的敕勒(高車)酋長的後裔，屬於保留了濃厚遊牧民習慣的“行兵用匈奴法”的人物。[注]《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記載：“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户内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對於原本就習慣了郡縣制度的韓買和將被納入郡縣系統的斛律金而言，郡縣制的意味自然不同。斛律金屬於《韓買墓誌》中描寫的“正光之末，數屬屯否，餓隸黥徒，蝟起磔，役散驪山之下，盜聚緑林之中，雑種酋渠，遠近相扇，懐朔一鎮，獨在重圍”中“雑種酋渠”一類的人物。

此後，斛律金倒戈破落汗拔陵，投降滯留雲中的北魏軍，被授爲第二領民酋長。韓買亡於孝昌元年(525)三月七日，應該是懷朔鎮陷落時戰死或被害，未能隨楊寛逃亡柔然。

三、 破落汗拔陵的起義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廣陽王深傳》記載“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同卷元淵上書又言“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張金龍將《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524)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中的“鎮將”推斷爲楊鈞，認爲拔陵叛亂的地點在懐朔鎮管内，高闕戍也很可能在懐朔鎮管轄範圍内，所以楊鈞對六鎮之亂應負直接責任。[注]參見前引張金龍： 《北魏政治史》第9册，第223頁。這一問題可以通過考古發現和《楊鈞墓誌》解決。

第一，沃野鎮是六鎮“從西第一鎮”，[注]《元和郡縣圖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115頁。其舊址是烏拉特前旗根子場古城址。被擬定爲高闕戍遺址的有兩處： 一處是烏拉特後旗那仁寶力格蘇木古城址；[注]魏堅： 《河套歷史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河套文化論文集》，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5—352頁。另一處是烏拉特中旗石蘭計鄉狼山北口古城址。[注]張海斌、楊惦恩： 《固陽秦長城》，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頁。從《水經注·河水》的記載來看，筆者認爲前者作爲北魏時代的高闕戍更妥當。[注]參見張海斌： 《高闕、雞鹿塞及相關問題的再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23—28頁；王治國： 《高闕塞考辨》，《河套大學學報》2006年第12期，第9—11頁。無論如何，兩個遺址都在沃野鎮西面。所以高闕戍應該在沃野鎮管下。

第二，楊鈞死於正光五年(524)八月二十九日，《魏書·肅宗紀》中的“鎮將”不是楊鈞，而很可能是姓氏不明的某個沃野鎮將。并且，拔陵自沃野鎮管内起義以來一直將該鎮作爲據點。[注]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阿那瓌受孝明帝之名討伐拔陵時的記載“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北史》卷九八《蠕蠕傳》)和拔陵受到攻擊後逃竄時的記載“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廣陽王深傳》)推斷。

第三，儘管拔陵是沃野鎮人，叛亂也是在沃野鎮管轄内的高闕戍發生，楊鈞還是對這一叛亂負有深刻責任。《楊鈞墓誌》表明，他不僅是懷朔鎮將，而且是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大都督，都督六鎮西部全域。拔陵的叛亂正是在楊鈞管轄區域内發生的。

又《周書·楊寛傳》記載，楊鈞出任恒州刺史時，其子楊寛爲高闕戍主。

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衞送。寛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注]《周書》卷二二《楊寛傳》，北京： 中華書局，第364—365頁。

不過，楊鈞作爲恒州刺史都督的是柔玄、懷荒、禦夷鎮等六鎮東部，所以筆者推測上文中“出鎮恒州”可能是“出鎮懷朔”之誤。總之，護送阿那瓌時，楊寛率領高闕戍戍兵參加，因功被提拔爲楊鈞北道大行臺郎中。顯然拔陵殺害的戍主是楊寛之外的某人，但拔陵在高闕戍時受楊寛管轄的可能性很大。

永安三年(530)《元彧墓誌》[注]前引梶山《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録》，No.483；前引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6册，第314頁。記載“自正光之末，艱虞再起，戍卒跋扈，摇蕩疆塞”，又太昌元年(532)《元顥墓誌》[注]前引梶山《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録》，No.503；前引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6册，第380頁。記載“歲在執徐，榆關大擾，王師每喪，獯獫横行。仍以徒役苦虐吏之浸，流戍積懷歸之思，緣逷萬里，影響群飛”。元彧是拔陵起義時第一個都督北征諸軍事，因五原之敗被削奪官爵。後繼者李崇也毫無戰果，被元淵更迭。元顥則是在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擾豳華諸州時，擔任西道大行臺討伐叛亂。這些洛陽出土的墓誌都將戍卒描述爲叛亂的主體。另一方面，《韓買墓誌》則將叛亂勢力分爲“餓隸黥徒”與“雜種酋渠”兩部分。《韓買墓誌》製成在天保七年(556)遷葬晉陽之時，遠遲於《元彧墓誌》《元顥墓誌》。但是,《韓買墓誌》中的戰鬥場面充滿臨場感，更近於真實的描寫。

元淵最早的上言中支持李崇的建議，“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但此後東西高車加入叛亂，事態變得不可收拾。

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淵)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注]《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廣陽王深傳》，第618頁。

在魏蘭根、李崇、元淵等人的認識中，“改鎮立州”本是“可悦彼心”“順人望”的政策。不過，他們心中的六鎮人主要限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的“城民”，認爲叛亂的主體是從城民中徵發的戍卒，《韓買墓誌》中的“雜種酋渠”在考慮之外。但實際上主導叛亂的拔陵卻不是他們想象的戍卒。《北齊書》卷二七《破六韓常傳》記載：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没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注]《北齊書》卷二七《破六韓常傳》，第378頁。

與斛律金相似，拔陵出自世襲酋長、率領部落的家族，本不是郡縣之民。雖然二人本傳的記載中，斛律氏是高車人，破落汗拔陵氏是匈奴人，但是從《魏書·高車傳》來看，“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説明兩者關係極近。所以，《韓買墓誌》記載的“雜種酋渠，遠近相扇”更近於叛亂的實態。拔陵很可能不是一介小卒，而是像斛律金那樣率領部衆的軍主。

酋長層子弟成爲軍鎮軍主的例子又見於《周書》卷一四《賀跋勝傳》，“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鎮守”。[注]《周書》卷一四《賀跋勝傳》，第215頁。而且《周書》卷二九《宇文盛傳》中，“宇文盛字保興，代人也。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竝爲沃野鎮軍主”也是一例。[注]《周書》卷二九《宇文盛傳》，第493頁。關於軍主的性質，元淵的上表“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的判言很有名。但是，與一般郡縣不同，在没有民政組織的六鎮社會中，軍主的地位與郡縣社會中的軍主截然不同。《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懷傳》源懷上表指出，“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禄，四人已上奪禄一周”，顯示出六鎮中原本由郡縣官僚承擔的責任由鎮將以下軍官擔任。而且“北鎮邊蕃，事异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從這些資料來看，軍主是六鎮基層社會的代表。

拔陵與各地酋長聯合的情況還見於《周書·于謹傳》：

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户并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争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注]《周書》卷一五《于謹傳》，第244—245頁。

儘管無法確認于謹如何顯示“恩信”，肯定不是通過“改鎮立州”的方式。而自稱“真王”的拔陵則是通過給予王號的方式糾合這些酋長。《資治通鑒》卷一五一《梁紀七》武帝普通七年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條胡三省注云“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真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這是繼承了拔陵的做法。上記破六韓孔雀之外，又可見《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三月條“破落汗拔陵别帥王也[注]“也”爲“乜”之訛寫。參見前注。不盧等攻陷懷朔鎮”，《魏書》卷八〇《賀拔勝傳》其父度拔事迹中“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衞可瓌”等例子。還有諸如“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固原高平鎮酋長自稱王號，響應拔陵的例子。

北魏六鎮不是郡縣制地區，當地居住了大量風俗、語言各异的部族。正如道武帝部族解散相關的有名史料“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别爲部落”(《魏書·高車傳》)顯示的那樣，高車部族本不是被解散的對象，多受六鎮管轄，在維持部族制的同時通過軍鎮内屬北魏。六鎮之亂正是在北魏朝廷試圖導入郡縣制的時候發生的。“改鎮立州”相當於繼道武帝、孝文帝以後的第三次部族解散。[注]川本芳昭認爲孝文帝時期曾發生過第二次部族解散。參見川本芳昭《部族解散の理解をめぐって》，《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8年，第124—186頁，原載《佐賀大學教養部研究紀要》第14卷，1982年。而且，這次解散的原因是爲了掩蓋送還阿那瓌的失敗。對此，拔陵自稱王號，并且通過給予各地酋長王號的方式聯合各個部族進行抵抗。這才是拔陵之亂一時蜂起并迅速波及六鎮全域的原因。

如上所述，六鎮之亂的背景是“改鎮立州”的提案，“改鎮立州”的背景是送還阿那瓌的失敗。那麽，送還阿那瓌失敗的背景自然是阿那瓌的投降。最後，本文將通過分析三者之間的關聯，試圖指出六鎮之亂不僅只有北魏内部階級矛盾一因，更是在與歐亞東部大陸整體活動中連動産生的。

四、 阿那瓌來降與楊鈞就任懷朔鎮將

另一方面，柔然也有大量附屬的高車部族。[注]《北史》卷九八《蠕蠕傳》記載：“社崘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據《北史》卷九八《柔然傳》記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北魏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十二將率十萬騎攻擊柔然伏古敦可汗，高車副伏羅部阿伏至羅及其從弟窮奇率十萬餘落部衆脱離柔然，西逃至吐魯番西北自立高車國。不過，同書《高車傳》中把高車自立的時間繫於太和十一年(487)。松田壽男認爲高車在北魏討柔然前就業已强盛，後者的時間記載正確。[注]《梁書》卷五四《西北諸戎·芮芮國》記載：“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周偉洲也認爲由於北面受到太和十一年自立的高車國的壓力，柔然不得不南遷，并在太和十六年敗給北魏。[注]松田壽男： 《高車獨立年代考》，《松田壽男著作集》2，東京： 六興出版，1986年，第186—194頁，原載《回教圈》第1卷第1號，1938年；同《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增補版，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第205—212頁；周偉洲： 《敕勒與柔然》，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9頁。松田壽南推斷，阿伏至羅統領的北部主要在阿爾泰山西麓活動，窮奇率領的南部則在天山南麓。

太和十二年(488)阿伏至羅殺死受柔然影響的高昌王闞首歸，立張孟明爲王。[注]《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傳》和《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均記載爲太和五年。王素(《高昌史稿 統治篇》，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82―283頁)指出“五”是“十二”之誤。今從王説。此後，窮奇部落被嚈噠打敗，其中一部歸降北魏，北魏就此設高平鎮。[注]《北史》卷九八《高車傳》記載：“窮奇後爲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這一事件應該發生在太和十四年(490)至太和二十一年(497)之間。[注]前引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第214頁。拔陵起義時，六鎮以外最早響應的人物是高平鎮的酋長胡琛，應該與以上動向有一定關聯。另一方面，阿伏至羅部落也受到嚈噠的攻擊而臣服，在嚈噠的介入下，窮奇子彌俄突被立爲王。彌俄突即位在永平元年(508)春或前一年(正始四年〔507〕)末。[注]前引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第215頁。高昌國亦受此影響，張氏王國倒，馬氏王國建，又再在景明二年(501)成立麴氏王國。[注]前引王素《高昌史稿》，第319—326頁，有詳細論考。永平元年(508)高昌王麴嘉派兄子朝貢北魏。同年彌俄突亦向北魏派遣使者。宣武帝回復彌俄突的詔書如下：

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絶，姦勢亦危，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注]《北史》卷九八《高車傳》，第3274頁。〔 〕内據《通典》卷一九七《邊防典·高車》，第5400頁補。

如上所述，4世紀末至5世紀初，北亞諸勢力變化很大。北魏六鎮也在這時發生巨大轉變。此前，爲了防止柔然入侵，北魏在每年秋冬均從平城向漠南派出大量軍隊巡防，被稱爲“遊防”。但是，洛陽遷都後，六鎮兵力“十分闕八”，[注]《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懷傳》，第1028頁。派兵常駐軍鎮的“移防”代替“遊防”成爲主要防禦方式。同時，都督制的導入、鎮戍的調整等措施使軍鎮逐漸組織化，城墻、倉庫的建設也使軍鎮進一步城塞化。[注]參見前引拙稿《北魏六鎮史研究》。這些變化當然與北魏在遷都洛陽後，將主要兵力向南方調配有一定聯繫。但是，使這一調整得以實現的基礎是5世紀中期嚈噠的勃興，以及連動出現的5世紀末高車的自立和柔然的衰落。

北魏永平元年(508)，高車彌俄突與柔然佗汗可汗在吐魯番東三百公里的蒲類湖北大戰，後者戰敗被殺，高昌國亦成爲高車的屬國。[注]《北史》卷九八《西域·高昌傳》記載：“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佗汗可汗子醜奴成爲柔然的新可汗，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十年後(孝明帝初，518)，豆羅伏跋豆伐可汗反殺彌俄突。彌俄突之弟伊匐被嚈噠立爲高車主。此後，在柔然主婆羅門投降北魏之際，涼州刺史袁翻對當時情勢描述如下：

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注]《魏書》卷六九《袁翻傳》，第1676頁。

由於柔然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與高車伊匐的并立，柔然與高車可能再次回到相互拮抗的状態。然而，豆羅伏跋豆伐可汗因爲尊崇女巫地萬并立其爲可賀敦等行爲失信於國人而被暗殺。其弟阿那瓌繼位後，受到族兄示發的攻擊，不得不逃亡北魏，請求内附。時值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

正是這一年秋七月，靈太后被侍中元乂和劉騰囚禁於北宫，元乂開始專權。兩個月後，阿那瓌出現在北魏邊境。十二月，阿那瓌在洛陽受封爲朔方郡開国公、蠕蠕王，被安排住在洛南四夷館之一的燕然館。[注]《資治通鑒》卷一四九武帝普通元年十一月條，第4662頁。這時候，朝廷圍繞是否送還阿那瓌展開議論。尽管左將軍尉慶賓斷然反對，最終還是在元乂的主導下，達成北返的決定。朝廷很快發布詔書，敕懷朔鎮將(肯定是楊鈞)率二千鋭騎護送阿那瓌北歸。

與元乂勾結，負責護送阿那瓌北返的正是楊鈞。唐長孺曾鈎沉洛陽遷都以後的歷任懐朔鎮將，爲元萇(493—499)―元尼須(500—504)—鮮于宝業(504—508)—段長(508—513)—于昕(514—517)—陸延(517—520)—宇文福(520)—楊鈞(521—524)。[注]唐長孺： 《葛榮未任懐朔鎮將辨》，《山居存稿續編》，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289—294頁，原載： 《唐長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魏書》卷四四《宇文福傳》記載：“出除散騎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唐氏綜合各種史料推測宇文福的就任與死亡時間是正光元年(520)。近年出現的宇文福二子的墓誌《北魏孝昌二年宇文善墓誌》和《北魏孝昌二年宇文延墓誌》證實宇文福死於神龜三年(即正光元年)。兩件墓誌參見趙文成、趙君平《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第63—64頁。不過，如前文分析，楊鈞就任懷朔鎮將的時間很可能在正光元年(520)末。作爲以上諸鎮將中第一個漢人，這一任命顯然出自元乂之意。

正光二年(521)正月，阿那瓌辞都北上。但是，這時候楊鈞等人的計劃中已經出現了一個變數。阿那瓌南逃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打敗示發，成爲彌偶可社句可汗。因此，楊鈞上表請求增兵。朝廷撥鄰近郡兵一万五千人歸楊鈞指揮。對此，諫議大夫張普惠上表激烈批判，直指楊鈞。

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況今旱酷异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脱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注]《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2016年，第1878頁。

正光二年(521)二月，肅宗派牒云具仁出使婆羅門，谕示其迎歸阿那瓌。婆羅門派丘升頭等六人率兵二千人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到懷朔鎮，向阿那瓌轉達柔然情況。阿那瓌因懼畏婆羅門，要求返回洛陽。

緊接着事態又生劇變。婆羅門因敗給高車伊匐而到北魏涼州來降。七月，仍在懷朔鎮的阿那瓌獲悉柔然大亂，向北魏借一萬精兵幫助收拾局面。但是，九月柔然後主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來奔懐朔鎮，請求北魏援軍，并迎歸阿那瓌。爲避免積極介入，北魏朝廷采用涼州刺史袁翻的提案，將阿那瓌安置在懐朔鎮北無結山吐若奚泉，婆羅門安置在敦煌北西海郡作爲藩屏。[注]《魏書》卷六九《袁翻傳》，2016年，第1675—1678頁。不過，從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元乂等人的上奏來看，只計劃厚待阿那瓌，將他作爲藩屏的培養對象。

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内，資衞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注]《北史》卷九八《蠕蠕傳》，1974年，第3262頁。

表文中言動員沃野、懐朔、武川三鎮士兵，可見對阿那瓌的處置依然受楊鈞指揮。另一方面，被安置在敦煌的婆羅門及其部衆饑饉不堪，試圖逃亡嚈噠。正光二年(521)十二月，婆羅門被州軍捕獲，被遣送洛陽。[注]《資治通鑒》卷一四九武帝普通三年(522)十二月條，第4671頁。但是《北史》卷九八《蠕蠕傳》，第3262頁作正光二年(521)十二月。本文從《北史》。又《北史》記載“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第3263頁)

正光三年(522)夏四月庚辰，北魏册封高車国主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国公、高車王。[注]《魏書》卷九《肅宗紀》，2016年，第278頁。同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種田，肅宗命支給一萬石。不過，給粟的命令貫徹情況不得而知。總之，阿那瓌部衆不堪饑饉，在正光四年二月(523)入塞掠奪。當時，阿那瓌部衆遊蕩在柔玄鎮與懷荒鎮之間，北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北道行臺試圖對其慰撫賑恤。又值柔然後主俟匿伐來朝結誼，[注]《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四年二月條記載：“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侯匿伐來朝京師。”又《北史》卷九八《蠕蠕傳》記載：“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所以有了將阿那瓌部衆遷移内地的討論。[注]《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臨淮王昌弟孚傳》記載：“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寛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内。”但是，阿那瓌伺俟匿伐不在的間隙，扣押元孚爲人質，抄略北魏北邊一帶後，掠奪良口、家畜北歸，重新坐上柔然主的寶座。四月，朝廷派李崇帶十万騎兵追捕阿那瓌。如前所述，李崇無功而返。

關於破落汗拔陵起義的時間，有正光四年(523)末和正光五年(524)三月兩種説法。[注]《魏書》卷九《肅宗紀》，第297—298頁校勘記〔一六〕據《通鑒考异》定爲正光四年冬。朱大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義若干史實的辨析》，《六朝史論》，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批判此説，從《肅宗紀》爲正光五年三月。無論如何，元淵的上表中已經明確指出正光四年阿那瓌之亂和李崇北伐的失敗是引發起義的直接契機。實際上，六鎮之亂具有同時、多發的特徵。《魏書》卷二三《于栗磾傳附景傳》記載：

忠弟景，字百年。……謀廢元叉，叉黜爲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毁辱如此。月餘，乃殺之。[注]《魏書》卷三一《于栗磾傳附景傳》，2016年，第831頁。

據此，懷荒鎮民反叛與正光四年(523)春阿那瓌叛亂時間相隔不遠，[注]Andrew Eisenberg提出同樣看法，參見“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Court, 500-528”，《唐研究》第20卷,2014年，第69頁。就在元孚持節奔赴柔玄鎮與懷荒鎮之間撫恤阿那瓌部衆之後不久。[注]《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臨淮王昌弟孚傳》記載：“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持白武〔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儘管如此，鎮將卻拒絶對鎮民發放糧食，因此被引發的鎮民的怒火成爲他們反叛的導火索。這種强烈憎惡并非是針對鎮將的個人恩怨，而是出於因北魏朝廷政策失敗，使他們無辜成爲阿那瓌事件犧牲品的憤懣而迸發的。

結論

北魏六鎮的設置原本是爲了安置高車諸部族。六鎮諸部族在北魏的庇護下形成共存共榮的關係。但是，5世紀末柔然的衰落和北魏洛陽遷都導致六鎮逐漸成爲單純守衛北魏邊境的防禦設施。正光元年(520)阿那瓌來降，元乂與楊鈞勾結，意圖通過自己的影響推動阿那瓌重掌柔然。因此，楊鈞被任命爲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大都督。其子楊寛也成爲高闕戍主，隨父謀求功勛。他們試圖利用懐朔鎮、沃野鎮、武川鎮的兵力護送阿那瓌返回柔然。但是，北亞局勢在他們意想不到的地方演變，元乂與楊鈞等人的野心也就此破産。即便如此，他們依然盘算着利用阿那瓌而將其安置在懷朔镇北面，卻招致後者對六鎮的蹂躪。

雪上加霜的是，奉命討伐阿那瓌卻無功而返的李崇向朝廷提案廢鎮設立郡縣。只看到城民的憤懣的他們，忽略了高車等部族民的不滿。“意輕中國”的真相是六鎮社會對以上情況的失望。緣此，叛亂在阿那瓌肆虐六鎮的正光四年(523)至正光五年(524)之間爆發。引發這一狀況的直接元兇就是懐朔鎮大都督楊鈞。破落汗拔陵正是在楊鈞都督下的沃野鎮、此前由楊寛擔任戍主的高闕戍揭竿而起的。

一直以來，對於六鎮之亂産生的原因多從洛陽遷都後士兵地位的低下，鎮將對士兵的榨取，鎮民的階層分化等方面分析。本文無意否定六鎮之亂的背景中存在的以上社會經濟矛盾。從六鎮之亂擴散成全國性叛亂的結果來看，當然存在社會經濟的問題。但是，最終促使鎮民決意而起的理由是什麽？導致他們産生“意輕中國”的情感，迫使他们不惜拒絶北魏支配的原因是什麽？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考慮六鎮之亂在正光末年的沃野鎮、高闕戍開始的必然性。本文思考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維持在六鎮社會的部族社會的存續危機是六鎮之亂産生的契機。

那麽，這點只是六鎮之亂的導火索，還是也對破落汗拔陵起義以後的發展産生了某種影響？關於這個問題的考察是今後的課題。

附記： 本文是在伊藤敏雄編《石刻史料と史料批判によ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平成22—26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2015年3月)所收報告，和2016年8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湖賓館，襄陽)報告的基礎上全面修改而成。在執筆過程中得到了會田大輔博士、徐沖教授、田熊敬之君等人的寶貴意見。本文是平成29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中國古代の軍事と民族―多民族社會の軍事統治―」(課題番號25284133，代表者： 宫宅潔教授)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文由東京大學博士生付晨晨翻譯，作者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