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实体经济除了人工成本之外，土地、能源、物流、通讯等其他成本大部分比美国要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领域或多或少存在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开放准入不足。下一步我们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是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低成本。

关键词：实体经济；降成本；垄断；供给侧改革；市场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6-0001-04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工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你不能认为制造业不重要，制造业仍然是我们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存在。但是制造业发展不容易，不赚钱，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位玻璃大王曹德旺，他通过在美国的投资经历算了一笔账，说中国除了劳动成本比美国低之外，其他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通讯成本、融资成本都比美国高。这个方面缺少系统性的数据，我们找了一些数据，感觉这样的判断能不能成立呢，基本是可以成立的。

土地成本。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比较，中国36个城市平均与美国3个城市大概相差25.47倍、7.43倍、3.24倍（见图1）。

能源成本。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用电价格大约比美国高出1倍左右。

物流成本。通过中美两国的汽油价格比较，中国应该在1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千美元左右。图3显示了中美两国柴油价格比较，大体也是如此。

通讯成本。这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移动官网和英国移动公司官网，大体算了一下，价格的对比，中国一个单位的通讯流量大概是600左右，英国不到200。

融资成本。图5显示了中国内地、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六个国家融资成本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内地的融资成本最高，英国最低。最近大家在微信上能看到流传的一个帖子，一个真实案例：浙江慈溪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他们把投资项目做了中美之间的比较。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2倍、银行借款成本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2倍以上、蒸汽成本1.1倍，中国的人工成本虽低，但是中国的生产率没有美国高，所以中国优势趋弱。折旧成本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7倍，厂房建设成本是中国的4倍，比中国高，其余大部分项目成本比中国是要低的。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除了人工成本之外，其他成本大部分比美国要高，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关领域或多或少存在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开放准入不足。

土地领域。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独家垄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农民的宅基地也要逐步进入流转，但是几年过去了，至今进展迟缓。

能源领域。我们的石油天然气是“几桶油”垄断。大家不满意，有很多意见，比如前一段时间涨价，晚上24点以后一定会涨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又开始降了，我们也降下来，降了几次以后说不能降了，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受不了，为什么你能升不能降呢？如果竞争充分是这样吗？国际的石油公司也是这样吗？

电力领域。我们已经呼吁了很多年，电力企业要竞争上网，目前没有太大的进展，有一些试点，进展不大，搞了一段时间，停下来了。

物流领域。铁路建设这么多年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高铁，中国人很自豪，我也经常坐高铁，感觉到我们这么多年建设成就确实令人骄傲。但是你注意，高铁乘务员的脸色和航空公司服务员的脸色是有区别的，他笑一下你会受宠若惊的。为什么呢？和航空公司有什么区别呢？航空公司有好几家，铁路公司就一家，你不坐就别坐。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也提过方案，比如网运分离、区域公司等，但这几年发展很快，好像改革不重要了，或者还来不及，但是垄断造成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

电信领域。中国移动8亿多用户，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其他两家电信公司与它很难对称性竞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电信资费理应是最低的，但是图4显示我们的价格不低。我到一些国家访问，问了一下，人家都比咱们低。前一段时间我们领导层也很关心，要求把电信资费降下来，有关部门在做工作，电信公司也表示要降资费，但是大家不放心，想着什么时候再拐弯给你升上去，你也没办法。问题是“要他降”，不是“他要降”，如果有竞争的话，一定是他自己要降。

金融领域。中國GDP比重，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8%，美国不到7%，中国上市公司中银行利润占到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最近公布了一个世界500强的数据，中国进入500强的公司，其他行业盈利水平都不如国际上领先的公司，只有一个行业，银行业，我们的盈利水平超过美国。所以大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银行业真的是素质高、水平高吗？显然不是，原因是这个领域还是没有充分竞争。这段时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有个问题叫“脱实向虚”，它是有依据的，银行业、金融领域能赚钱。从个人和企业角度说，愿意到能赚钱的地方去，不对吗？问题是我们的体制环境有这种条件。

环保领域。这个也是成本的问题。有的企业很赚钱，但是造成了污染，把污染排到外面去了，经济学叫做成本的外部化。比如雾霾，在京津冀地区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排出来的，这是多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应该由排放的企业来承担，但是没有承担，或者大部分没有承担。所以，我们整个的环保成本也是很高的。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搞经济建设这么多年，最后把空气搞成这个样子，经济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提出来讨论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讲中国制造业利润薄、朝外走，确实是我们转型期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处于转型期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已经有的优势要守住，特别是制造业的优势：再一个我们需要创新，发展新的优势。要守住原有的优势，很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怎么降低成本。endprint

刚才讲美国和中国的比较，中国人工成本低一点，其他成本不低。现在问题是我们的人工成本正在往上走，如果其他成本降不下来，如何与美国竞争。人工成本上去了，其他成本降不下来，原有的优势守不住，如果创新又上不去，最后就被夹在中间。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出现一个转变。过去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下一步我们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创造另外一种优势，就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低成本。当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要适当控制，但总体看还是要上升的，关键是要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低成本，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经济体制的低交易成本。办法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是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

我今天为什么讲降成本，有些同志说这个降成本是企业层面的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前一段时间讨论降成本，讲的比较多的是减税，我也同意有些税收是需要降低的。但是我们务实地想一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想大规模的减税，使税收比重降一个比较大的幅度，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最切实可行的、最应该做的，比减税更优先的问题应该是降成本，而降成本的核心就是促进供给侧改革。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有个优先排序的问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把和降成本相关的供给侧改革摆在优先位置。

第一是土地制度改革，要认真地再次学习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这里面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说改革不能推进太快，推的太快会影响农民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土地只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它值多少钱，它的价值是多少才能说清楚。如果我们把农民利益是多少都搞不清楚，还要去保护，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是宅基地这个事不能动，动了以后，有些农民拿到钱后就去喝酒了，最后没房子住，社会就不稳定了。这个说法就让大家担心了，就不敢动了。拿着钱去喝酒的人确实有，问题是有多大比重，我估计100个人里面有一两个，这种人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问题让其他那么多人不能动。其实一两个人的问题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解决，比如他确实有些不良习惯，可以纠正他，如果他确实能力不行，通过社会保障解决问题。在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时候，要把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配套推进。

第二是能源领域改革。石油天然气，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等渠道，把国际和国内的市场打通，原油、成品油，国内外市场打通联动，这样国内企业可以参与国际竞争，国外企业也在参与中国国内的竞争。我们国内还有一些地方炼油企业，你也得给他开放市场，过去不允许他干的，现在应该允许他干，特别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石油天然气上游的勘探领域，允许他搞勘探、搞研发。其实美国页岩气发展，首先是小企业做起来的。中国页岩油气储藏量在世界上是排在前面的，但是为什么这方面的创新没有出在中国呢？

第三是物流领域改革。铁路领域还是要考虑在网运分离、区域竞争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形成既有利于统一管理又适度竞争的市场格局。在公路收费管理中引入新的机制和技术。物流经营许可和物流设施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第四是电信领域的改革。中国联通的改革引人注目，大家关心的是，外部的资金进来了，更重要的是治理结构能不能改革，企业体制的效率能不能提升，这是问题的关键。有两种混改，一种是国企让出一部分股份，叫“企业混改”，另一种是“行业混改”，行业放开准入，能不能再有一两家由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而是基础电信运营商，让他们进去冲一冲，这样电信资费就不是你要他降，而是他自己要降，他们抢着要降，为什么？他要扩大市场份额。

第五是金融领域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着力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金融机构、业态和工具。同时我们要挤出金融自我循环的泡沫，真正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心。现在我们讲不忘初心，这个金融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监管也是一个重要话题，确实这方面问题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严管与放宽并不矛盾。进入互联网数字时代后，政府监管呈现一种情况，要么全放宽不管了，要么全管住。这是一种“懒政”，或者叫“懒政监管”，因为这种办法最省事。我们说严管与放宽不矛盾，就是要切实放宽不必要的管制，促进发展，同时能找到关键环节管控风险，把两者结合好，需要很强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技能，要下很大功夫，“懒政监管”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六是環保领域的改革。对河北来讲大家的感受应该更多。首先要明确，通过严格的环保监管，将企业造成的严重污染所引起的环境成本，不是由社会、由人民群众来承担，而是由污染制造者自身承担，这一步是迟早要走的。现在处在产能过剩时期，做这样一个调整，时机也是合适的。去产能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那些不绿色的、黑色的、污染的产能。在这个方面，也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比如不仅有排放权交易，还要开征碳税、环境税，尽可能用一些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同时要防止某些地方政府的“懒政监管”或“歧视监管”。环保监管中的“一刀切”，也是一种“懒政监管”。监管标准，不能是“规模标准”或“所有制标准”。关企业，不是就关小企业或民营企业，而只能是环保标准。不论哪种类型的企业，符合环保标准的，就应该放行，不符合的，都应该按照规则治理。

环保问题，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减法，不得不付出的成本。环保压力加大后，对环保的投资就要增加。我们要树立一种新的理念，环境保护，更宽一些说，绿色发展，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还要做乘法，能够形成新的消费动能、创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动能，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河北的环保压力比较大，目前重点是在做减法，下一步要把重心放到做加法和乘法上，形成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

（根据刘世锦先生在2017年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整理，作者已审定）

责任编辑：许永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