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馨+高雅+孙定东

摘 要：尝试从“人”的角度研究农民市场参与能力的影响因素，从收入占比、销售占比等相对性指标来刻画农民的市场参与能力，并就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提高农民的市場参与程度和能力。调研结果来自江苏、上海、四川三地，体现农民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农技培训状况、大学生返乡、政府对人才的投资等方面，对农民市场参与能力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市场；市场参与；能力刻画；教育；返乡；政府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0-0015-07

一、研究的背景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业的地位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三农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2010年，绿豆、大蒜的价格大幅上涨，中间流通商从中获取了大量利润，然而，对于种植这些产品的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其利润，还因粮食涨价，带来的农资价格飞涨，而缩小了利润空间。这种现象表明，我们没有认清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更没有确定农民在产业化中的地位[1]。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在全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8%；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门技能培训的仅15%[2]。由于历史、政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存在巨大差距。

当前，我国农村的大量男性到城市务工，妇女成了农村劳动力的骨干。据调查，当前农村劳动力的60%都是女性，因而，对女性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十分重要[3]。农村的人员整体上偏向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返乡大学生让农村的农业发展看到了希望。从“农二代”大学生自身来看，一方面，他们在农村长大，与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的发展较为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和文化水平，在农产品的网络营销以及开发农产品的市场方面具有优势[4]。本文将从各地区农民的婚姻状况、农民受教育水平、农技培训状况、大学生返乡状况、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与人力投资五个方面来研究对农民市场参与能力的影响程度。据此，提出相关建议，给农村未来的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引方向，使各地政府在当地农业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人的因素，加大投资人力资本，包括当地的教育设施、农技培训水平、大学生返乡工作机制等等，最终提高当地的生产力，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帮助农民成为市场的主体。

二、市场参与能力刻画

（一）收入占农业产值比例

对于能力刻画的指标，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指标是否能够量化。这里的比例指的是农民个体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在当地、同年的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农业总产值可在当地的农业官网上获得，个体收入在调研过程中设置问卷的问题即可。这里样本的选择也很重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农业所占的比例很低，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存在极大的偶然性，分析出来的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正确结论的归纳与探讨。在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选取容量尽量大的样本，进行相关数据的计算。如果农民能直接面对消费者，省去烦琐的中间流通环节，即现在提倡发展的“农超对接”，农民和超市协调好供应流程，使农产品从农民手中直接面对消费者，那么农民和消费者都可以从中获益，实现双赢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可以更多地由农民掌控，而不会被中间商蓄意地抬高或压低，农民逐渐成为市场的主体，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二）出售产量占总产量比例

国内学术界对农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于刻画农民市场参与能力的因变量的研究。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相关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将因变量从收入、金额、产量这类绝对数值转变为销售量占农民家庭总产量的比重、农产品销售金额占总收入的比重等这类相对值是研究的一大进展。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江浙一带，很多农民从事农业仅仅是为了自家食用，或赠与亲戚朋友，出售的农产品所占很少甚至几乎为零。这部分农民没有真正地参与市场，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在集市上流通。当然，相当一部分农民拥有较大面积的农田，生产的农产品种类十分丰富，有流向超市、餐厅的，也有提供给农家乐的。一般来说，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产量越高，表明了他拥有更高的市场参与度。但目前有些理论提出在市场情况较差，农产品价格达不到农民期望的时候，农民选择待价而沽，暂时滞留农产品等待合适时机更是一种市场参与能力强的表现。具体的正负效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三、市场参与能力影响因素

（一）年龄及婚姻状况

农民的年龄及婚姻状况属于农民的自身属性，这些信息描述了他们进入市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参与的市场活动的基本特征。农民的年龄决定了农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认知角度、生活经验等。婚姻状况的改变意味着农民家庭及生活状况的改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考虑角度和前提也会有轻微变化。

从调研数据的分析来看，上海地区农民的平均年龄显著小于江苏和四川地区，同时，年龄的差距也使得已婚人数占比较小。上海的农业发展水准要略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例如浦东地区的孙桥农业园，采用的是企业管理模式，“两头在内，中间在外”，销售和种子技术的把控在本地进行，在上海以外其他地区包括内蒙、新疆、西藏组织了许多跨纬度基地，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与年轻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农民有关。

（二）农民受教育水平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中文盲和小学教育水平占了绝大多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居民学会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会更多地向非农产业流动，也为寻找非农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获得在非农行业的优势，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5]。农民的教育、科技素质与纯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农民素质较高的地区人均纯收入往往也比较较高，如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农民素质较低的地区人均纯收入往往也比较低，如贵州、西藏等地。调研期间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对市场这个概念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们能够说出自己对未来农业的规划，或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业，或开办家庭农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了农业保险，也有农业贷款的资助。近几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现代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农产品产业化的发展，知识显得尤为重要[6]。endprint

由图3至图5可以得出，上海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江苏和四川，高中学历占了绝大多数，知识水平预示着农民在新型城镇化下可以更好地使用生产要素，实现抱团发展。据调查，截至2014年，上海地區的农业龙头企业达到了38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有3 192家，经主管部门所认定的粮食家庭农场有2 787个，农民的市场参与方式逐渐走向多样化。

（三）农技培训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培训在日常生产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农民作为农技培训的对象，以何种方式提高农技培训效果，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这是农技推广教育培训的工作者必须放在首位的问题。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都渴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农技培训，提升自己的实用技能，但真正能够帮助到农民们的农技培训少之又少。农技培训是已有的农业科技成果逐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最终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实用技术、农广校、绿色证书、前往高等院校进修、培训失地农民等。在农业市场经济化之后，农民有着强烈的参加各种培训的愿望。因此，财政每年应拨出部分资金，投资于农技培训，以此来激发广大农民学习科技、使用科技、靠科技致富的热情[7]。

农技培训方面，三地状况较为接近，偶尔参加的占了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农民反映，政府开展的农技培训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求形式，实效不足。部分培训没有错开农忙季节，导致无法集中培训。真正有效的培训应该以市场需求和农民需求为导向，充分考虑当地的产业特点和农民需求。“有时候，我们想学的内容没有安排，安排培训的内容我们不想学，大家的积极性当然上不去了。”一位农民说道。

（四）大学生返乡状况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事农业工作者中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也提起现在青年一代都在外工作，高学历的人才都希望在外面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当地发展水平的限制，农业相关的工作对大学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当地的大学生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与农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培养，在互联网营销、农产品市场的开发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大学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富有活力，做事充满激情，自信创新，敢于挑战传统创业观念，搜集市场的最新信息，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创业项目[8]。据了解，福建省2008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19万人，前一段时间，务工青年返乡人数也达到了4万。政府应完善相应的优惠政策，开展激励措施，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可以在解决毕业生就业的同时，有力地解决当前经济形势造成的部分进城务工年返乡问题。政府由此可以看到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深层意义[9]。当前城乡的户籍制度，附带的教育、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大学生无法享受城市所拥有的优质公共服务，种种因素限制了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的热情和抱负[10]。政府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指导、技能培训以及创业导师队伍的建设，给予税收、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便利和优惠，鼓励大学生去往基层创业。

（五）政府政策及人力资本投资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受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影响，舒尔茨说过，想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不但要引进杂交种子，同时，还需要引进人才，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能运用新的生产要素。由于农民并不了解现代技术，不能很好地转化、推广与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历史资料表明，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1]。农民的人力资本短缺，不能很好地把握和预测市场的需求，削弱了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势头。投资人力资本，不仅能够增加单位农产品的价值含量，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农业收入，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12]。 在农村，有过剩的体力型人力资本，而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严重短缺，这种局面并不罕见。农村的绝大部分人力资本处在体力型的层次上，就业方向只能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部门。 由此可见，在新型城镇化下，想要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的效益，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农民，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刻不容缓[13]。

四、设计研究模型

在本次研究中，设置了两个因变量：收入占当地总产值的比例（Salary），用于出售的农产品占总量的比例（Sale）。设置6个自变量：受教育水平（Edu），农技培训状况（Train），大学生返乡人数（Grad），政府的人才投资状况（Lninvest），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age）。

模型一：Salaryi=β+α1Edui+α2Traini+α3Gradi+α4Lninvesti+α5Agei+α6Marriagei+ε

模型二：Salei=μ+α1Edui+α2Traini+α3Gradi+α4Lninvesti+α5Agei+α6Marriagei+ν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中，收入水平的分布比较极端，有生产规模小，收入占产值比例很小的，也有占比较大的。出售的农产品数量占自身生产总量的比例也存在极差较大的状况，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在50～60岁之间，基本上是已婚的状况，受教育程度平均水平处在小学和初中，大多数地方开展过农业培训，返乡工作的大学生普遍不是很多，政府对人才培养的投入金额也有待加强。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很大，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见下页表3）。

（三）回归分析

在这个回归模型中（见下页表4），显著性比较好（P值小于0.05）的几个变量分别是Age、Edu、Lninvest。其中，年龄与收入占比成正相关，年龄越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这说明，从事农业生产的有效劳动力中，年龄越大，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收入增加，这一结果也与调研中未将未成年和已经年老退休的无效农业劳动力计入有关。其次，学历也与农业收入占比呈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专业技能和知识更加熟练，农业发展形势更加丰富，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与由于学历提高原因离开农业生产的人群为计入研究对象有关。同时，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对农业收入占比的提高做出贡献，因为政府对当地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提高当地的技术平均水平和人口素质，带动产值的上升。endprint

在这个回归模型中（见下页表5），只有Grad和Train的系数是比较显著的。返乡大学生的增多对农产品出售比例增加有显著影响，说明返乡大学生的目的更明确，市场活动更活跃，市场参与更深入，可以带动提高当地的市场参与度，给当地的农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带动农产品的销售。其次，专业的农技培训也对农产品出售比例的增加有显著影响，说明不断强化劳动者的技能，使日常的种植更加规范化、机械化，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及市场参与意愿和能力。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产量销售比例的因素，涉及农民自身的因素，也包括政府部门的外在投资和相关政策。总的来说，青年的农业工作者在农业发展方面拥有更多的活力，无论是融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相关。返乡大学生是21世纪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能够为农村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更为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有针对性的培训，真正迎合农民需求的培训，才能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带来技能的提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目前农村发展的状况，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重视农民个人素质的提高，加大政府投入。农民个人的农业素质，包括受教育程度、受培训程度、机械使用能力、管理能力等，对有效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能力和市场活跃度有巨大影响，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方面的人力投资。其次，对于大学生返乡工作，政府需要发布一系列激励政策，做好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服务。政府应采取多元方案，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最后，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农林高等院校应提高农村大学生涉农专业的比重，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加强三农知识的教育，以学校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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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