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自甫+李汶沁+万晓榆

内容摘要：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衡量和引导互联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还缺乏对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互联网经济的内涵，接着从信息基础水平、融合发展效益、新生经济能力和创新发展潜力4个方面构建了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熵值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 指标体系 七省市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15年，南京市率先在“互联网+”实施方案（2015-2017年）中提出“成为全国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力的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地”。2016年，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建设互联网经济高地“十三五”规划》，其他省市也在各自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经济成为现阶段政府规划、学术研究热点。

一般认为，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互联网经济发展，使得各省市互联网经济发展目标“落地”，构建一套科学的互联网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必不可少。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衡量互联网经济的指标体系，通过CNKI检索“互联网经济”并含“指标”，只有（蒋录全，2001）简单阐述了由基础结构及经济活动两个大类组成的互联网经济测度指标。基于互联网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缺失的现实，探析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对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指标体系构建

（一）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将互联网经济分为四个层次：网络基础结构、网络应用基础结构、网络中介和网上商务。佩弗里夫（PERFILIEV）注意到了互联网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广化”和“深化”现象；肯尼（KENNY）将互联网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广义“技术”，兼具信息传递和网络外部性等功能特性；韦森特（VICENTE）发现，R&D支出是决定互联网经济发展程度的最关键变量。

国内，乌家培（2000）将通过Internet进行的经济活动称为网络经济；21世纪初，很多学者具有类似的观点，基于互联网研究网络经济，（黄文波，2000；盛郁旻，2001；辛向前，2002；黄璐，2003），对互联网经济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狭义的网络经济层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互联网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但关于互联网经济的内涵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概念。田光宁等（2014）认为互联网经济催生出了新的商务模式和服务业态；佘丛国等（2015）指出互联网经济包括纯线上、与传统产业融合以及为前两类经济活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的三类经济活动；黄志军等（2015）使用区域互联网企业利润总额测度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水平；何勤等（2015）分析互联网经济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徐慧（2016）、刘媛媛（2016）都指出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本文将互联网经济内涵归纳为：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经济活动的总和，以信息、知识为主导要素，利用互联网的互动、连接、泛在等基础特性，变革传统生产组织、社会生活和公共管理方式，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优化重组生产、消费、流通、服务全过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的新型经济形态。其边界既包括借助新思维、新技术催生的各类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又包括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二）指标构建思路及解释

根据内涵界定，本文从“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三个方面来构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互联网”指互联网自身作为载体、通道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互联网”指传统产业、公共管理、社会生活与互联网融合所创造的效益；“互联网+”指由互联网叠加催生出的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统称为“新生经济”）。同时，考虑到创新对互联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互联网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因此在“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基础上，增加“创新”指标维度。按照上述思路，构建了由信息基础水平、融合发展效益、新生经济能力和创新发展潜力组成的4个一级指标，下设12个二级指标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

1.信息基础水平（A）。信息基础设施是促进互联网经济高质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互联网本身作为一种载体或者通道，其建设也能创造出相应的经济价值。基于互联网互动、连接等基础属性，信息基础水平可以用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来反映。其中，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是地区电信业务总量与常住人口之比，反映该地区电信服务能力。互联网普及率指某地区互联网用户数占该地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衡量一个地区的信息化发达程度。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反映某地区互联网信息数据传输与交换的水平，互联网经济的全球化特征对此指标有较高要求。

2.融合发展效益（B）。融合发展效益不仅体现在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直接效果上，还体现在互联网对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间接效益上。从互联网跨界应用角度考虑，该部分指标设置侧重于体现信息化应用的质量和效果，包括两化融合指数、信息化应用效益指数、智慧城市指数。其中两化融合指数反映的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越高说明信息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能力越强。信息化应用指数反映地区信息化的应用水平，指数越高说明信息化应用水平越高。智慧城市指数反映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能力，指数越高说明互联网与社会融合发展效果越好。

3.新生经济能力（C）。互联网的平台、共享等特性，促进其在生产、消费、服务、应用中衍生叠加出新环节、新活动，催生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该指标反映互联网催生新经济的能力，包括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互联网金融指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務业营业收入3个二级指标。其中，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是电子商务交易额与常住人口之比，反映线上商务活动规模和交易能力。互联网金融目前暂无相关统计，采用“互联网+金融”指数（腾讯研究院，2016）作为新生经济中互联网金融部分，反映互联网金融业务规模以及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指提供信息服务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反映信息服务创造价值的能力。

4.创新发展潜力（D）。互联网经济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创新发展潜力衡量的是互联网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主要指标包括互联网创新创业指数、R&D支出占GDP比重、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学生数。其中，互联网创新创业指数来源于“互联网+创新创业”指数（腾讯研究院，2016），反映的是围绕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创业活动状况，是直接衡量互联网行业内外创新创业能力的指标。R&D支出占GDP比重指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学生数指受高等教育人口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呈正相关。

指标体系验证

指标数据来源于2015年的《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等。选取综合实力较好的七省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四川和重庆）进行实证分析，对于评价互联网经济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一）方法及结果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处理公式如公式（1）、（2），处理结果见表2。

（二）结论

从表3可以看出，权重大于0.0833的指标有4个，按权重从大到小排序，分别是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两化融合指数、互联网金融指数和R&D支出占GDP比重。从信息熵的概念理解，说明这些指标变化幅度较大，是影响各省市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影响因素可以看出电子商务是目前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化融合水平和研发支出强度也是影响各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从表4可以看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重庆。七省市中，北京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大于0.16，处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的综合指数在0.14～0.16之间，处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阶段；四川和重庆的综合指数在0.10～0.14之间，则处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阶段。

本文构建的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既体现了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又强调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重点：“创新”维度。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测度了样本省市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排序结果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和重庆。研究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未来该指标体系可应用于区域互联网经济发展评价。

参考文献：

1.蒋录全，邹志仁.互联网经济的测度指标[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1）

2.潇秦.互联网经济知多少？[J].经济管理，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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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立昌.互联网经济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J].当代经济管理，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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