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为写作“玩命”

1930年春,老舍从国外回到北京后,萌发了一个念头:“不再教书,只写作,以便能全神贯注。”然而朋友们却劝他:还是先找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为好,保住饭碗要紧。

老舍虽然一心想当专业作家,可是朋友们的话也有道理。于是他接了齐鲁大学的聘书,到济南去当教授。他平常把精力全部放在教书上,只是到了假期才从事写作。但老舍的寒暑假只有“寒”和“暑”,却没有“假”,假期反倒成了他最忙的时候。从开始写小说起,老舍一连10年都没有休过假,每年一本10万字的小说,都是在假期里写的。

济南的夏天奇热,大人们吃不下饭,一个劲地猛喝水,小孩子拒绝吃奶,整天哭号。当时,老舍正在写《离婚》和《牛天赐传》,他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笔流到纸上。他想了个法子:把毛巾垫在肘下,当吸汗器。如此这般,每天也必须完成2000字。写完《牛天赐传》,老舍又一次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一是长此以往,身体实在顶不住;二是有教学任务在身,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写十来个字,这根本不叫创作;三是“专业作家”的那点乐趣始终向他微笑招手,他向往着常年从事写作的日子。朋友们来信,劝他到上海去,干脆以写作为业,他动了心。1934年8月,老舍到上海后发现:“上海正笼罩

他家的屋子很小，白天烈日暴晒，晚上群蚊围攻，他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多鼠斋”。他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疟疾、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乃至只要稍一劳累便头昏，如不马上停止写作，就会由昏而晕。着战争气氛,整个书业都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当专业作家这碗饭不好吃。”他不敢轻易冒险,就又接下了山东大学的聘书。两年之后,山东大学闹学潮,老舍随着许多同事辞了职。这次,他毅然决定移居青岛,专门写作。这个决策,给老舍的生活带来了大转机。辞职当“写家”后的第一年,老舍便取得了成果———《骆驼祥子》诞生了。

抗战爆发后，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随即西迁重庆。此时，夫人胡系契青和孩子到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人病故，胡系契青又用了一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

亲身经历国破家亡，胡契系青把所见和愤慨反复讲给老舍听。几个月后，老舍说“: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回来，给我带来了一部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这时，老舍正处于痛苦的煎熬中。

首先是艰难的生活环境。老舍虽名声在外，实际上却穷得很。胡系契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差事，每月工资极低；老舍负责抗战宣传，几乎没有收入，只好给报刊写文章挣稿费。他常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而纠结，思前想后，“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

同时他家的屋子很小，白天烈日暴晒，晚上群蚊围攻，老舍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多鼠斋”。

其次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疟疾、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乃至只要稍一劳累便头昏，如不马上停止写作，就会由昏而晕。

再次是杂事多。除了抗战宣传外，老舍要给许多报刊写文章，还有不少是朋友约稿。这些文章大多是硬挤出来的，所以写得并不理想。为了构思和创作《四世同堂》，老舍经过深思熟虑，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磕头了》的文章：“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所以决心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朋友们，别再索要小文！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这个长篇吧！我向肯帮忙的朋友们磕头致谢！”

排除了上述干扰，老舍自1944年1月开始写作。1946年3月因到美国讲学，暂时停滞。1946年底，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在美国继续写。到1948年6月底，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是老舍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回顾整个过程，他如此形容：“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邢大军据《人民政协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