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瑜 贾辽源

民间纪实一席谈

赵 瑜 贾辽源

贾辽源：

《木偶生死书》主要写了我们老家——山西浮山木偶剧团的兴衰史，同时对木偶这种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深度思考。前段时间邮发给您，现在专程来太原听取您的意见。这个剧团原先是个公办戏剧团体，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活跃，一度转战大江南北。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电影、传统古装戏的复苏，电视的兴起，严重冲击了木偶演出。1981年，浮山县委宣传部宣布剧团“长期放假”，“栽桑，养蚕，喂兔子”，就此，木偶几近消失，老艺人有的回农村，有的给人看大门。

赵瑜：

不仅木偶受到严重冲击，还有更多门类吧。比如，现在后半夜埋头读书的人就很少了。过去，点个小灯，一部长篇那么多人看，书也看烂了，前边没有页，后边没有页，还在看。文学艺术整体上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从文化角度说，几十年来是去文化，受到稀释了。年轻人过圣诞节、情人节，对传统文化的侵蚀非常严重。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一个教训。就像你说的，宣传部一宣布，剧团完了，你们散摊儿吧。三十年以来单纯发展经济，不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养活不了又改革不力，县里也没钱。就算是有点钱，也顾不上搞文化。咱们山西有些县，如果不是煤特别多，还是贫困县，让它再去保护民间艺术，这就很难。

现在，开始提倡保护了。这个过程，有一个典型的文化脉络问题。古代文学艺术形式多样，从发育到兴盛，兴盛以后，它就相对稳固。例如京剧程式化了，一举一动都是讲规范。它成熟了，成熟到不可替代，而且改都很难。再如律诗，根据汉语口音的声韵，演变成平平仄仄，现在新诗怎么也比不过它。新诗，谁能背得下几句来？而唐诗宋词达到了是个华人就能背几首的地步。床前明月光啦，锄禾日当午啦，都能背两首。木偶成熟以后，达到一定水平，在各剧种当中成为争奇斗艳的一个奇葩。但是，改革开放，一切金钱至上，很快冲击它，木偶和皮影是一个命运。一段时间，北京前门开茶馆，里边演皮影。观众大都是老外，中国人则不去看皮影。老外作为一种稀罕，就像我们去埃及看木乃伊一样。时间一长，艺人心灰意懒，形成今天无奈的局面。需要政府和政策扶持，需要出台具体化的政策。县乡一些地方，有些老艺人也积极找出路，牌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身份还挺高，实际上跟老百姓没区别。这些都是作品中可以抓住主线进行叙述的。你刚才说，这些主角散落在十里八乡，比如说看门房的、卖小吃的，甚至给人家打工，干啥的都有。这个现象应该多写，强调时代悲剧性的一面。

作家理论上差一点，可是，作家有能力让懂理论的人感觉到思考和倾向，可以从中得出新鲜结论。文学作品不一定都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是，我们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创作，而不是一般性无目的采访与写作。作品中，我看到不少章节、片段，被大量的一般化的细节和人物对话所湮没。他怎么说，你怎么回应，还是写小说的手法，很难展开分析历史故事和脉络，它的悲喜剧，反而让许多对话和小细节湮没了。比如说，这个主角哪里去了，后来的命运如何。文学艺术根本上讲是写人的，写人的命运，那么木偶人的命运怎样？不能湮进一般的对话里。从纪实文本技术上讲，对话不应多，作者怎么知道他当时是那么说的呢？除非曾经有过记载，关键语句、关键的点可以用。纪实作品也有两种叙述，一种是作家叙述，一种是人物叙述。用人物叙述过多，可能信息量会稀释，信息上不扎实不密集。用作家自己的叙述，信息量大，容载量大，有时候还能发一点个人感慨。纪实文本有一定的文献性。民间写作完善了集体记忆，充实了国家史话。你写的浮山木偶，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支脉的历史文献，带着这样的思考去写这本书，自然产生价值。同类人，全国皮影人木偶人，包括小剧种，他就会积极找你这本书看，他认为这本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写出了我们共同的命运，还有民俗文化研究者，很多专家都在思考呢。

贾辽源：

对，这是咱们的读者群。赵老师一分析，找到读者群了。

赵瑜：

在写的时候，把浮山作为最熟悉的一个点，因为谁也不可能跑很多地方。但是笔下要辐射全国，把全国同类东西写进来，只是要略写，浮山是详写。几月几日，哪一年，下了什么文件，人们当时的反应，比如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流泪了，然后散摊儿，天各一方。以浮山为轴心，审视全国。当然，全国不要占太大篇幅，有些地方提到或者一次性集中提到。我国的木偶现状可以集中写一下，要提到一些有名的剧团，他们大部分处境不好，这样的话，你这本书以浮山为基地，实际上挖掘了全国大问题。还得变成你自己的语言，既要有历史文献性，要有当代启示性。

贾辽源：

这就是纪实文学的特点。

赵瑜：

所谓当代启示性，作家指出问题，政府也不一定很快改变。而改不改是另一回事儿。多年前，我针对金牌至上的积弊，说应该重视群众体育，人家也许不做改变，但作家提出了思考和难题，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伍绍祖主编，专门设立一个章节，把《强国梦》的发表和讨论当成了当代体育界的一件大事。作品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知道这个道理，报告文学就要这样写。它不同于小说，不同于诗歌散文，它或者有文献价值，或者有现实启迪意义。

贾辽源：

这是纪实作家的使命。

赵瑜：

带着这样的职责去写，你自然会感到有说不完的话，使用人物对话一定是有依据有价值的对话，然后尽量精短。

贾辽源：

强化历史文献价值。

赵瑜：

既要梳理历史脉络，又应该把重点放在当前，把那些枝枝蔓蔓砍砍，把必须讲的东西强化，这本书的价值就容易体现。从浮山的民间诉说兼顾到全国的诉说。你也不用到处跑，网上材料多的是。

贾辽源：

我正好要向你请教。纪实文学是否需要塑造人物？

赵瑜：

文学就是人学。人们从事文学，把文学看做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写照，当成人生重要的参照系和审美需求来书写它。然而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极端，就是单把纯文学当文学，好像文学是个独立的门类。其实，文学不过是整个社会科学里面的一支。要真正写好，一定是多学科的。湖南学者章罗生，针对以往报告文学“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的不足，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虽然不够简练，却值得纪实作家的重视。章先生认为，新一代的纪实写作应当具备五个特征，一是“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二是“题材选择的开拓性”，三是“文体素质的非虚构性”，四是“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五是“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仔细琢磨还是很有道理的。

作家写文艺作品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与作品相关的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国共党史，我认为写长篇小说或纪实，都应该包括着中国史学在里边。单纯用文学完不成这个任务。早年我写《中国的要害》，有意识地突破一人一事的传统写法，在作品中引进社会现状和国际国内交通发展的对比，拓宽了以往报告文学的格局，这种新写法，对于迎接八十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的到来，做了一点尝试。而年轻作家们不大重视文学外围的思考，大家回乡一趟，到乡下一看，目前变成空心村了，很冷落，忍不住写点感受。这是单纯的文学。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咱村原来有多少土地？全村原来有多少人口？总共能打多少粮食？粮食值多少钱？好多年轻作者说呈现了空心村还不是大事吗？其实，他还是没有闹清楚农业农村农民的整个矛盾，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人多地少。过去公社化，打了一点粮食，除了国家征购，所剩无几，究竟能卖出个钱来？国家把农民拴在土地上，粮食几乎不挣钱，不但不挣钱，甚至很多庄户赔钱。在今天，作家是庆幸乡亲们出去挣钱好呢，还是把他拴在这片土地上好呢？纯文学的笔下，就触及不到问题和历史矛盾。千百年来，打仗，不就是抢夺土地？共产党的胜利，还不就是依靠土改吗？只有明白了土地和人的关系，体味了农民的贫寒与痛苦，你再去看空心村的时候，才会想明白，苦难的农民兄弟凭什么不可以变成城里人？农民进城一个月，在这个屋子打扫卫生，好比说一两千块钱。他在村里能挣得到吗？门口早晨卖油条的说，我才干了30天，怎么这么多钱呀！其实这个钱也实在不多。过去，全村人累死累活，传统落后的农耕方式，还不是现代化、机械化，早就穷怕了。改革开放以后搞承包，一庄一户分了一点地，大不了人均两三亩，那么，眼看着城市里面巨大的吸引力，政策也允许农民进城，难道文学家还想让人家拴在土地上？恐怕不对吧？所谓纯文学作品，简单地感慨一番，在农民看来这作品就不值钱。极左时代饥民要出去讨饭，或者出去做个木工活，硬是不让人家去，大队必须出证明，证明你是个良民。有点木匠手艺，还得巴结队干部，你才可能出去。

贾辽源：

是啊。一个农村木匠要参加木偶剧团，村里不放。后来走的时候，人家说，你得给生产队交钱。

赵瑜：

具体到一个村、某一个人，肯定有鲜活生动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把文学作品单纯当做小闲篇去写。文学只是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一支。我曾经和几位作家去写王家岭矿难，我们不能光看见干部们很辛苦、战士们很奔忙、中午也没吃饱，忍着饥饿，连续加班救人，你没有弄明白为什么王家岭出大事？是因为央企为了减轻自身负担，那么大的央企只有11个正式管理者，雇佣了上千农民工，企业不用管你劳保，不用管你吃住，不用管你养老，大量使用不值钱的农民工，而农民工又觉得下井挖煤是个挣钱机会，就赶紧前来下井，绝大多数没有经过安全培训。结果，透水现象已经很严重了，他半懂不懂，又强迫他干进度，有进度才有钱，于是发生了惨烈矿难，把几百人埋在深井当中挣扎。这正是当代巨大的悲剧，并不是又一曲协作抢险的凯歌，这才能写好王家岭矿难。最后，11个人逮捕了9个。你看，要寻觅发生问题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央企、国企的改革，说到底也不像什么真改革。好作品都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撑，文学才能有力量。

贾辽源：

说得好，纯文学缺乏大的力量，纪实文学加上多角度的思考才能有价值。

赵瑜：

光是看到人家抢救则感动，怜悯恻隐之心频发，然后，泪飞如雨，歌功颂德，读者一看，还是老一套。作为救护队员，本来就是干抢险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政府难道说见死不救吗？你在作品中上升为巨大感动，实际无人感动，作家应该启发读者们，带血的煤为什么会出事，触动他的思考，这个文学作品才有意思。好多作者陷入写作苦恼出不来，还在琢磨怎么使用小技巧呀，是不是结构不对呀，是不是前后呼应写的不巧妙呀。发愁这个问题的人最多。《寻找巴金的黛莉》怎么结构呀，怎么编织呀？而一部作品需要揭示的东西是多方面的，即使有一些文学手法的使用，也很难以手法取胜。陷入一个普通思路，使劲编排也不会突破。有时候，写文学作品要像是做学问，一本书需要有一些学术含量，读者看了以后确实有所启发才好。写木偶的衰落，思考上先要有一个大的格局，大的提纲，要确立理性思考，理性思考加文学手法都运用好了，就达到目的了。

如果议论太多，无的放矢，离人物过远，离命运和故事过远，也不好，思想大于形象，写成论文啦，本书成了论中国木偶的前景与兴衰，论民间艺术的再思考，那肯定不行。但是没有思想更不行，一定要两者结合好，还是通过人物形象，通过故事案例，通过浮山剧团波澜起伏的史话，反映了你的文学思考，你的理论思考，现实与历史思考，反映了你对人物命运的同情理解，折射了国策的利弊。

文化国策，究竟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不止一家两家，物质的、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利用它搞点旅游，本身并没有得到发育壮大，也许仅仅使极少数艺人暂且栖身，够个吃喝。比如武乡鼓书，是一个以讲历史短故事为主的小剧种。八路军纪念馆除了小炮、盒子枪，还有一些照片，比较干巴，于是县里在纪念馆旁边建了一个抗战文化园，文化园里面把武乡鼓书还有情景剧引进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叫常惠斌。老常以鼓书建立小小演出队，还带了几个男女徒弟，半土半洋，就地唱将起来，算一种现状。它依附于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目前得以喘息。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但是，找不到办法不等于作家不可以提出问题。文学作品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几乎找不到。比如，中国的教育里面没体育，体育里面没教育，十几亿人找不出十一个踢足球的？但大的体制呈现两张皮，高手真还找不出来。体育跟教育脱节，你是一个部，我是一个部，咱俩都是部级单位，这叫壁垒，都是垒的高墙。如果一改，这个部不是没了？所以你不愿意改，我更不愿意改。我垒起墙来自己练，你垒起墙来，当你的衙门。两个衙门各自为政，这个现象很普遍。但是作家觉得青少年应该得到良好的体育教育，丰饶的体育种子都在青少年当中，例如太原理工大学的男篮很好，却只能在大学里面比赛，出国参赛没他事。国外大学跟体育，体育跟大学是一回事，体育建制，没有国家体育总局。美国孩子在大学打球，而他本来是学银行的，学法律的，这小子能打职业篮球，然后就成了职业明星，其实人家该学什么都学啦。等到国家需要打奥运会的时候，组织梦之队，临时走啦，代表国家参赛。球员本人什么都没误。咱们中国，体育界独立办公，死活把运动员弄到一个圈儿里头，高墙垒起来，学习也误了。当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解决不了的时候，难道作家就不写吗？所以，咱们写咱们的，政府慢慢改，文化国策这件事也是如此。

贾辽源：

说到这个地方，我也研究了一下美国对民间艺术的扶持，一对比，发现有顾虑，怕写出来，好像就是崇洋媚外。这个矛盾怎么处理。

赵瑜：

写作品不写矛盾写什么？最怕的就是矛盾不尖锐，内容不饱满。要是很饱满，大不了先出个洁本，到了一定的时机再出全本。但作品要是干瘪，不肥硕，不丰满，那就怎么弄也不成。首先让作品饱满，你再想办法。另外，你怎么揣测审稿者承受不了呢？外国如何对待民间文化，这个也限制吗？谁要给限制或勾掉，你也别着急，先拿下来，今后再出全本。

贾辽源：

是啊。

赵瑜：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才子艺人普遍受迫害，有的勉强躲过了灾难，只是幸存者。这些东西，我认为应该写出来。

贾辽源：

也写到了。可是，后来删了一些。

赵瑜：

不是我们刻意要写生活中血淋淋的、黑暗的一面，是要写清这个历史脉络，一个大时代不能断掉。怕干瘪不怕饱满，还能自己先就删了？作家能认知的问题，相信大多数编辑也能认知，只不过编辑有一些硬性的限制，而作品中有不能说的话，却没有不能写的事。有些话语作品中不宜直说，很自然地写这件事却是可以的，明白人都能看出来的。《马家军调查》里边写了兴奋剂问题，这一章是16年以后才发表的。我当年没有回避兴奋剂问题，经验所致，有意把它写成独立章节，不要散落在里面。散落在里边全书不好出了。编辑部一看，独立章节也便于处理，这个章节暂时拿下，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样的例子我遇到过好多次。《革命百里洲》里边，有台湾怎样和平土改的故事，当时也独立写进去了。在出版时，中青社说，你把那一章，单独拿出来另外发表，将来可以再拿回来。等到陕西出集子也拿回来了。这都是技术上的问题，总之你曾经写过，作品是饱满的。

贾辽源：

我最近发现一个题材，也接触了一些资料，同你的《革命百里洲》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有几百年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敏感问题。

赵瑜：

你写着写着，就生怕故事还不够深刻，你不但不会顾虑，有时会有意识地吸收和选择别人不写的东西。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犹豫。但要平和冷静，你平和叙述之后，读者中高人多着呢，什么都懂。人家还看不出来？

贾辽源：

还有一个关于虚构的问题，能不能虚构，能有多大幅度。比如，看史料有一件小事，特好，要用它，能在里头有多大程度的虚构成分。《革命百里洲》第一章一开头就是两具尸体，但可能史料上关于它也就两句话，杀猪宰羊，从史料到作品，如何生发。

赵瑜：

纪实文学如果进行虚构，就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人家还敢不敢相信作品的真实性呢？有一种现成的文体，叫小说，你何尝不可以写成小说呢？没有必要在作品中进行虚构而影响它的价值。《三国演义》诞生以来到今天，从来就叫经典小说，小说是从《三国志》来的。而《三国志》没有叫小说，《三国演义》就叫小说。是这道理吧。

中央电视台有个《读书时间》，是在演播室拍摄读书的。因为《寻找巴金的黛莉》，打电话来，说这次要改变过去的拍摄方式，不在室内拍，要拍纪录片，你得支持。我说看看剧本。人家说，不要剧本，这本书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拍。第一集，先去老古玩店，文庙那儿，此后，完全按照这本书的内容和顺序，又去坡子街拍，接下来去了宁武，拍了书中的人物赵瑾老先生。然后跑到西安，我也跟着去了。先拍了5集，又补了室内交流两集，一共7集。这件事说明，如果作品加了虚构，肯定就出问题了。凡是总想增添虚构的作品，大都是在生活中采访的不够。真正采访好了，现实生活地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如果采访到位，好东西本来就有，不需要虚构。

贾辽源：

小故事、小细节可以虚构吗？

赵瑜：

小故事、小细节，你可以用一些手法，还是不要虚构。比如红军东渡。你客观上写红军怎么样过河，26军是刘志丹部队，先从哪儿，几月几日陆续渡河，然后，你可以写自己在思想，作家自己愿意怎么想，没人干涉你。我自己想，刘将军站在山顶上，微风轻拂将军装，我多么感慨呀，我拥抱滚滚黄河，我想到毛泽东写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欲与天公试比高”，实际上你已经比事实扩展了一点，如果用所谓小细节，去虚构红军将领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则完全没有根据。你也不是红军战士，就是当过首长的警卫员，也不一定知道他具体想啥，帐篷里边研究军事，警卫员在门口站着，也没有录音，他就不知道。李骏虎也写了红军东征，直接标以小说，这就没有问题。而我们写纪实，如果有文献笔录，才能有所引用。像你说的木偶剧团里边一些事情，可以加一点自己的议论，只不过不必繁衍很远。还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有的放矢，一样能达到效果。

我写《牺牲者》，两派斗争你死我活，你们晋南也一样。写的时候，千万不要写两派头当时是怎么说来。否则，他反问你，哎，老赵，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谁能证明我说过这个话？我具体指挥开枪开炮吗？打死那个人是我的责任吗？你看，这就很麻烦。所以，你只能说，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什么，你不好具体写王司令说的，李政委讲的，更不能写人家是怎么想的，这样去写，后果很严重。

贾辽源：

说到对话问题。我书中为啥出现那种情况？就是采访的时候，艺人复述当时的情景，一句一句说，好像完全复原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近乎表演。

赵瑜：

有些可以。也可以综述，对话不一定加引号，也不一定分成单行，像小说那样。你可以综述，主要是个什么意思。你要一句一句地写，他声明，这句话我没说，是作家编的，麻烦了。所以我写武斗会议决定出击，他不能否定。《牺牲者》三卷本，两派头头看到已经十年了，每件事都扣的很细，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让我难堪的事情。

贾辽源：

这就是不做虚构的好处。

赵瑜：

写纪实几十年，我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有一次是光打雷不下雨，就是马家军那本书。当然，打不打官司也不是什么标准，我是说，作家个人决不能拿着公共媒体、拿着公器，去刻意达到私人目的，那个境界太低了。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容易陷入对笔下人物的道德审判，好人好的厉害，坏人坏的要命。这种习惯源自生活，平时胡说几句是难免的，但在作品中，作家最好不要担任道德判官，好人坏人也有多侧面，没有彻头彻尾的好人坏人。作品要讲理，避免不必要的评判，尽力公平公正，还要在小技巧上加以注意。我的老师刘宾雁，也有个教训。作品中一个人的名字，很像女人名字，实际此人是个男的。宾雁先生在匆忙之中，用了“她”是女字旁。人家就说，连男女都闹不清你还写呀。为了攻击他这篇作品，又找不着毛病，就会找这些小毛病。弄得有点被动。

贾辽源：

我原来写木偶的时候，就想，里面的人用真名还是假名。犹豫了好长时间。后来，几个老艺人都建议说用真名。

赵瑜

：纪实作家出于一种大的爱，文学大爱，使用真名才是对的。刚才说，作家本身没有随意褒贬或者要当道德判官的意思，坚持公平公正，而且心中是热爱他们的，也就行了。如果你站对了公正立场，讲究技巧，落笔审慎，真人真事当然可以写。不能刻意拔高或贬低人物，根本没有必要。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抢眼，没人敢写他怎么想，实在不知道英雄怎么想，他举着炸药包就炸啦。只能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动作，他的班长看到了，后来见证者写回忆录也是实实际际的，你要说英雄怎么想的，读者就会问，你怎么知道？主要事实写清楚，小想法可以忽略不计。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都是有选择的下笔。你的选择就是你的倾向。为什么选择他人生的这一段写，不去选择他人生那一段写呢？那一段可以略写，主要写你需要的这一段，你的取舍就是你的倾向。故事的全过程也不一定必须连起来，纪实写作应该向戏曲学习。头一幕秦香莲领着孩子在路上，一个杀手来了。第二幕都跑到堂上啦，大幕吭呛吭呛一关，吭呛吭呛再一开，你看，一个书案，两把椅子，秦香莲开始与包公对话了。观众完全可以理解。读者和观众就是要看最精彩的。万马千军，戏台上的武将也就是拿着马鞭，绕了一圈两圈。诸葛亮的空城计，面对司马懿万马千军，其实就两人。人们要看的关键是戏剧化矛盾，不是要看中间过渡的过程，除非走路的过程中有戏。向戏曲学习这种取舍很重要。一个戏，演了这么大个事情，用几幕戏就完成了。没有稀释故事，该细的地方反而加强了。罗丹说，雕塑就是把没用的地方全去掉。咱们山西好戏这么多，仔细研究两三台戏，能学到好多东西。

贾辽源

：还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苦恼找资料难。

赵瑜

：一个是注意长时间的积累，厚积薄发。再一个是运用新工具，现在比原来容易多了。百度、网淘、泡图书馆、找朋友。你只要想找，资料是海量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最近我写《白居易传》，资料汗牛充栋。

贾辽源：

关于题材的发现，我曾经想写襄汾县的尾矿库溃坝事件，难度很大，需要采访的人很多，甚至都还在监狱里。

赵瑜：

网上热议的东西能不能写成东西？当然能写成。但是人们对它的信息兴趣、审美兴趣，包括审丑兴趣，都已经削弱了。如果你真正深入也是可以的，切不要跟风，人家炒什么你就写什么。这儿垮坝了、那儿着火了；昨天打死大学生啦、今天人肉搜索呢，老这样就成了新闻通讯了。新闻事件未必都适合纪实文学。文学创作要从生活中找自己最了解的东西，在自己的土地上找最熟悉的东西写。不少搞纪实的作家，非常想写些特殊的东西。其实这个特殊的东西离你很远，作家并不熟悉。文学艺术最怕隔膜，隔膜的东西跟别人的感受差不多，材料运用也差不多，我看那是舍近求远。作家要关注社会生活，要投入一部分精力，躲进象牙塔小圈子，当然不行，格局太窄，心胸不宽阔，但更主要的是关注自己的土地。这里有别人抢不走的、属于你自家的独门货色。

《野人山淘金记》，人们说，这次老赵又跑到缅甸去了，其实是过年回长治，碰见了发小，我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跑缅甸，过年回来，给弟兄们家里送点钱，近两天还要走。我说在缅甸干什么？他说挖黄金。我意识到那是原始积累的象征，是冒险获取财富的典型。我说能不能跟你去看看。他说，你要去，那还有啥说的。第二年自然去了，否则，人家挖黄金的小团伙，哪让别人进去。那是挖黄金，不是挖别的。单枪匹马根本进不去，五个人在深山挖黄金，忽然来了第六个人，本来还分不公呢。里面充满了血腥。咱作协的工人小张，年轻时在大同那边挖过黄金，都是上阵父子兵，下洞才放心。长治老友以为我是说说而已，不会真去，但我认为机会难得。虽然缅甸军阀混战，条件恶劣，但也不要知难而退，失去机会。第二年，我安排时间去了，并非专门猎奇。我的作品大都是这种情况，自然的，熟悉的。我自己搞点收藏，才会有《寻找巴金的黛莉》。

你熟悉的东西，写起来不隔膜，比较容易把握，大的真相不会跑丢。要去写一个陌生的新闻，说不定你把真相全跑丢了，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回事。如果我没有置身体育界多年的经历，就写不了体育三部曲，更无法调查什么真相了。

贾辽源：

今天聊的大有收获，占用了赵老师的时间，非常感谢！

赵瑜：

民间书写承载集体记忆，充实国家史话，祝你把新书修改成功。动不动谈文学很别扭，但聊天还是愉快的。

2017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鲁顺民 sxwx2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