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蕾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重庆 400052)

新世纪以来，重庆作为一个城市空间在中国电影中的出现已屡见不鲜，如《生活秀》《三峡好人》《巫山云雨》《疯狂的石头》《好奇害死猫》《火锅英雄》等众多电影，其话语系统内涵丰富、风格多彩。

重庆在中国电影中频繁出境，不仅因为这座城市拥有众多的标签，如富有地理特征的“山水之城”，以闷热天气闻名的“火炉”，承载着历史进程的“抗战陪都”，新中国成立以来迁徙人口最庞大的“三峡大移民”，以及近年迅速上升的“新兴大都市”。此外，也源自于它独特的城市风格：“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传统与现代交错、山与水相映、贫与富比肩。在高层林立的新建筑群中夹杂着低矮破旧的民房，依山傍水的城市身体上并置着组团式城区商业中心大街，和遍布城市阡陌中的坡坡坎坎，就在各闹市区之间还横亘着半是农田半是工企厂房的杂乱景象。”[1]相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已然现代化的城市，重庆是一个发展中的西部城市，无论是山水之城的地理风貌，还是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历史和时代环境，乃至到重庆城市形象和个体精神状态的变迁，在当下中国社会中都显得既有特色又具有时代性。因而，重庆电影的话语建构图景折射出当代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典型话语文本。

一、都市的话语镜像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一直是中国电影热衷表现的对象，而对都市形象的展示和都市话语的探析也引起了对都市文化的批评和反思。重庆的山地风貌早已街知巷闻，这个魔幻“3D”城市在影像中富有强烈的视觉动感和层次感。它一方面拥有一个大都会所具备的摩登元素：高楼林立，繁华街道，光影流动，另一方面有着破败的被遗弃的灰色面孔：弯窄的巷道、潮湿的吊脚楼、喧闹的棚户区和荒芜的江岸。城市资本的不平衡使二者具有强烈的新旧对立的意味，昭示了现实都市中的贫富差距、人性疏离。

在电影中，呈现现代都市格局以凸显阶级对立的影像比比皆是。如《好奇害死猫》中千羽居住的高雅住宅和其丈夫任重与情人幽会的破败陋巷；《疯狂的石头》中老旧的罗汉寺城区和地产商规划的现代化写字楼；《谜岸》中的少年小川生活在没落的纺织厂和歌女苏丹出入的光鲜的解放碑商业区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影像里频繁出现大桥的意象。如《火锅英雄》中的千厮门大桥，《谜岸》中尚未竣工的朝天门大桥……这些桥梁一面连着重庆的老市区，一面通向的是代表着新兴高档住宅商业区的江北区。在这些电影中，桥梁都隐藏于雾中，隐喻着人对跨越阶级的欲望和未知的未来。城市在疯狂地扩张，老旧城区面临改造，带来的是人的精神焦虑与失落。如《生活秀》中漂亮泼辣的大排档女老板来双扬所依赖的夜市面临拆迁，《日照重庆》的十八梯原住民老金感叹着家园的消失。新旧对立，阶级划分，城市变迁都带来都市人的精神疏离，形成了都市人冷漠、自私的都市病，个体生命的精神经受异变，也导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解体。众多的电影讨论了在此种语境下的家庭格局异化。丈夫出轨，妻子设计使得丈夫自食恶果，同时自身也遭遇精神毁灭(《好奇害死猫》)；出租车司机父亲为骗保，带着小三蓄意制造假事故，却不幸身亡，而母亲被迫照顾受伤的小三，儿子小川不得不经历一场心灵上的焦灼(《谜岸》)；《日照重庆》更是父亲角色的长期缺席，致使儿子林波被社会和家庭遗弃。社会秩序的破碎、家庭关系的异化促使人的精神世界迷茫而癫狂。如《门》中青年蒋中天因为失业、失恋而痛苦不堪，进而精神错乱杀人。他的房屋窗外正是时时呼啸而过的轻轨轨道，风驰电掣的列车加速了他内心的狂躁和不安。因而，重庆城市影像总是表现为迷雾笼罩下的水泥森林、潮湿的弄巷、粗粝的江岸，一种带着冲撞而不安、湿润而热情的质感充斥在都市空间中。

二、现实的话语建构

在第六代导演进入中国电影创作序列中后，纪录风格就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特征，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章明和贾樟柯就不约而同地把对真实的拷问放在了重庆的三峡。章明曾对自己的创作做出解释：“我的影片从不会脱离现实，总在一定程度上同现实发生关系。”[2]如《三峡好人》《巫山云雨》等影片中，他们采用了非职业演员和四川方言，用细腻的纪实镜头展示了因三峡工程而即将淹没的重庆奉节和巫山老城。《三峡好人》描述了两个闯入奉节的山西人，一个寻找被拐逃回的妻子，一个寻找多年失联的丈夫。随着闯入者的视线，灰色人生画卷展开：下岗的职工难以维持生计，被迫随移民潮迁往他乡；旅馆小老板被迫搬迁到桥洞栖身；烈日下靠拆迁房屋维生的工人；在斗殴中不幸丧命的“小马哥”，等等。三峡工程是国家意志和政治话语的体现，而在民间话语中，则必然是以“小人物们”的生命挣扎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代价，他们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悲剧性的失语。如章明的《巫山云雨》讲述了一个有关一起离奇的“强奸案”的小城故事，主人公旅店招待陈青和信号台员工麦强二人都因内心的苦闷而整日神情恍惚，沉默寡言。片中有一处长镜头，旅店里陈青看着大堂里打牌的旅客，镜头随其视角转向店门、街面、对面的小店铺、屋檐，紧随着一个男子进店，视角回到旅店，而在这短短的十来秒时间里，打牌的旅客们瘫倒在沙发上，似乎睡着了。这种带有幻觉性的主观感受，暗示了陈青内心的边缘化特征。[3]在章明的另一部电影《秘语十七小时》里，主人公于栋是来自于巫山县城里底层的片警，与初恋女友重逢后，唤起心中过往的激情，而囿于现有家庭和惨淡现实之中产生了情感游移和精神苦闷，在电影原剧本中，其命运是走上自杀的道路。遭遇了精神家园和现实世界的土崩瓦解，底层的“小人物们”精神游荡、失落，丢失了本真的生命话语。

而在都市中也有一群在底层挣扎的灰色人群，他们的话语直接被遮盖和利用。《好奇害死猫》中的住宅区小保安被妻子千羽收买而设计报复丈夫，当事发后他眺望远方，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谜岸》中的父亲是纺织厂职工，下岗后跑出租为生，朴素的梦想是找个小地方，开餐馆，重新生活，透露了被日常生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生活秀》中做夜市生意的来双扬，《日照重庆》中身为船员的疲惫的老金，《疯狂的石头》中发不出工资的手工艺厂厂长……这是一群普通人，也是被时代和社会所遗弃的一群人，他们的内心压抑、局促而苦闷，只能屈从现实，留下悲怆的尾音。

三、青春的话语母题

重庆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充满躁动、不安和欲望。在重庆电影中的大多数影像中，青春的话语表达总是绚烂多彩的。《火锅英雄》是重庆籍导演杨庆的作品，讲述了三个同学合伙开了一家洞子火锅，可惜经营不善，于是他们打算扩建火锅店以便转卖，却不慎挖开了地面上的金库，三人命运随即改变。这部电影中既拥有诸如火锅等浓烈的重庆地域元素，也有着青春的主题。三人从初中时就是同学，一起组建外号为“沙坪坝草蜢”的乐队。于小慧暗恋刘波却无疾而终，情书、白衬衫、青春回忆。毕业后的刘波等人碌碌无为，却在面临金库被劫、于小慧被挟持时，挺身而出，爆发出草根英雄的江湖气魄，这无疑是一部充满烟火气的青春英雄主题电影。影片结尾处，刘波逃离了政府社会的嘉奖，和于小慧等三人聚齐于破旧的天台吃火锅，就可以体味出民间话语的价值选择和生活准则。此外，《日照重庆》中展现了成长的另一种方式：残酷青春。父亲林权海供职于海船，经年漂泊，得知儿子林波在超市里挟持伤人被击毙，从日照来到重庆寻找事实真相。随着故事碎片的拼凑，林波这个性格孤僻叛逆，情感冲动，渴望爱而惧怕失去的青年形象浮现出来，却最终以死亡践行了残酷青春的命题。王小帅曾在《日照重庆》的影片发布会上提出过对青少年生存环境的质疑：“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丢失了很多的东西，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丢掉了亲情，丢掉了世界观的建设，这是巨大的问题。”[4]林波的悲剧命运的终结，是警察最后的枪击，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逃离，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失的一面。可见，青少年作为个体在与社会主流群体对抗和斗争中，力图证明个人和爱情的存在，不被同化就只能被扼杀。章家瑞执导电影《迷城》中贫困而自卑的大学生赵坡喜欢发廊妹甘秀，他恍惚看见甘秀被同乡强奸后溺水而亡，事后赵坡的神经性幻想一发不可收拾。《晚安重庆》中年轻的洗头妹玲玲因情人心生罅隙，将其捆绑后推入长江犯下罪行。《谜岸》中小川的初恋青青因须做近视矫正手术，投向小川的有钱朋友的怀抱。通过这些少年，能清晰地观察到他们生存的背景话语，即在社会转型期，金钱中心和功利主义的流行、道德规范的混乱、家庭的裂变，扰乱了青少年的价值观。

四、命题的话语图景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电影以其丰富的视听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话语载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电影等媒介方式进行地域形象的输出和文化的传播，这吸引了大量地方政府对投拍电影产生积极的意愿，重庆也是如此。从2009年以反映重庆梁平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事迹的主旋律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开始，2011年江津拍摄的《爱情天梯》、2012年巫山政府与导演章明合作的《她们的名字叫红》、2012年反映秀山留守儿童的《指尖太阳》，再到2014年上映时就宣称展现地方风情的电影《恋着多喜欢》和《黄莲有点甜》等。[5]在这些影片中，以多样化的话语角度诠释了当地的人情风貌和生命体验，展示了重庆多元化的区域特征。如《爱情天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重庆江津一对老妻少夫的动人爱情，丈夫为方便妻子行走凿出一条山路，同时也描绘了江津中山古镇的风俗人情；《黄莲有点甜》着意展示重庆石柱县土家族的民族风情，韩国设计师小伙追求土家族姑娘黄莲，耳闻目睹了土家族的传统民族风俗，从而获得设计上的灵感；《恋者多喜欢》用清新的画面和明星制表演全方位地展示了重庆涪陵区的文化遗产和城区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电影中，无一例外地通过介绍民俗、风物、地理等着力渲染地域自身的文化形象。如《指尖太阳》中讲述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其中不仅详尽铺描酉水河、千年石堤古码头、清溪古镇、边城渡口等自然风光，土家族“花灯”“龙缠灯”“打绕棺”“拉拉渡”等民俗表演也竞相上演。尽管这些电影语篇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形象，但在叙事逻辑中却不那么妥协自然，细节的生拼硬凑、地方风俗的单纯猎奇，这是官方话语与艺术创作结合时往往出现的通病。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体味出城市投拍“命题”电影强烈的内在焦虑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落后的地方急切寻求资本天平的倾斜，渴望得到中心地位的认同，产生了中心和边缘的矛盾，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目前的现状。在影片《她们的名字叫红》中正是探讨了这一问题，美国人卢卡斯热烈追求巫山的漂亮姑娘王红，开启了在巫山寻找王红的经历。他结识了王红的同学——身为报社记者的李红，并无意引起了外事领导谈话、报纸和电视媒体的报道，他的感性追求被社会体制赋予了政治意味，真实的内心情感被体制话语压抑而无法言说，最终迷失在巫山。这个寓言式的故事通过一个巫山小县城，窥见了中国现实与全球化认同的矛盾。

综上所述，当代重庆电影作为华语电影中的有生力量，具有丰富多样的话语形态，构建了丰富的话语图景，探索了电影话语的多元策略性，其中所折射和反映出的当下重庆乃至中国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内涵，是富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