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强,田光进,柳晓娟



中国城市生活固体垃圾排放时空特征

孔令强,田光进*,柳晓娟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5)

利用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数据(以清运量计),系统研究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排放总量分别占全国的35.0%和34.9%.2006~201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2010~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近10年来,城市人口由3.33×108人增长到3.86×108人,人口比重由25.3%增长到28.2%.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增了长20.9%.经相关性分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和城市人口、地区GDP以及建成区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2010和2014年排放总量与城市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0.942和0.903,与地区GD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3、0.930和0.930,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3、0.947和0.925.说明人口、经济和建成区面积是影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在人均生活垃圾排放和人均GDP二维空间上的省份聚类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份可分为4组,其中“低经济、高排放”组是主要类型,“高经济、低排放”组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占的比例比较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且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时空特征；GDP

一般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有机物、无机物、纸、塑料、橡胶、布、木竹、玻璃、金属等9类,其中后7类属于可回收废物[1].因此,城市废物可回收利用的空间很大.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迅速,从1979 年的2508万t[2]增长至2014年的17860万t[3].据统计,2011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在65亿t以上,占用土地面积高达35亿m2[4].在全国660余个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大中城市被垃圾包围[5].由于城市地区人口众多、环境容量有限等特点,使城市地区生活垃圾污染更加严重.因此,生活垃圾的管理逐渐演变成一个城市综合管理问题[6].

城市生活垃圾中有大量可回收利用的组分,垃圾回收不仅可以减少垃圾的排放量,而且还能创造价值,减少成本.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很低,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8个垃圾分类回收试点城市也几乎没有建立垃圾分类回收体系.2013年,我国塑料回收率为23.2%,2012年,北京市的纸类回收率也仅为25.32%,北京市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在2015年废物回收率超过一半,现在的回收率仍然远远低于这个目标[2].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编写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距离其中提到的2020年底回收率达到35%以上这个目标也还有不小的差距[7].2006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比较低,只有52.2%.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设施逐步完善,所以我国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2014年达到91.8%,2015年达到94.1%.在我国,卫生填埋是主要的处理方式,以2014年为例,其比例占到65.4%,其次为焚烧处理,为32.5%[3].

目前,国内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8]、影响因素[9]、预测产量[10]和管理评价[11].如苏婧等[12]对北京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建立了多重不确定性长期规划模型.徐礼来等[13]以厦门市为例对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也有学者只对城市生活垃圾省际分布进行了研究,并没有研究其动态变化特征[14].而国外在进行生活垃圾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这一方面,其中GDP、人均GDP、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等与生活垃圾产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5-17].城市生活垃圾的研究区域也主要集中在某个城市,如华北地区的北京[18]、天津[19],东北地区的长春[20],华东地区的上海[21]和杭州[22],西南地区的重庆[23],华南地区的广州[24],青藏地区的西藏[25]等地.而对全国层面上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时空特征研究却很少.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严重,增长率高,由于各地区经济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各地区生活垃圾排放量和无害化处理水平差别较大.因此,需要了解各个地区和省份的时空变化,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减少垃圾的排放.本研究基于2006~2014年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数据对全国的生活垃圾排放现状进行时空动态分析,并将全国分为八大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另外,将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城市人口、地区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此来研究影响垃圾排放的影响因素.以2014年为例,根据人均垃圾排放量和人均GDP对全国各省进行聚类分析.本文对全国近十年来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并对垃圾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比较,进一步研究了生活垃圾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

1 数据来源和处理

2006~2014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6].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7]中的市辖区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各项统计中,我国没有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的统计,因此,用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代替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在已有研究中也这么处理过[4].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的城区人口数据,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报告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在统计上,由于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计算公式为:

式中: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t;是生活垃圾产生量,t.

为了研究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得到的2006~2014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城市人口数据,求出城市居民人均垃圾日排放量数据.

式中:X是年的全国生活垃圾人均日排放量,kg/ (人·d);N是年的全国生活垃圾排放量,kg/a;P是年的全国城市人口,人.

为了研究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空间特征.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生活垃圾的人均日排放量是利用2006~2014年各省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人口数据进行计算.

式中:x是省的生活垃圾人均日排放量,kg/ (人·d);n是省的生活垃圾排放量,kg/a;p是省的城市人口,人.

2 研究方法

采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港澳台外)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等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时空特征.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市垃圾排放量数据和城市人口、GDP、建成区面积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同时基2014年各省人均城市垃圾日排放量和人均GDP数据进行了空间聚类分析.

2.1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时空特征分析

利用现有数据研究2006~2014、2006~2010、2010~2014三段时期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变化特征,并初步分析了成因.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加上各区域地域条件和居民的消费观念的差异,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也会不同.现将全国分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华东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华中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华南地区(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西北地区(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和青藏地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2.2 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与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数据和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方法判断垃圾排放和人口、GDP与面积的相关性,并采用检验判断相关系数的显著性.

2.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特征聚类分析

现利用2014年的人均垃圾日排放量和人均GDP数据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进行聚类分析.在这两个指标构成的二维空间内利用-均值聚类法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在进行聚类时,选择聚类数为4,并根据聚类结果分为“低经济、低排放”、“低经济、高排放”、“高经济、低排放”、和“高经济、高排放”四类.

3 结果与讨论

3.1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动态特征

由图1可见,2006~2014年近10年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增长显著,与此同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也在增长,从2006年的52.2%增长到2014年的91.8%.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我国城市人口由3.33×108人增加到3.86×108人,给城市各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由于城市人口和其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加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也不断增长,由2006年的1.48×108t/a增长到2014年的1.79×108t/a.这与我国的城市人口和GDP增长趋势基本相同(图2,图3).2006~201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增长了0.10×108t,占十年间生活垃圾排放量增长的32.26%,增长速度较慢;2010~2014年增长了0.21×108t,占近十年间生活垃圾排放量增长的67.74%,增长速度较快.

2006~201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清运量差别不大,基本维持在1.22~1.26kg/(人·d)(图4).这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1.26~1.43kg/ (人·d)[29],但比韩国1997年到2010年的人均1.0kg/(人·d)略高[30].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清运量从1.22kg/(人·d)增加到1.27kg/(人·d),增长了5.74%.2006~201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清运量占总增长量的4.29%, 2010~2014年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清运量占总增长量的95.71%.

3.2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空间特征

3.2.1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区域比较 从排放总量看,2006~2014年,我国不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差别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6~2014年,全国生活垃圾排放总量平均增长20.34%,其中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和华北地区分别增长78.59%、54.02%、47.28%、40.44%、11.40%和6.93%,西北地区增长最大,达到78.59%.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产生较多的生活垃圾.青藏地区和东北地区排放总量分别减少48.3%和14.9%.2006~2014年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等东部地区.这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对应,说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量与居民的人均GDP有一定的关系.东部地区城市居民人均GDP较高,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较高,产生的生活垃圾较多.近10年间,黑龙江、西藏、河北等地排放量不断减少,其中黑龙江省排放量减少了45.0%.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产生的垃圾较少,也可能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有关.

表1 2006~2014年不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率(%)

2006~201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占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的56.2%,增长率为20.79%;东北地区、青藏地区、华北地区、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却出现了减少的情况,其中青藏地区降幅最大.

2010~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增长率为22.14%,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西北地区,达到了33.38%.这可能与西北地区在这一段时间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冬天取暖燃烧大量燃料有关.东北地区生活垃圾排放量出现了减少的情况,可能由于该地区冬季取暖方式的改变有关.

3.2.2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排放量区域比较 从人均排放量看,2006~ 201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排放量差别不大但不同地区的排放量差别较大.表2显示,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排放量增长了3.85%.排放量最多的地区是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分别增长了0.624,0.244kg/(人·d).近10年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排放量增长最多的省份是海南省,其增长量达到为1.11kg/(人·d).

2006~201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排放量增长了0.22%,其中华南地区的增幅最大,高达26.85%,其次为华东地区,达到了12.09%,可能是这些地区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所致.浙江省和青海省的生活垃圾人均排放量较多,分别增长0.52kg/(人·d)和0.49kg/(人·d).17个省市出现了减少的情况,其中西藏的人均垃圾排放量减少最大.

表2 2006~2014年不同地区人均日清运量增长率(%)

2010~2014年华南地区人均排放量增加最多,增长了0.34kg/(人·d).而东北地区减少了0.18kg/(人·d).海南省的人均垃圾排放量增长较大,达到了0.66kg/(人·d),可能与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人均垃圾排放量的增长说明了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3.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系

3.3.1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城市人口的关系 图5表明,城市人口是影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因素.空间分析发现,垃圾排放量比较多的地区,其城市人口也较多.2006年垃圾排放与城市人口的相关系数要高于2010年和2014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2006年的城市垃圾清运量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更大.

3.3.2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地区GDP之间的关系 图7表明,GDP是影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因素.通过前面的空间分析也可以发现,垃圾排放量比较多的地区,其GDP也比较高,基本都是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2010年和2014年的垃圾清运量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相关系数都为0.930,大于2006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2010年和2014年的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2006年经济增长的影响.

3.3.3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间的关系 城市建成区面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核心区域的大小,即产生城市生活垃圾区域的大小,是垃圾产生的核心区域[31].总体上,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与城市市区面积具有一定的关系.图8表明,三组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建成区面积是影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因素.2010年垃圾清运量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达到0.947,大于2006年和2014年的相关系数,说明2010年垃圾清运量受建成区面积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两年.

3.3.4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城市人口、GDP和建成区面积之间的关系 通过图5~图7的相关性分析可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与城市人口、地区GDP和建成区面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三者是影响城镇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因素.夏越青等[32]利用多元回归法研究人口、GDP和消费水平对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人口和GDP是影响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2006年的垃圾清运量与城市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950,高于垃圾清运量与GDP和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0.863和0.933,说明2006年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受人口增长的影响要大于GDP增长和建成区面积的扩张的.2010年垃圾清运量与城市建成区的相关系数为0.947,大于其他两个影响因素,说明2010年垃圾排放受城市扩张的影响比较大.2014年与垃圾清运量相关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地区GDP,相关系数达到0.930.

3.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空间聚类分析

表3 2014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特征聚类结果

注 :I:低经济,低排放; II:低经济,高排放; III:高经济,低排放; IV:高经济,高排放.

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区域分类,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政策举措,是垃圾排放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33].根据空间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可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空间格局更多是受城市人口、经济和城市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和驱动.目前相关研究很少在全国层面开展城市生活垃圾时空分布的研究.本文在人均生活垃圾排放和人均GDP二维空间中,利用-均值聚类方法对2014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进行聚类分析,研究我国在全国层面上生活垃圾排放特征,聚类结果见表3和图8,最优分组为4组,其中“低经济、高排放”类型最多,说明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和高污染阶段.聚类结果的显著性检验见表4,可以看出,-均值聚类方法达到了群体内的最小差异和群体间的最大差异,而且对结果进行了检验(<0.05),符合检验原则.在这里对人均GDP进行说明,它仅代表各省城市经济活动强度的大小,而城市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并不能用这一个指标进行代表.因而,本文表中的高经济仅代表城市人均GDP水平较高,对于一些资源型省份和部分工业型省份,其社会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就不能仅仅靠较高的人均GDP来反映了.但人均GDP依然是衡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4 2014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特征聚类显著性检验

从图9可以得出,聚类结果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区域分布,说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不同的地区垃圾排放差别很大.“低经济,低排放”类型属于最原始的类型,其特点为经济不发达,城镇化较低,生活水平较低.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和中部较不发达省份,如云南省等.“低经济,高排放”类型是最不理想的类型,而在我国也是分布最广的类型,达到15个省份,比例高达50%.其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如青海省、山西省等.“高经济,低排放”类型是最理想的类型,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垃圾排放量少,主要是我国一些制度较健全的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高经济,高排放”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和新疆,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发展也最快,所以产生的较多的城市垃圾,如浙江省等.

3.5 讨论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差别较大,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2006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仅1.48×108t/a,2014年高达1.79×108t/a,增长量较大.人均垃圾排放量由1.221kg/(人·d)增长到1.268kg/(人·d).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人口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由2006年的44.34%增长到2014年的54.77%.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在各省级行政部门的城市垃圾与城市人口、地区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性显著,这对于我国了解各城市生活固体废物排放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也给垃圾空间研究和治理具有管理提供了积极地借鉴的意义.根据我国省份之间聚类分析结果,2014年天津市、北京市和上海市都属于典型的“高经济、低排放”类型,说明这三地已经处于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学习这三市的发展模式,降低高排放地区的垃圾排放量.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变化,也间接地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城市人口、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情况.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生活垃圾排放有偿政策,如欧洲的德国和瑞士,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就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了垃圾称重收费,是全球首个进行这项政策的国家,取得了显著地效果.如韩国就从1991年的人均2.3kg/(人·d)减少到2010年1.0kg/ (人·d)[30]. 2004年,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垃圾收费能使社区废弃物排放量减少14%~27%[34].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还进行源头治理,日本东京实施了“垃圾源头消减计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放量减少趋势[35].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完成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2]中指出,我国宝岛台湾的台北市是进行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政策最早且最成功的城市,在1995年,平均每人每天排放生活废物1.34kg/ (人·d),2012年就降低到0.37kg/(人·d),垃圾减量化效果明显.当前,中国关于生活垃圾的法律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内容不全面,如200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36],仅对普遍意义的固体废弃物进行了规定,没有特别针对生活固体垃圾的说明;另外,立法主要集中针对于垃圾的清运、储存和处理等,而对于垃圾的资源化和分类处理很少提及或仅仅以鼓励为主,如:颁布于2006年的《全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37]重点强调生活垃圾减量和无害化处理;2007年实行的《城市生活拉圾管理办法》[38]鼓励逐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39]鼓励通过提高回收率实现垃圾减量.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减少垃圾的排放.只要我们严格按照规划实施,就会有显著地成效.

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的时空分布研究,有助于对城市生活垃圾的运输和处置提供支持,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空间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数据获取的准确度,本身生活垃圾的统计工作就比较困难,再加上省际和省内之间的分布差异,对于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空间分布研究较为困难.

4 结论

4.1 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增长明显,总体来说,后期增速大于前期,人均生活垃圾日排放量差别不大.

4.2 全国不同的地区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增长速度明显不同,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空间格局上可以看出,垃圾排放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和经济发达地区.2006~2014年垃圾排放量最多的是东部地区,增速最明显的是西北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增长速度的快慢并非与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应.2006~2010年,生活垃圾排放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2010~2014年,生活垃圾的排放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这说明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

4.3 城市人口、地区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都是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重要因素.2006年这3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地区GDP. 2014年影响作用地区GDP>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的影响越来越大.

4.4 2014年,全国一半的省份还处于“低经济,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说明我国城市面对的生活垃圾和经济问题还比较严重.

[1] 李晓东,陆胜勇,徐 旭,等.中国部分城市生活垃圾热值的分析 [J]. 中国环境科学, 2001,21(2):156-160.

[2] 宋国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R].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2015: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4] 廖传惠.中国城市生活垃圾EKC曲线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20(12):18-21.

[5] 世纪证券新能源小组.环保战略升级,垃圾处理迎来黄金十年 [R]. 世纪证券研究报告, 2010,4:8.

[6] Singh J, Laurenti R, et al.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J].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2014,32(9):800-812.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16]2851号) [R]. 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6,12.

[8] 张英民,尚晓博,李开明,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现状与管理对策 [J]. 生态环境学报, 2011,20(2):389-396.

[9] 高会苗,戴铁军,高晓龙.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及预测 [J]. 环境卫生工程, 2014,22(1):24-28.

[10] 肖黎姗,叶志隆,吝 涛.基于社区分类的厦门市家庭生活垃圾产量及其形成机制 [J]. 环境科学学报, 2016,36(1):307-313.

[11] 周靖承,陈海滨.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评价 [J]. 中国环境科学, 2012,32(7):1332-1338.

[12] 苏 婧,席北斗,刘鸿亮,等.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多重不确定性长期规划模型 [J]. 中国环境科学, 2009,29(10):1105-1110.

[13] 徐礼来,闫 祯,崔胜辉.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J]. 环境科学学报, 2013,33(4):1180-1185.

[14] 陈兰芳,吴 刚,张 燕,等.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生成及处理投入的省际分布研究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5(6):868-872.

[15] Beigl P, Lebersorger S, Salhofer S. Modelling municipal solid wastegeneration:A review [J]. Waste Management, 2008,28(1):200-214.

[16] Dangi M B, Urynowicz M A, Gerow K G, et al. Use of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for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at household level [J].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2008,26(6):493-499.

[17] Thanh T P, Matsui Y, Fujiwara T. Household solid waste gene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in a Mekong Delta city, Vietnam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0,91(11):2307-2321.

[18] 李 颖,许少华,周 晶.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21(3):136-139.

[19] Zhao W, Voet E, Zhang Y, et 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with regard t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se study of Tianjin, China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9,407(5):1517-1526.

[20] Cheng H F, Zhang Y G, Meng A H, et al. Municipal solid waste fueled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waste-to- energy in Changchun City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41(21):7509-7515.

[21] Zhu M H, Fan X M, Rovetta A, et al.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Pudong New Area, China [J]. Waste Management, 2009,29(3):1227-1233.

[22] Zhao Y, Wang H T, Lu W J. Life-cycle assessment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Hangzhou, China [J]. Waste Management Research, 2009,27(4):399-406.

[23] Yuan H, Wang L, Su F, et al. Urba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chongqing: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J]. Waste Management, 2006,26(9):1052-1062.

[24] 陈 琼.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研究 [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013.

[25] Jiang J G, Lou Z Y, Ng S, et al. The current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Tibet [J]. Waste Management, 2009, 29(3):1186-1191.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2015.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2015.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2014.

[29] Yuan H, Wang L, Su F, et al. Urba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chongqing: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J]. Waste Management, 2006,26(9):1052-1062.

[30]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2013年发展综述 [J]. 中国环保产业, 2014, (12):17-24.

[31] 杜吴鹏,高庆先,张恩琛,等.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排放现状及成分分析 [J]. 环境科学研究, 2006,19(5):85-90.

[32] 夏越青,钱光人,王茹静.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方法研究 [J]. 环境卫生工程, 2005,13(3):1-3.

[33] 蔡博峰.基于0.1°网格的中国城市CO2排放特征分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22(10):151-157.

[34] Skumats L A. Pay as you throw in the US: Implementation, impacts and experience [J]. Waste Management, 2008,28(12): 2778-2785.

[35] 郝天文.珠江三角洲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的探讨 [J]. 环境工程, 1998,16(4):56-58.

[36] 汪宝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手册 [M]. 北京:中国环境保护出版社, 2005.

[37]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全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发改投资[2007]1760号) [R]. 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 2007.

[38] 汪光焘.《城市生活拉圾管理办法》 [R].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7.

[3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R].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 of urban solid waste emission in China.

KONG Ling-qiang, TIAN Guang-jin*, LIU Xiao-ju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mul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Based on the urban solid waste data of China in 2006~2014, it buil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 pattern model.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urban solid waste was distributed mainly in Eastern China. The total emissions of Southern China and Eastern China accounted for 35.0% and 34.9%, respectively. In 2006~2010, the urban solid waste was distributed mainly in Eastern China. In 2010~2014, the urban solid waste was distributed mainly in Southern China.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urban population increased. The urban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from 3.33×108 to 3.86×108.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creased from 25.3% to 28.2%. The urban solid waste increased by 20.9%. The correlation of China’s urban living garbage emission with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and built-up area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urban garbage emissions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were 0.950, 0.942 and 0.903, respectively in 2006, 2010 and 201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missions and GDP of provinces were 0.863, 0.930 and 0.930,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missions and built-up area were 0.933, 0.947 and 0.925, respectively. It indicated that the population, GDP and built-up area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urban living garbage emissions in China. The clustering results using waste emissions per capita and GDP per capita indicated that the provinces of our count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Low emission, low economic” group was the main type. “Low emission, high economy” group was the ideal mode of development, but its proportion was relatively low. The amount of urban living garbage emissions in China wa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presented diffe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ities；urban solid waste emission；spatio-temporal pattern；GDP

X32

A

1000-6923(2017)04-1408-10

2016-05-23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5CB953602)

孔令强(1988-),男,山东沂水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生态模拟.

* 责任作者, 副教授, tianguangjin@bnu.edu.cn

, 2017,37(4)：1408~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