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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17-09-30郑蕊何珊王晓娟

商业经济研究 2017年18期
关键词:经济增长

郑蕊+何珊+王晓娟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结构偏离度改进视角测算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首先统计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较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西部地区,较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经济增长。其次构建了二者的计量模型,基于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和1998-2014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全面FGLS估计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吻合。最后依据统计与实证结果,结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合理化 结构偏离度 全面FGLS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探寻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早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等作用的结果,没有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做深入探讨。胡晓鹏(2003)指出现实经济中各行各业的生产要素一直在流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始终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提出并证明: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王智勇(2013)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及产业效率的提升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法也存在分歧,干春晖等(2009)指出尽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在逐渐减弱。干春晖等(2011)在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指出,产业结构变迁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引入泰尔指数对产业结构偏离度进行改进,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为了探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先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由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预期假设,最后选取相应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作为控制标量,对预期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统计分析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深入探讨产业结构合理化。按照早期研究,研究者大多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衡量,如式(1)所示,它可被看作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一种耦合程度。

7式(1)中,E指结构偏离度,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表示生产率,按照经济均衡理论,当Yi /Li=Y/L时,第i产业的生產率与总生产率相等,即不存在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E为0,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达到最佳耦合,产业结构处于绝对合理化。但式(1)存在缺陷,干春晖(2011)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指出,结构偏离度指标忽视了各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同时绝对值的计算也较为不便。

鉴于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思想,引入可以有效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泰尔指数(TL),对其做如下定义:

式(2)中,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Yi /Li=Y/L时,TL为0,此时产业结构处于绝对合理化。TL越大,表示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显然泰尔指数克服了式(1)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利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图1是1998-2014年全国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由图1可知,在三大产业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变化比较平稳,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98年到2003处于上升阶段,合理化程度变差,2003-2004年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但2004-2006年,合理化程度再次变差(指数上升),2006-2014年虽有一定的波动性,但产业结构总体趋于合理。分产业来看,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度最高的是第三产业,除1998-2003年和2014年以外,其余年份的指数都小于0.1,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度最差的是第二产业, 除1998、1999、2013、2014四年外,其余年份的指数都大于0.3,与第三产业相比差距较大,第一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度介于二三产业之间,其指数取值区间为0.1-0.2,但由于第一产业的指数小于0,Yi /Y

  •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价格因素的干扰,本文对1998-2014年的GDP以2010年不变价格做处理,最后用处理后的GDP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人均GDP。

    表1将1998-2014年全国三大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与人均GDP进行对比。在东部地区,除1998-1999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的上升外,在2000-2014年,其指数不断下降,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相对应的,人均GDP由1998年的16043元/人上升到2014年的66905元/人。在中部地区,从1999-2014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即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降低,人均GDP于2014年较1998年增加了近5.2倍。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断降低,人均GDP在2014年较1998年增加了近5.5倍。通过以上统计对比分析,做出如下预期假设。

    预期假设: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较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会促进经济增长,故泰尔指数与人均GDP负相关;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低,较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会抑制经济增长,故泰尔指数与人均GDP正相关。

    实证设计

    变量选取及计量模型构建。本文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技术进步、就业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水平、城镇化水平和政府影响力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设计见表2所示。

  • 建立以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在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为了避免遗漏关键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引入了较多的控制变量,有必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3是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VIF越大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表3中最大的VIF仅有2.94,因此不必理会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

    异方差及相关性检验。表4是计量模型的异方差及相关性检验结果。修正沃尔德检验、伍德里奇检验和弗里德曼检验的原假设分别为“无组间异方差”、“无组内自相关”和“无组间同期异方差”,由检验结果的P值可以看出,以上三种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此可以证明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为同时考虑自检异方差及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引入全面的FGLS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由上文可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故本文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面板实证分析。表5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更为全面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由回归整体的显著性及系数来看,回归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赘述,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统计描述及原因分析。

    首先,关注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全国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11,其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不为0,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1%,经济增长约-0.0211%。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依次为-0.0909、0.100和0.0693,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1%,经济增长分别约为0.0909%、-0.100%和-0.0693%。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越大,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从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即产业合理化指数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

    其次,进一步解释实证结果。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即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第一,产业结构合理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最终使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第二,产业结构合理会引起要素流动,按照流动方向筛选出产业集聚、集群形成条件及经济增长核心力量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引起技术和投资等结构的变化,使之得以有效运用,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对策建议

    第一,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说明就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流动性较弱。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之不断流向高生产率农业部门,实施劳动力就业保障及教育、医疗、金融机构与第一产业的融合,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離度较大,说明第二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弱。为此,相关部门应在不断引进高新技术的同时,注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度,即以主导产业为核心时,注重小企业的扶植。第三产业偏离度最小,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度较高,有关部门应该以此为基础,加快知识技术型现代服务业建设,大力发展附加值较高的现代企业,提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质量。

    第二,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使资源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会保持变动,面对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近年来,对于我国产能过剩、供给和需求偏离均衡点等问题,有关部门提出供给侧改革,即调整供给以适应需求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对供需造成直接的影响。尽管供给侧改革的机遇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得到鼓励与支持,但全国三大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不应该属于同一脉络,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局部供需要求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应避免“一锅端”现象,有针对性地使用政策,以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稳定、持续、高速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晓鹏.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联动效应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8(4)

    2.钱纳里.发展的格局[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智勇.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市级单元的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 2013(5)

    4.干春晖,郑若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9(2)

    5.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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