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最近一些城市出于控制人口规模和提升城市层级的考虑，不同程度地推出了清理“低端人口”的举措，且有蔓延趋势。一些专家提出所谓“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的各种理由和方法，一些城市将“清理”指标下发基层，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理”行动主要理由：一是认为城市人口超越了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二是认为“低端人口”影响城市管理和形象，拖了城市发展的后腿。

一方面，对社会群体作“低端”、“高端”的区分，是一种歧视性思维，有违城市精神和公平正义。谁是“低端人口”？我国公民只有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等不同，没有身份上的高低之分。人们的统一身份是国民和国家的劳动者。无数外来打工者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区分和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既无法理依据，也经不起伦理上的正义考量。

另一方面，清理所谓“低端人口”，不利于城市群体结构的自然选择，还破坏城市生态的平衡。城市通过市场交易聚集各类人，是实现群体结构自然选择的历史场所。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空间，本身是经社会长期选择并经历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一个城市“最合理”的群体结构，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清理”来实现的。

一线城市作为我国城市治理的第一梯队，代表了中国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清理驱遣“低端人口”与现代化治理理念格格不入，本身是一种应清理的“低端思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革故鼎新的转变：

第一，要从“排斥思维”向“包容思维”转变。是什么让一座城市伟大？是它的包容性和海纳百川。国际大都市的根本特征是其多元性和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打工者为它抛洒青春和汗水。不能把城市现实问题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飙升等，归咎于所谓“低端人口”。试图以“清理”思路来消解大城市病、提升城市层级，乃是缘木求鱼。

第二，要从“限量思维”向“发展思维”转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以城市集中有最优质的公共资源这一现实，决定了城市“聚集效应”的不可替代性。“基础设施承载不了人口”不应成为驱离打工者的理由，不应让城市人口去“适应”基础设施的承载量，而应让城市基础设施按人口发展趋势去规划和安排。

第三，要从“行政思维”向“市场思维”转变。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类型根本上是由市场和社会发展决定的。城市社群从聚合到分散，从增长到减少，有自身规律。我们强调“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有一定合理性，但任何一個城市的社群合理规模都不是行政管控出来的，刚性的“削足适履”对城市人口更新和人才流动阻碍很大。只有尊重自然选择，才能实现人口结构的最优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