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鑫+林章悦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产城融合的视角对于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产业与城市紧密对接才能避免城镇化出现的“空壳”现象。金融部门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着力于使产业与城市紧密对接，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

关键词：金融支持 产城融合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考察其内涵，这四者之间是一套供给——需求的平衡系统。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共同为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供给部门和以城镇化为代表的需求部门共同提供支撑和保障。而在面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而正在向工业4.0迈进的大背景下，以城镇化为代表的需求部门并未与它们形成有效的协调与融合。

从Northam（1979）提出的观点可知当城镇化率在50-70%的时候，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问题并存。在这一期间，如果能及时完成转型，则可以发挥经济的集聚效应与城市的“中心-外围”优势，相反则会导致产业畸形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年均增速5.4%迅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此后经济增速一直在0.1%徘徊。尽管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60%，最高的巴西达到82%，但是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最低的国家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超过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镇化率的提高并未与城市的扩张紧密结合，“产城分离”的现象使得经济发展严重停滞。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如何通过自身创新积极对接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现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重要途径。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功能理论分析

金融的核心在于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确定性下实现最优配置。Levine（1997）对于金融的功能进行了概括总结，他认为金融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和创新渠道两个途径推进经济增长。诺贝尔奖得主莫顿在2013年对金融功能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主要有六个方面：提供清算和支付手段、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提供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处理以及监督经营者并解决激励问题。

从具体角度分析，金融功能视角下的城镇化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供风险规避渠道。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毋庸置疑，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为代表，这种长期的、大量的资金的投入，往往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风险。金融功能的流动性创造为资金的供需双方提供了投融資的便利，分散投资风险（King & Levine，1993），对于城镇化进程大有裨益。第二，以支付清算体系为代表的交换功能，实现各方分工便利化。城镇化进程涉及到多个部门，涉及到货物、劳务、服务之间的交换，而通过支付清算体系的改良，使得整个资金链条的运转大大流畅。第三，从金融中介的角度出发，金融中介发挥信息优势支持新型城镇化。投融资的资金供需双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资金难以自由融通，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优势，可以降低信息成本，通过吸纳社会的闲置资金，根据自身的规模优势，判断将资金贷款给相应的各方。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助推城镇化中最有效率的部门发展，进而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第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普惠金融旨在推动金融的包容性发展，让社会大众共同分享金融发展的红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广大社会群众并未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给金融包容性发展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尤其是通过普惠金融的建设，能够大大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第五，回归到金融功能理论，撇开新金融业态不谈，从传统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存在两个维度：一是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资本外部性的作用会使得稳态均衡条件下的人均资本和产出呈现出稳定增长、持续增长的趋势，而金融功能会对资本的积累率产生影响；二是通过“储蓄-投资”的转换，通过金融创新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产城融合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3+3”的发展模式

从我国城镇化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的经验来看，当城镇化率超过60%时候，在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城市的产业逐步向农村转移，原本属于农村的地域变成城市新区，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代表的重要途径，在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产业与城市之间进一步融合。城镇化的目的旨在以产业-城市紧密对接为重要载体的基础上，保留城乡外在的景观差异，城乡之间根据自身特色协调发展。在产城融合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则呈现出“3+3”的发展模式，即“三大特点+三大格局”。

（一）三大特点

共生性。新型城镇化下产城融合将形成与以往产城分离所完全不同的局面，以前农民“被城镇化”的问题将彻底解决，在以往城镇化过程中的“空城”、“鬼城”问题将伴随着产业调整、产城融合而消失，城乡之间如上文所言在打破藩篱的基础上形成功能分工、相互影响、共生多赢的局面。

立体性。新型城镇化下的产城融合并不是各自为政的体系，换句话说，产城融合的特点绝非点状、线状的模式，而是具有网络化与立体化的特点。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依托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提升交通运载能力，配合信息化新农村的推进，产城融合的关系将依托上述资源，以中心城市和各个卫星城镇为节点，将各种要素流（如劳动力、资金、文化）等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三维的产城融合网络。

交互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在产城融合的实现过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物资、资金、信息、技术等将出现新的整合，各类要素将向更高报酬率的地方进行流动，整体出现交互式而非单向的流动，区域辐射进一步加大。

（二）三大格局

城乡市场屏障分割消失。旧体制下，城乡之间存在着市场分割的藩篱，农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要素分配严重不均衡。产城融合的实现，使得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农村市场经济与城市之间平等竞争，农村部门通过发挥其比较优势使得资源实现再配置，最终达到新的均衡点，即城乡一体的产品、要素市场。

形成“城市-城镇-乡村”的产业链体系。上文中提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说将农村变成城市或者说城市变成农村，而是根据城市、郊区、农村的不同优势综合发挥起来，通过区域整合构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群落。城乡之间通过垂直领域的整合与水平领域的再造，将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得以实现。

城鄉之间“中心-外围”良性互动。城乡区域产城融合的最大体现在于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着梯度优势，这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并不矛盾。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将原本被排斥在外的广袤农村纳入都市圈的发展规划，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依托，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要素的外溢。城镇化过程中原本落后的农村通过建立成若干城镇，使得各个城镇成为城市辐射的能量节点。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渐从原本人民银行大一统逐步过渡到以商业银行为支撑的局面，基本形成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直接融资蓬勃发展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一个事实，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农村的金融排斥现象仍然十分突出（杨胜刚，2007）。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较大的融资需求缺口，这种畸形的资金供给结构，更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通过回收农村土地建立楼房和厂房，许多地方出现“空城”、“鬼城”，产城分离下的伪城镇化问题十分突出。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在于：

首先，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一大出发点是工业反哺农业。在建国以来，为了能够尽快实现工业化，通过牺牲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当工业化进行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业将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反哺，但是从现实中来看，这二者之间的力度并不均衡。金融支持的不平衡使得工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并不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

其次，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内外环境分析，以投资驱动的格局使得城镇化进程变成一个“伪命题”（刘伟，2013）。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我国从2008-2013年保持年均8.7%的增速。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似乎一枝独秀，但是无法掩盖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从2008-2015年，我国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超过15%，但是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地的融资平台带来的债务风险越来越大，投资驱动下的伪城镇化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长年超过三倍。无论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上的扭曲，使得城镇化的进程仅仅通过需求管理难以进行，金融支持仅仅通过投资驱动的方式极为不可取。

再次，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畸形使得金融支持与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大的一个恶果就是产城分离。作为金融支持的主体，各级银行对于房价的乐观判断以及各级政府的隐性兜底担保，往往更乐意将资金贷款给这些“伪城镇化”的主体。这样的产业规划使得产城分离进一步加剧（刘荣增，2013），难以实现区域的集聚效应。从产城融合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的差异，这种房地产城镇化进行一刀切的模式，使得产业的发展滞后于农民被城镇化人口的增长，产业的空心化难以支撑农民的再就业。

从金融发展的目标上看，城镇化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与金融业的逐利性的矛盾使得资金供给方不愿意提供资金。从金融业的逐利性出发，金融支持城镇化往往集中在商业开发和房地产方面，通过低价夺取农民土地，高价出售商品房，从而实现新一轮的剪刀差效应。而地方政府与各大商业银行往往出于自身的考虑，为了能够赢得政治晋升的锦标赛（周黎安，2004、2007），往往牺牲农村的利益以换取政绩。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门对于新型城镇化内涵把握的偏差，使得在金融支持过程中的定位出现偏离，产业之间出现无序的竞争与发展的趋同，产城分离使得城镇化的推进质量大打折扣。微观上，城镇化进程中的融资模式主要还是以政府为主导，但是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主体不清。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较大的融资缺口毋庸置疑，要想实现城镇化战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率先推进。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索

在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产城分离的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成为治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城镇化的进程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城镇化，换句话说单纯从城镇人口占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要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配合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产城紧密融合下的城镇化方可持续发展，从多个维度去改变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

首先，如新常态的内涵所言，需要改变驱动方式，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并非完全是成倍的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包括两个层面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优先于技术创新。对于制度创新而言，重点突出的应当是公正性和秩序性，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各类建设的先导，也是金融支持的最坚实的保障，否则资金的安全性很难保障。技术创新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支撑，因此只有通过农村产业与城市产业整体规划的技术升级才能形成产城融合的局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镇化的结构转型，事实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结构演进，结构演进则是创新的函数（洪银兴，2007），创新则需要以制度和技术为主动轮的带动，全面创新。

其次，树立金融支持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构建产城融合体系下的新型城镇化，既是产业调整的需要，也是形成城乡区域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以协同创新为先导，城乡间形成梯度分工一体化的金融支持格局。作为节点的城镇以及广大的农村腹地，应当积极对接城市产业的接收，吸纳农村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在这一过程中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在能够及时以资金的流动带动产业的转移，城乡梯度发展一体化的建立，需要金融的带动将城市的技术与智力资本输送到城镇与农村，农村的要素禀赋通过金融支持与城市的产业对接，形成城镇化下的产城融合体系。

再次，反思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更应当重视金融支持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因素，在金融支持过程中将“以人为本”放在首位。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融资缺口，否则就容易陷入“拉美陷阱”。化解眼下的结构性矛盾，金融支持改革完全可以通过资金引导对新型城镇化体系进行重构，以各类的制度和产品创新为载体，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向城镇化的公共服务流动，提升城镇化的质量。

最后，就金融发展本身而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需要金融体系自身的创新，原本单一的融资方式走向多层次、立体化融资体系。利用城镇化过程中它们的地域优势和信息优势，对当地的融资缺口进行点对点支持。对于多元化的融资产品创新，主要是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从风险大小来看，在股权融资发展较快的情况下，理应当大力发展债券类型的固定收益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满足资金供给方的保值增值的需求。此外，完善“新三板”为代表的场外市场建设，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接城镇化过程中的特定结构的产业升级，加大产城融合的紧密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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