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东(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电影《布鲁克林》根据当代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一上映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包括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提名、最佳女主角提名、最佳改编剧本等。《好莱坞报道者》评论说它是经典之作——庄严华美的浪漫主义戏剧，被变迁着的时间、地点和社会风物，刻上了深深的烙印。确实，《布鲁克林》没有当今畅销电影的一系列“标签”——令人惊叹的特效制作、国家安全的政治命题，或者切中时弊的热点问题，等等。连影片中的“爱情”都是普通邻家姑娘平凡无奇的生活故事。不过，或许正是这种没有噱头和卖点的创作，反倒最有可能引发观影者的思考与共鸣。就中国观众而言也一样，小镇姑娘爱丽丝的人生经历，或许就在中国的各个小镇上演着，那些远离故乡来到繁华都市打拼的姑娘身上，似乎也都有着爱丽丝的影子。“好的叙事不一定非得轰轰烈烈，平淡有平淡的好处。生活本身富于戏剧性，只要好好讲述，就充满吸引力。 ”影片《布鲁克林》正是通过一个司空见惯的移民故事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离乡者”的关注。

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向来以描写爱尔兰社会和移居他乡者的生活见长，而移民者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其移民小说中的关注重点。所谓身份认同，就是给予自我连续感和稳定感，使得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个体如果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孤立的生存空间内，缺乏与自我的比较对象，就不会对自我身份产生强烈的认知，也就是说，不会对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存在感产生焦虑不安。但是如果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了比照的对象，与他者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时，尤其当个体的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个体就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产生强烈的感知，认同问题随之出现。影片《布鲁克林》用细腻真实的画面展示了古老衰弱的爱尔兰社会和充满着蓬勃生机的美国社会，尤其是通过爱丽丝的一次归乡经历，勾画出移民身份在故乡小镇所携带的“光环”以及“光环”背后两重身份的尴尬，即如《纽约客》所说的那种“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

一、离乡：“局外人”身份焦虑

影片一开始，便用了8分钟的时长来看似冗长实则十分精练地展现了爱尔兰小镇姑娘爱丽丝的日常生活状态。小镇生活死气沉沉，日子平静如一潭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于是爱丽丝在小镇中便处处展示出她的格格不入，比如她厌烦每日例行公事的教堂晨祷，所以会在晨祷时心不在焉地打着哈欠。她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靠在小镇上的一家杂货铺里兼职赚一些零用钱，而杂货铺的老板凯莉小姐尖酸刻薄、为人势利，对爱丽丝更是百般刁难、冷嘲热讽。同样，在社交生活上爱丽丝也是处处碰壁，小镇的青年人舞会上，她的好友南希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男子的关注。相比之下，她仿佛是一只“丑小鸭”，无人问津。所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社交生活中，爱丽丝都处在一种“边缘”的位置，可有可无，是生活中的“局外人”。但有意思的是，爱丽丝一直冷眼旁观着小镇的生活，并对小镇的一切感到焦虑和绝望。在这里，青年人没有工作的机会，整日无所事事，阶级划分明显，所以和大家一样，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与现实生活的毫无希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爱丽丝。她无法在小镇生活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与小镇居民的对照中，她发现自己无法认同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形式。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因此，缺乏认同感的个体会对自身身份产生一种焦虑和不安，生命缺乏内在的依托，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在影片中，当南希问起她“为什么不穿那条漂亮裙子参加舞会”时，爱丽丝才会回答道：“我想是因为我要离开了。”

爱丽丝渴望离开这个闭塞沉闷的小镇，因此当她通过姐姐的帮助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神父，并在神父的帮助下有机会去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工作时，她欣然接受。虽然爱丽丝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但对她而言，去美国工作就像是一次生命的华丽冒险，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远比亲情更重要。

二、在他乡：个体身份的找寻

相对自我认同而言，集体认同具有更为持久、稳固的力量。固定的朋友圈、熟悉的生活环境、得心应手的工作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每一个体。个体从这些稳定的社会关系中体会到信任、依靠和安全感，进而有了归属感，心灵有了栖息之地，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个体为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越来越频繁地迁徙，而当移民个体一旦踏入一个陌生新世界，异质文化的冲击、语言沟通的困难、交际圈的排他性等问题便也随之出现，又迫使每一个移民者不得不去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个体身份的建构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努力，个体学习异乡的文化习俗，学习新的生存技能，通过舞会等社交手段融入当地的生活圈；另一方面则是与生活中出现的“他者”相比照，通过观察“他者”的言行或是与“他者”的互动中重塑自我的身份，因而“他者”在个体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爱丽丝在登上驶向纽约的客轮时就认识了她新人生的第一位指路者——同舱的漂亮女孩，正是这位指路者帮助她形成了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初次见面，这位女孩就向爱丽丝抱怨道：“从美国回到家乡就是一个错误，再也不回去了。 ”这番话对于刚离开家乡、懵懂青涩的爱丽丝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但这句带有预言性的话却也是对之后爱丽丝返乡的心理暗示。在客轮上，这位指路者不仅对晕船的爱丽丝照顾有加，惩罚了欺负爱丽丝的船客，而且还告诉爱丽丝“要多和陌生人聊聊”“不要紧张”“要像美国人那样思考”等。应该说，正是这位女子身上展现出来的自信无畏、独立热情，深深地影响了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来到布鲁克林后，爱丽丝寄居在一所公寓里，同住在这里的几位姑娘活泼自信，穿着时髦，相比之下她则显得青涩拘谨。她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柜台做销售，不知道该如何亲切自如地和她的同事、她的顾客交流，只好独来独往，而她的爱尔兰口音也遭到了调侃，于是孤独之感、思乡之情挥不去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家乡的来信便成了她在异乡生活的唯一支撑。爱丽丝初到布鲁克林的这种感受可能是每一个在异乡拼搏的姑娘都曾经历过的，就像人们常说的“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一样。离乡的漂泊之感、陌生的生活环境、思想文化上的差异等，都在逼迫着爱丽丝去思考，去做出改变。而这或许就是成长，爱丽丝也正是在经历离乡和重新开始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焦虑之后，才有可能变得强大起来。

神父告诉爱丽丝，“思乡病和其他病一样都会过去”，并且安排爱丽丝去夜校学习会计，这让爱丽丝的生活充实起来，缓解了思乡的痛苦。圣诞节她去教堂帮那些无家可归的爱尔兰老人分发食物，而当她看着这些有家不得归的年迈衰弱的老人唱起家乡的歌曲时，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荡。这是爱丽丝生命的一个重要节点，老一辈爱尔兰移民的悲惨处境使她明白自己已无后路可退，她必须适应并且融入布鲁克林的生活中去。于是她开始主动参加社交舞会，并在此邂逅了勤奋上进的意大利小伙子托尼。她逐渐融入了新生活，对销售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也得到了男友一家人的喜爱，甚至因为获得了美国的会计证书已经开始准备换工作了。但遗憾的是，爱丽丝平静的生活被来自家乡的噩耗打破了，姐姐病逝，她要回到久别的家乡，而在离开美国之前，她和托尼秘密地结了婚。

三、返乡：双重身份的困惑

爱丽丝的这一趟返乡颇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感。回到家乡的她很快成为小镇的公众人物，时髦的穿着、从容优雅的“美国式”举止风度，都让小镇人对她刮目相看，很快她就成了被赞赏的对象。而之前对她不屑一顾的小镇贵族青年吉姆也开始频频向她示好，并且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不久，她又凭借着自己的会计知识帮姐姐生前的公司解决了大麻烦，得到公司老板的认可并邀请她留下任职。生活好像开始厚待爱丽丝，她之前梦想的一切，在此刻仿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于是，爱丽丝在小镇人的眼中，已不再是“爱尔兰小镇的邻家姑娘”，而是“美国归来的爱丽丝”，是接受了先进文化的、带有异域特色的爱丽丝，甚至一下子成为数百年蜷缩于一隅的小镇居民所能理解和想象到繁华的外面世界的代表。爱丽丝陶醉在这虚拟的温情和虚幻的光环中开始迷失自己。她享受着“美国身份”带给她的荣耀，她不再提起回美国的日子，也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结婚的事情。因此当美国的丈夫不断写信过来，她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就像原作小说中写道的：“她有种奇怪的感受，仿佛自己分裂成两人，一个是在布鲁克林奋斗过两个冬季和许多艰苦时日，并在那里陷入爱河的爱丽丝；另一个是她母亲的女儿，是大家都认识，或是大家都以为认识的爱丽丝。”“麻雀变凤凰”的身份转变让爱丽丝变得无所适从，她既不拒绝小镇贵族青年吉姆的追求，也没有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及时回信，她被动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直到小镇杂货店老板凯莉小姐的出现。凯莉小姐满怀恶意地告诉爱丽丝，她要把爱丽丝已经在美国结婚的消息告诉吉姆，而此刻的爱丽丝才恍然大悟——“我差点忘了这个小镇原来是什么样子”。原来小镇不过表面“温情脉脉”，但内质依然是闭塞狭隘的。此时此刻她终于明白了当年离乡时轮船上那位漂亮女孩所说的：“从美国回到家乡就是一个错误，再也不回去了。”原来平静美好的故乡印象只能定格在自己的想象中，“此故乡已非彼故乡”，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她只能回到布鲁克林继续前行，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

四、再离乡：个体身份的认同

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返乡之旅，必然要经历种种挫折磨难，冲破重重的诱惑和迷惘，才会找到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回乡的这段体验即如同一场五彩斑斓的美梦，总会有破碎的一天。体会并看清楚了这一点，爱丽丝立即订了回美国的船票，并且向母亲哭诉了一切，求得了母亲的谅解。如果说回乡前的爱丽丝还是个不谙世事、天真虚荣的小女孩的话，那么这趟回乡之旅则使她迅速地成长起来，她开始懂得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未来要走的路，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换句话说，如果说之前的爱丽丝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谨慎怯弱乃至各种被动、受制于人的一面，那么经过布鲁克林生活的磨炼和重返小镇的体验，她已经成为有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

所以，仿佛历史可以重新认识一样的，爱丽丝在回程的船上叮嘱那位初次去美国的小女孩:“布鲁克林就像家一样，或许你会十分想家，想得要命，但是你除了忍受这一切别无他法。总有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你或许都未曾注意到，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挂念一个和你过去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发现这就是你的安生之地。”在电影结尾处，爱丽丝背靠着布鲁克林的标志性建筑——布鲁克林大桥，看着自己的丈夫飞奔而来，她或许终于明白，故乡只能用来回忆，而眼前的这个人、这片明媚自由的土地，才会是她的精神的栖息地。

影片中的爱丽丝还处在人生的奋斗期，对未来和家庭还有很多期许，小说也以爱丽丝重回布鲁克林戛然而止，让我们无法得知人到中年后的爱丽丝将如何处理乡愁，她的后代如何传承爱尔兰文化，又如何在意大利文化、爱尔兰文化以及美国文化中取得平衡。或许影片更加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它除了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影像世界之外，还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在它的背后那些看不见却体会得到的更多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