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言官：曾骂得皇帝罢工

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荣，以至于让万历皇帝头疼不已。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朝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渊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

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

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

言官有功也有罪

明朝的言官几乎无事不问，诸如辨刑狱、查账目、理举报、肃贪腐、惩豪强、察风纪等，都属他们日常的工作科目。对于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他们可以小事立断，大事奏裁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朝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必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尽管言官对阁臣的监督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但明朝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左光斗、张居正等。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乃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而是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

言官连皇帝也不放过

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

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

最后，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这并不是妄言。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期，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的皇帝。

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

海瑞去世前一年，来自四川广安的王德完考中进士。也许王德完和海瑞之间并没有交集，但王德完入仕后的所作所为，与海瑞极为相似。王德完大部分时间是做监察性质的言官。他曾在半年里上奏数十次，谈的都是“军国大计”。虽然有的意见被采纳了，但大多数被万历帝置之不理。尽管如此，王德完仍不屈不挠地继续发挥言官本色，做好本职工作。

王德完曾上奏大骂万历帝：“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听说万历帝“疏皇后宠妃子、疏太子亲妃之子”后，王德完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上疏直谏。

外臣谈议皇家私事，历来被帝王所反感。万历帝勃然大怒，把王德完投入诏狱拷打问讯，并处以一百廷杖（棍子打屁股），除去名籍，永不录用。明朝大臣挨廷杖有着悠久的传统。嘉靖时的“大礼议”事件，四川新都人、状元杨慎10天内挨了两次，每次都差点被打死。一般来说，打到七八十下，人就被打死了。一百廷杖是最高的惩罚数字，万历帝用在王德完身上，意思很明显：定不了你的死罪，打也要打死你！

没想到，王德完身体不错，不仅顽强地挺了下来，还创造了有明一代挨廷杖最多而存活下来的纪录。也有资料说，王德完没有挨廷杖，万历帝饶恕他了。

于是，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来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了。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孔子曰：“苛政猛子虎。”在明朝，这些文官“骂声猛于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让，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但无端地放纵，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华西都市报》2017.5.16、《追寻历史的真相》河南文艺出版社张秀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