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宇明

摘要：陈衡哲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被胡适称为“一个最早的同志”，但目前对其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试从主题思想的角度进行切入，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章细读法，探究陈衡哲小说的内涵以及同“五四”时代主流话语的共振与异动；并对她的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出再判定。

关键词：陈衡哲 小说 主题 个性

陈衡哲，笔名莎菲，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在中国现代史上，陈衡哲拥有诸多第一的称号，她是我国第一位官派女留学生、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第一位女教授。她是胡适《尝试集》中所谓“我们三个朋友”之一，更被胡适称为“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然而。目前陈衡哲仍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其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本文试拟以陈衡哲小说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章细读法。通过将陈衡哲小说主题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作品进行对比。探究其小说思想内容，以及同“五四”主流思潮的共鸣与疏离，并对她的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出再判定。

一、陈衡哲小说中的时代共性

“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时代命题。陈衡哲的小说同样呼应了时代的命题，并巧妙运用了童话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人生问题的见解”。《运河与扬子江》展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命形象：运河是一个“快乐的奴隶”，安于他人赐予的命运而苟且的活着，“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却要作命运的主人，它凿岩破壁、排除万难为自己“造命”，因为“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作者借“扬子江”这一形象，生动地阐发了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思索，即：不服从于命运和旁人的安排，以自我的拼搏奋斗成就生命的独特价值。而在《老柏与野蔷薇》中，作者同样塑造了两个相互对照的生命形式：老柏树拥有“永青的枝叶，萧疏的风骨”却因不能开出曼妙的花朵而终究不能完满；野蔷薇虽然只拥有三日光荣的生命，但其开花时的“天才与美丽”却使其完满、彻底地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本文中，陈衡哲用更加含蓄蕴藉的方式，进一步阐发了其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诗意解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其所展現的美与带给人的启悟中闪现。因此在陈衡哲的小说中，“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特点得到了充分彰显，她要求把握个人命运、创造生命价值、深化生命内涵的主题，与“五四”的时代精神无疑是吻合的。

“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同样也是陈衡哲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最早期的小说《一日》，虽然描绘的是大学新生的校园生活，但其中学生为法国战地医院募捐、志愿“到战壕中间去做看护妇”的情节，却已经初步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在后续的创作中，陈衡哲更是对博爱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加以热情地赞颂。《小雨点》中，海公公海纳百川，慈爱地接纳一切生灵，给予小雨点热情地指引；小雨点虽然思家心切，却为了挽救青莲花的性命，而甘愿在她的液管里沉睡；青莲花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只为了装点女孩的美丽。《西风》中，月亮“牺牲了红枫谷里的快乐”，为了去尘世洗涤人们的心胸，陪伴高尚者的孤寂：西风感戚于少女的思慕，“由一个厌世者变为一个悯世者”，化身为“自由的使者”，为下界的人民带去帮助、贡献幸福。在这两则童话抒写中，主人公正是“爱”与“美”的化身，他们无所欲无所求。无私奉献，只为将爱的清辉洒向人间。至于《波儿》、《巫峡里的一个女子》等篇目，陈衡哲更把目光由缥缈的童话赞歌转向现实的社会书写。通过对底层女性苦难命运的生动描绘。抒发了“一种对于世间不幸人们真挚的同情。”

二、陈衡哲小说中的个性话语

1.淡化“家国时代”

陈衡哲在《小雨点》初版自序中曾提到：“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迫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其小说的主人公，大多确有现实中的原型。陈衡哲作为历史学家。对于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理应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但在其众多小说创作中，却刻意隐去了时间和地点因素。无论是《波儿》还是《老夫妻》，都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时刻展开叙述，我们既无从知晓故事发生的时代，也不曾得知道主人公身处的国家地域。这种淡化家国、时代背景的创作意识，在陈衡哲小说主题中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五四”时期，反剥削反压迫是极为重要的时代命题，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旨。而陈衡哲的小说对于这一时代主题却鲜有呼应：《老夫妻》中夫妻拌嘴不是因为丈夫对妻子的剥削和奴役，却是因为老太公忘了买鸡蛋糕回来的一件琐事；《孟哥哥》里分隔孟哥哥与景妹妹真挚情意的不是父权压迫或是包办婚姻，却是生死离合的人事无常。《波儿》一文虽然展现了下层人民困苦的生活，却不旨在控诉“吃人”的社会，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在贫苦中相互体贴的温馨。《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中，女人与丈夫逃入深林，亦不是源于社会的压迫，而是因为丈夫后母的苛责。

此外，“五四”时期，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使得许多小说中出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意识。如：郁达夫的《沉沦》抒发了弱国子民的感伤与愤懑；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也对帝国主义伪善嘴脸加以揭露。而在这一问题上，陈衡哲小说同样展现出偏离主流的价值取向。《一日》中，外国学生对中国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也有诸多误解，留学生张女士面对他们的疑惑不仅一一耐心、巧妙作答，而且姿态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展现出中国女留学生自强、自信的积极态度。《一只扣针的古事》中，西克夫人面对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非但没有任何歧视和偏见，反而视“我”如亲生子女一般疼爱，表现出超越种族和地域的博爱情怀。

淡化时代背景和家国观念的局限，展现生活本身的常与无常，探寻平凡之中的温馨与真情。赞颂普世的博爱情怀，由此体现出陈衡哲小说异于主流的独特价值取向。

2.前瞻“女性问题”

陈衡哲的小说对于“女性问题”有着独道而深入的思索，其中以《洛绮思的问题》和《一只扣针的古事》最具代表性。

《洛绮思的问题》展现出现代女性面对家庭和事業的矛盾心理。洛绮思和她的导师瓦德教授在学术上志同道合，二人本欲结为伴侣。但在结婚前夕，洛绮思突然意识到女子在婚后面临的“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等诸多问题必将有碍于她的学问事业，于是她毅然放弃与瓦德的婚姻，而只与其作学术上的伙伴。多年之后，洛绮思终于在学术事业上功成名就，瓦德也早已娶妻生子。一日洛绮思在午休时却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她仿佛与瓦德结婚多年，儿女绕膝的温馨生活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心足。梦醒之后，洛绮思恍惚许久，终于意识到：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完满毕竟难以两全，而这也正是人生的缺憾。这篇小说的选材和立意在“五四”文坛上都是十分独特的。任叔永在当时对此就有十分准确的评判：“洛绮思的问题，我相信不是洛绮思个人的问题，乃是现今时代一切有教育女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外已经发现多久了，可是在我国尚不见有人提及。”“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问题曾引起各界广泛讨论。1918年，《新青年》刊发《易卜生专号》对其进行专题讨论，并引出“娜拉出走”这一时代命题。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作家纷纷撰文控诉封建包办婚姻，高呼女性解放，提倡婚恋自由。这一命题切合了现实的需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1923年，鲁迅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敏锐地指明了此中的问题。相较之下，《洛绮思的问题》却不一味鼓吹女性抛弃家庭，一方面，它温情描绘了家庭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冷静客观指出了家庭与事业之间必然的矛盾冲突。而这两个主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超时代的意义，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在当时亦或是在现今社会中，它们都值得广大知识女性进行深刻思考。

《一只扣针的古事》则揭示了母爱与情爱之间的矛盾。西克夫人是一位博爱的“模范母亲”，她将教养青年作为自己的“母职”，对待一切青年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直到西克夫人去世之后，“我”才终于知道她的往事：原来她在少年时曾与名叫勿兰克的青年互相倾慕，但却阴错阳差未能结为伴侣。为了子女的感受和前途，她甘愿压抑自己的爱情，即使在丈夫去世之后也不曾与勿兰克结合，只是终身将他赠与的胸针佩戴在胸口。母爱的主题在“五四”时期也比较常见，冰心、叶圣陶等作家在早期“问题小说”的创作中都有对母爱的歌颂。但这些创作大多以子女的视角或从社会改良的角度对母爱进行描绘，使得对母爱的赞颂更多趋于模式化，功利色彩比较浓重。《一只扣针的古事》则创新性地从母亲的视角解读母爱，探讨了女性在为“母”与为“女”，“母爱”和“情爱”之间的矛盾和选择。此外，陈衡哲在本文中还将“母爱”进一步深化为“母职”，使其内涵从无意识的“自然天性”转向具有自主意识“社会担当”。因此，无论是从探讨的深度还是从内涵的丰富度来看，《一只扣针的古事》对于女性问题的探讨，都是具有前瞻性的。

三、陈衡哲小说价值再议

结合上文中对陈衡哲小说主题内涵的分析。本文接下来将通过将其与时代语境、同时期小说创作进行对比，从主题层面再次探讨陈衡哲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陈衡哲的小说表现了普世情怀之下的个体意识。个体意识、平民意识在五四早期理论中普遍存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建设“国民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更是提出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作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则不甚相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早期创造社成员将“个体”阐释为“自我”，通过对自我心理的刻画，表达内心的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鲁迅力图从个体的刻画中寻求群体的共性，即“国民性”，通过对于“国民性”的审视和批判，达到唤醒国民、改良社会的功用。相比之下。陈衡哲的创作与叶绍钧更为接近。它们大都基于现实主义的基调，以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内心世界”为目的。然而，有别于叶绍钧小说中的灰色基调和冷峻讽刺，陈衡哲力图发掘凡人小事之中所流露出人性共通的真、善、美：如《老夫妻》和《波儿》就表现了夫妻、家人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脉脉温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问题小说”将爱与美作为解决时代问题的药方，陈衡哲在小说中刻意淡化家国和时代背景，而将其升华为“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加以歌颂。这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博爱意识和普世情怀，在同时期的作家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其次，其创作展现出对于女性问题的前瞻思索。女性书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作品刻画了旧时代女性悲惨的人生际遇，如鲁迅的《祝福》、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第二类作品着力于展现新时代女性要求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追求婚恋自由的强力呼声，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创作，如庐隐、冯沅君的许多作品中都对这一主题有所涉及；第三类作品则细腻描绘了女性“爱”与“美”的特质，并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如早期“问题小说”创作。陈衡哲的创作同样关注女性问题，以《洛绮思的问题》、《一只扣针的古事》最为代表，两篇文章分别从“为女”与“为母”的角度对“爱情与事业”、“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因为六年的海外留学经历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别于同时期作家紧扣时代主题。将“女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分支进行探讨；陈衡哲的创作不仅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且在取材和主题上突破了时代和国家的局限，而对现代知识女性将要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理性思辨，使其具有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深远意义。这一个性化的前瞻性思索，在“五四”文坛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远离时代命题，陈衡哲的思考对于当时尚未完全摆脱封建束缚的中国女性而言未免太过遥远和不切合实际，因此也难以在当时产生强烈的反响。

此外，陈衡哲的创作维护了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自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提出小说的社会功用，到文学研究会提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文学的社会功用不断强化，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就不可避免被冲淡。这一点在“问题小说”创作中有比较典型的反映。而陈衡哲在新文学初期就能意识到小说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独特审美价值，并通过拉开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而保留小说的文学性。她淡化“家国时代”背景，歌颂普遍人性，表现“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小雨点》、《西风》、《老柏与野蔷薇》更是运用童话寓言式的创新形式，展现人生诗意的哲思。注重小说的“审美价值”，而淡化其“社会功用”，这种偏离主流的个性话语也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其在主流文学史书写中的被“隐失”和“遗忘”。但这种可贵的尝试和努力，也正是陈衡哲小说的独特个性与魅力所在。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陈衡哲的作品正犹如一抹皎洁的月色，即使历经寒风的料峭、时间的洗礼，也依旧能映照出恬静动人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