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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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红色皮鞋，一条极为显眼的红裤子，深蓝色T恤衫，黄褐色牛皮双肩背包，一根白色的耳机线分出两条插在耳朵里，大大的黑框眼镜，头发向后披着，嘴巴周围冒出一层薄薄的白色胡茬儿，这是54岁的诗人杨黎在成都三洞桥街头和我第一次见面时的装束。

因为和翟永明、韩东、周亚平、吉木狼格、王敏、石光华、乌青、何小竹等九位诗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在成都拍摄第一部电影，杨黎正好回到成都待了一段日子。在这部名为《借客》的电影中他饰演的“马爷”被杀了之后，他就多了两天空闲，早在一周前我就跟他约好了这个时间。那天中午，我、杨黎、不识北三个人在街边吃完午饭，就来到杨黎出生长大且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府河边上的劳动人民第二新村（新二村）。

如今的新二村已经成了一个居住着几万人的城中村，通往村里的是一条铺满了午后骄阳的石子路，路两边是商贩云集、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新二村临着西体路立交桥的一边是一排六七层的楼房，最底层是一排五金、日杂商铺，杨黎的老家在这栋楼房的二层。顺着他的指点，在街边稍微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他家那个两居室的房间——窗户上的四扇玻璃被推开了一扇，玻璃后面是暗黄色的窗帘。在这里，他曾经生活了很多年，用杨黎自己的话说是“中国很多著名诗人都到过这里”，现在这套二居室已出租给别人。

在马路边上，杨黎对着现实中的建筑、记忆中的方位指指点点，给我讲述新二村周遭的翻覆。这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被称为“劳动人民第二新村”的所在，被当地人称为“新二村”，小区里原有70多栋房子，每栋住着十几户人家，每栋房子的外墙用草、竹片和着白石灰筑成，由木头和瓦片组成人字屋顶，中间再用墙隔成两间。那些原来计划只是供三五年之用的安置房，直到1979年才被拆掉，后來建起的就是如今看到的这个小区——现在看起来也已经有些老旧。可能因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而难以被拆迁，原来的新二村现在依然还是新二村，老家还能称之为老家。

1962年8月3日，诗人杨黎就出生在这里——但事实上这么说也是不准确的，杨黎也不确知自己是不是这一天出生的——因为他是被抱养的，“这是父母从小告诉我的，我是1962年8月3日出生的，但是我又没有看到过出生证”，很可能他并不是在新二村出生的，只是在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被抱到了这里。对于这种让他尴尬的出身，杨黎一直都在回避，但是他也从来都不愿深究，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准确的出生时间。

在他刚出生那一年，杨黎的奶奶就因为饥饿去世了，他由外婆一手带大。“我们那一代都很穷，但是我很富。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外婆、母亲、父亲他们三个人挣钱，我一个人吃饭，养我一个小孩，所以我很富有。”杨黎坦诚，父母并没有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反而是外婆——这个和他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对他影响很大，在那个年代他甚至就享受到了八九十年代人才能享受得到的小皇帝般的呵护，外婆甚至对他有些溺爱，在学校里他很顽皮，但是“只要老师对我有点什么，想对我采取点什么措施，我外婆马上就来了”，这让老师一度看不下去，说他“13岁就要进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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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二村的住户们以“牛鬼蛇神”居多，贫穷、拥挤、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是这里的现实境况。而与此仅一片狭窄稻田相隔的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家属区，则是一栋三层小洋房，一些住户家里甚至还铺着地毯。

为此，新二村的子弟们——杨黎就是其中的一员——经常往对面丢石子或砖块，而对面的人家则不得不挂起厚厚的棉絮窗帘抵挡。“对他们有仇恨情绪，他们是富人，这种情绪是土生土长的，并不因为什么。”

在这个原先算是郊区的穷人村，杨黎生活了十几年，小时候他会跟着邻居看书下棋，也会带着一群以他为首的小伙伴们演绎“少年暴力法则”。后来，在转学到成都市第十三中学之后他便与这里一刀两断，结识了一帮对他影响甚大的高干高知家庭子弟，读哲学书，写诗和小说，办文学社，直至他并不视之为唯一出路、但很能检验其秉性的高考来临。“我离上大学的分数也不远，努把力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也去考了，我要给父母做个样子，因为考不上父母不会怪你，不去考试父母是要怪你的。”没有读大学的杨黎，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凭着高考的成绩去读了一所银行学校。

1983年，在银行工作的杨黎带着积攒的500元钱，出了平生第一次出门——从成都去重庆，“我那时是想从重庆坐船去武汉玩一玩，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对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诗人来说那是一趟失败之旅，以至于在多年后重提时杨黎还一脸挫败感，但那趟旅程却为他带来了一首颇有名气的诗作《怪客》：有一条同样矮小的路打这些房屋之间穿过/怪客，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他的足印可以让女人怀孕）/恰巧那天夜里有雪。这家伙/侧着身子/穿一身黑色的风衣/挤进了所有房屋中间最矮小的那一间。

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偏安在成都一隅的银行青年杨黎，肯定不知道在遥远的异乡还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虽然他们马上就会酝酿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诗歌运动。过了两年，由周伦佑和蓝马发起、杨黎先加入后来另张旗鼓的“非非”成立了，李亚伟、万夏、胡冬等人的“莽汉”成立了，韩东、于坚等人的“他们”也成立了。那几年，这三位“第三代”的头领们各自为阵地写出了自己的成熟之作：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远方的朋友》和《作品39号》，杨黎的《中午》、《怪客》和《冷风景》系列。

在“非非”这个由成都周边诗人构成的诗歌组织中，杨黎并不是来寻找诗歌捷径的，他只是需要一个自己的群体、一个圈子。后来，蓝马、何小竹等朋友集体和“非非”的创始人周伦佑决裂，出走并另建“非非”，对周伦佑还比较宽厚的杨黎为了朋友们也和他不再来往了，这一度让周伦佑很生气——恩恩怨怨近似一笔糊涂账。而在新的“非非”中，杨黎后来和蓝马的诗歌观念也产生了分歧，“其实，我一直跟‘非非是离心离德的。我对‘非非的崇高评价就三个字，就是‘超语义，但后来我发现蓝马的超语义和我的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而且“后来因为我跟蓝马的关系闹毛了，我跟他关系搞不好，就说算了算了，‘非非也不搞了，到现在为止我简历里也没有‘非非两个字”。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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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卷整个90年代的下海大潮中，各色文化人纷纷“滚落红尘”，“诗人下海”还一度引起整个社会的舆论非议。在“非非”诗人近似于整体下海的浪潮中，杨黎也下海了。

1991年，他借着《四川经济日报》旗下的《信息时报》开始做信息生意，他负责湖北的宜昌、沙市、襄樊、十堰四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二十多年前的杨黎身上充满了那个年代的传奇。譬如有一次，他敲开沙市一家公司经理的办公室，想拉一单300元的广告，却被正下围棋的经理冷落在一旁。杨黎默默看他们下完一盘，便提议与经理下一盘。下完之后经理问杨黎是干什么的，杨黎把来意又说了一遍，经理豪爽地买了这一单。

何小竹说，类似这样的故事，将一个面浅、自我封闭和个性高傲的杨黎逐漸变成了外向、夸张和见了陌生人也能口若悬河的杨黎。但是杨黎却不承认这种改变，他说做生意对自己没什么影响，“说对性格有影响是假的，做的时候是有影响，但不做了又恢复了”。红尘滚滚的生意场终究没有把杨黎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想接触陌生人，像今天这种和外人吃饭的方式我都很难受”，他提起我们当天晚上的饭局。

1992年他还与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创办了一家名为“广达”的文化公司，梦想着包一条“梦之船”开诗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然而这个极其浪漫的构想在潜在的赞助商面前不得不一再碰壁。一年后他们分道扬镳，一起下海的人并没有一起上岸，而是各自结伴游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地，杨黎跟何小竹一起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四川矛盾广告公司，他们甚至把皮尔卡丹请到成都，用一个晚上挣的钱就买了辆桑塔纳，那可能是杨黎一生中最有钱的日子，西装革履，穿的观奇牌洋服一套八千块。后来，他的生意生涯结束于1997年，“这个广告公司也不做了，不想做了，因为生意环境不成熟”。

在过了多年之后，熟悉中国诗坛的人大抵都已经了解，在体制外写作中——其实并不仅仅是诗歌圈和小说界——杨黎事实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被何小竹称为“‘非非第一诗人”，被韩东称为“诗歌的无冕之王”，而比他更大几岁的于坚则说他的诗是“汉语的钻石”，他元气淋漓的诗学影响甚远甚广，他为人处世荡起的涟漪被江湖广为远播。2000年，杨黎为何小竹编的诗选写了一篇序言《打开天窗说亮话》，正是这篇不胫而走的文章清晰地描述了一种诗歌理论和创造了一个诗歌阵营，在那篇文章中杨黎首次公开提出“废话理论”和废话作为诗的基本条件：“老老实实、准确、具体、简单”，“不说有所暗示的话、话中之话、大话和混帐话”，“反对修辞”等。

一年后，以杨黎和韩东等诗人为首创办了一家“橡皮”文学网站，杨黎所倡导的“废话理论”在这个网络阵地迅速吸引了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70后、80后甚至是90后，其中最为活跃的有竖、乌青、吴又、张三、张四、张羞、小虚等一大批诗人，一时间“橡皮”文学网站成为“废话诗”写作的根据地。也就是在那一年，已经冠盖京华的杨黎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成都来到北京，而等着他的则是一群团结于周围的“废话诗人”，他们一块儿喝酒、讨论甚至是争吵。杨黎和女诗人束晓静谈恋爱并移居南京之后，他们彼此间的互动就转移到了一个名为“废话四中”的微信群，杨黎是“废话四中”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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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中，杨黎或许自许为一个大师，对于“废话”诗人把他奉为“教主”可能也会乐于接受。但在现实中的很多场合，他却表现得更像一个孩子，他自由、散漫，甚至放纵，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喝香的吃辣的、爱下围棋和斗地主、爱呼风唤雨和呼朋唤友，即使跟比他小很多的、江湖地位不相配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也一副没大没小的样子。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杨黎在诗歌上、在为人上不理性和没原则。对于合不来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骂对方“傻×”，甚至出手相向。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诗人——或者非常像一个诗人，除了生活举止之外，他和“废话”诗人们句式简单、近于白描、反意义、反修辞、反抒情、不用形容词的诗歌，在诗坛甚至社会上还一度被非议。在很多人眼里，他们这种圈子甚至有一点类似“邪教”，年轻人严遵教条地写作对真正的创作来说绝对是一种限制和伤害——同为“橡皮”创始人的韩东，甚至也曾经这样认为。

而且“废话”内部诗人的举旗相随或者改弦更张，都并不能影响杨黎，“‘废话群体里真正能理解我的也没两三个人，哪里有人？真有这么好的事我睡着都笑醒了”。可能他始终都认为，“废话”从来都是他一个人在“废话”；而在“废话”之外的诗歌圈，他更是旗帜坚定地要做一个孤掌争鸣的诗人，他认为“废话”对其他人没有伤害，甚至还在拯救他们：“如果世界上有一万个写诗的人，我就影响了三个人，但另外9997个人是受谁的影响？说他们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中，他们敢跟我谈自由吗？”他甚至认为那些反对他的所有人都处于教条之中，都是一群弱智和一群傻子。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杨黎，但这并不妨碍很多诗人对他的激赏，甚至是很多写作路向和他完全不一样的著名诗人们。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成名以来，杨黎已经成了中国诗坛平地兀起的一座山峰，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你可以不喜欢甚至非议他，但你绕不过他，在语言上他有着超越诗人的哲学思考，或许是受了西南官话影响，他的语言感觉极好——很多朗诵场合他都是用方言，杨黎甚至说他的四川话比他的普通话更好懂。

在很早以前——在阅读维特根斯坦之前，他就开始探讨诗歌和语言的关系，他原来认为“语言即世界”，现在他否定——不，超越、具体、细节化地认定“语言先于世界”。而这还跟他的生死观直接相关，自从小时候知道要死开始，他就致力于超越生死——无论是练八卦、练太极还是信仰科学、立足正确的人生态度，现在杨黎认为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知道什么叫生死，它就是一个语言概念，要超越这个语言概念，超越它就超越了大限。大限就是本身，生与死、快乐与痛苦、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都是被语言说出来的一种物质。”超越的办法就是写诗，“我在做这个事，努力在做。”

在匆匆看完杨黎在新二村的老家，我们打车来到瑞升广场附近，穿过一条浓荫遮天蔽日名为“芳沁路”的巷子，再往里走，我们来到一间叫“南亭叙”的咖啡厅，何小竹、石光华、吉木狼格等几位跟杨黎已经厮混几十年的朋友和诗友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随便喝喝茶、聊聊天、说说最近拍的电影和筹备的餐馆。在几个朋友先走之后，杨黎和诗人、导演吉木狼格下起围棋，这场棋用时半个下午，一共下了三盘，杨黎赢了两局。

那天晚上，吉木狼格带着杨黎和我跟几个诗歌圈外的朋友在附近吃饭，杨黎吃得少，话也很少，但是场面上该有的应酬还是会有。饭后，我们来到他经常光顾的一间叫作“小房子”的酒吧，坐在酒吧门前喝茶，旁边的栅栏外一群上了年岁的大妈跳起广场舞。其间一个举止曼妙的时尚女子带着宠物狗从大妈身边穿过时，狗拉了一堆粪便，双方产生一阵争执，最终以时尚女子把粪便包好丢到垃圾箱为止。之后，我和杨黎喝茶、抽烟、聊天，话题深远如长夜漫漫，从他的1962年开始，结束于诗歌、语言、性和生死。

夜里十二点过后，我们各自回家，杨黎打车到他住的宜必思酒店，我回位于茶店子的安泰安蓉酒店。在这个城市，现在，他属于无家可归；以前，他则是来历不明。坐在出租车后座上打量着成都子夜时分忽明忽暗的街头，我似乎比白天多理解了一点杨黎。

（杨黎，1962年8月3日生于成都。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曾与于坚、李亚伟、韩东、万夏等开创第三代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言人和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小杨与马丽》、《灿烂》等诗歌、小说作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