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宸昊

摘要：《金陵十三钗》是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其英文翻译为“The Flowers of War”，即“战争之花”。严歌苓用她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凄婉的笔调，将那些最纯净善良的灵魂，镌刻在了那段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历史上。笔者认为，严歌苓在行文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触动感，其高超的人物构造技巧应该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战争背景選择 引子铺垫 出场层次安排 人物形象构造 全书主旨升华

一、背景铺陈为人物出场奠定基础

想要创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首先小说的背景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原作者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曾称，她写作《金陵十三钗》，最初的灵感来自美国人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严歌苓将明妮·魏特琳日记中记载的被日军挑走的二十一名女性加以艺术改造化，成了小说中的十三名妓女。落入敌手的金陵，从古时秦淮灯影的帝王之洲一下子沦落为了流血漂橹的魔鬼之城，那段不忍回首的历史被严歌苓选为整部故事的叙述背景，自然也浸透着凄凉荒败和触目惊心的气息。将整个故事的出场人物置于灰色血腥的1937年的冬日，作者的安排显得别有用心。一个背景的选择，使得整部小说在开篇之前，已经沾染上了沉郁的气息，接下来的情节推进也可以更扣动人心。

二、引子展开方式有利于小说主要人物登场

整本书是以一个引子开头的，“我的姨妈孟书娟一直再找一个人。准确的说，在找一个女人”。故事开篇，只此一句，便指引读者关注了一个人物。即“我”的姨妈书娟（亦是整个故事的视角观察者），也自然而然地引导读者顺着她的行为活动，去找寻那第二个主要人物，也就是“孟书娟一直在寻找的”。紧接着，作者在第二段中创造了一个为第二主要人物出场的情境，“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南京举办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大会上，我老姨几乎找到了她”，笔峰一转，一个南京审判大会的场景便构造在了读者的面前。此处的安排显作者严歌苓之别有用心，开篇所找的那个人也顺利成章的在下文的发展中有了着落。时隔多年，一次对日军审判大会，在南京举行，当年的教堂女学生之一的孟书娟得以在这里与当年的恩人相遇，也就是她寻找多年的腕儿级人物。从高音喇叭中的最初辨认，到远远的背影相识。最后到拍肩转头后似是而非的脸。又一主要人物赵玉墨就这样自然的走入了读者的视野，比起唐突的开始一段介绍描述，严歌苓独特的艺术运用可以说起到了高超的效果。即使两人相见不相认，回忆却没有消逝，半片章节过后，一句“这就是我十三岁的姨妈。孟书娟”拉开了第一章的序幕，全书也围绕着孟书娟的视角自然展开回忆。

三、多层人物交汇时，恰当安排层次，凸显中心人物地位

《金陵十三钗》的正文开篇，通过孟书娟的“初潮体会”引入了全文的第一个女性团体：即南京陷落后失去轮渡而在威尔逊教堂内避难的女学生。随后，美国神甫英格曼和教堂雇员陈乔治相继出现。行文到此为止，教堂里的原本存在人物已经全部出场，但是描述的过程中严歌苓的笔法运用可谓巧妙得当。首先，作者落笔于对孟书娟这一个人的“跟踪式描写”，通过她的行动轨迹，自然而然地移步换景，从教堂室内转移到了教堂广场上的人物，在恰当的篇幅构造中带出了女学生和神职人员。

接着，英格曼“边跑边喊”的一句话“不准翻墙！没有食物！”将读者的视线转移到了另一群即将出现的人物。“借他人之口引所现之人”在文学作品创作中也是常见的手法。严歌苓紧接着借用女学生的骚动进一步展露了这群人的身份（“都是窑子里的。”“什么是窑子？”“秦淮河边的窑子嘛！”）仅此三句的对话，便极为形象地将女学生的好奇以及同时产生的些许鄙夷心理生动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严歌苓的此处安排也带引着阅读者的目光期盼下一群人物的露面。

正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一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堂外的窑姐们未先展面，声音先扬。“昨天夜里又反悔了，不收留我们了！姑奶奶白贴他一场乐哦。”“日他祖宗！来找快活的时候，姐姐们个个都是香香肉！”两句在世人眼中甚至有些下流的话语，毫无保留地将一群妓女的形象放置在了读者的眼前。或许有些刺目。但作为一群生活在钓鱼巷的风尘女子，这些话不为过分，反而更显贴切真实（语言特色在此章节内不做详细论述，下一章节做分析鉴赏）。面对这一群即将闯入教堂圣地的歌女，“书娟让这种陌生词句弄得心乱神慌”。身为不谙此事的女学生。书娟的反应也是来的真切自然，两个不同团体的人物即将在同一个空间局限的教堂内相遇，毫无疑问，心理冲突来的较先。笔者认为，作者严歌苓在此处安排书娟的反应也是一个暗中的伏笔，既然互不相融的两类人碰面教堂，之后的冲突也难以避免进入了蛰伏期。

文章到此。第二主要团体，亦是整部作品的主核心人物登场，随后严歌苓对她们翻阅教堂的神情动作语言以及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下一章节详细鉴析），十三钗的形象完全展现在了面前，也吸人眼球的成了整本书的“荧幕人物”。

整本书行到此处，两类群体人物全部登场。接下来的几章基本皆为小方面的摩擦。以致演变到矛盾激化后的大打出手。可以说此间的行文，严歌苓将整本书的舞台都留给了这两类人。浓墨重彩描写她们一举一动的同时也小篇幅地带过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日军在南京的肆虐也让读者潜意识里考虑到中国守军的安危。

果然，故事情节发展到第五章时，就在此章节的开篇，作者便宣布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的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支那军人的闯入在那个年代即意味着一个区域的中立地位的丧失，直白的讲，威尔逊教堂极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搜查和屠杀。

紧张的氛围一下子在一个军人的出现之后弥漫开来。严歌苓扣着这位军人的出现开始推进她的文笔，简述完蒋介石部队撤退和俘虏士兵被枪杀之后的情况后便介绍了在与日本军队顽强抵抗中负伤的小兵王浦生。顺着中国军人的副线进一步的推动则起到了情节的突变。小说发展在此处便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读者或许也难以想象，接下来那两个水火不容的女性团体因为王浦生的出现而得以走向团结和包容。王浦生被抬进教堂之后，豆蔻对浦生的爱护（“以后天天给你弹”“不要谢我，娶我吧”“我跟你回家种田”）不免让读者产生对人性本善的感叹与触动。而作者严歌苓并没有将这一幕仅仅展现在那一群歌女和阅读者的面前。她有意而为之地安排了书娟，藏在木板隔层的外面，静静地目睹了这一切。“书娟离开那个透气孔时，发现自己眼里也有泪。她居然让地下仓库里的女人们惹出泪来了！”，书娟被自己所惊讶，其实面对人性之善之时。心灵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下泪亦是常事。书娟的流泪，的确源于人最真实的感动。全书的转折也是悄然在这个部分开始，通过人性深处的一次碰撞和交流，以豆蔻为一类的秦淮歌女和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不知不觉地融合了疏离和憎恶，开始变得通融，变得理解，才转折了下文的故事。一次人性光辉的共睹，严歌苓转而将其付之于人物形象和关系的转变，可叹可赞。

不久，豆蔻因为私自出门想给浦生找琵琶弦而被日军奸杀，玉墨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满足了浦生的遗愿。而就在这时。日军突然闯入教堂的搜查也残忍地带走了戴涛和浦生的生命。而不幸的事再次发生，日军少佐“彬彬有礼”访问教堂提出带唱诗班的女孩们去参加庆功会。表面邀请实则强迫的指令让整个故事到了扼紧咽喉的地步。日军的强制要求也让法比和英格曼发生了痛苦的争执，时间期限步步紧逼，整个故事似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严歌苓再次将自己的笔锋一转，玉墨的一句“我们跟日本人走，把学生们留下来”让故事陷入悲情的窒息中，一群秦淮歌女为了保全女学生而情愿自己挺身而出，最后一次地给整部小说铺染上了壮烈的色彩。打扮完成后以玉墨为首的女人们英勇地踏上了日本人的车，最终整部小说的正文部分也在此戛然而止。后序与引子再次呼应，时空朦胧感更发引人唏嘘。

在整部小说的展开过程中。有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和惨死刀下，也有日本军队的残忍禽兽和毫不讲理，亦有英格曼和法比的冷静沉着和坚持自我。这三类人物层叠出现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周围，带动两个女性群体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巧妙自然地转折了情节，达到了读者意想不到的效果。

概述而论，作者严歌苓通过合理安排人物的出场次序，以主带次，一步步地推着故事向前进展，在必要时候（比如文章的开头通过书娟的生理反应引入教堂女学生，不久又着重着力于对妓女们翻墙进院的行声貌色的描绘，以及在相处之中摩擦争执的描摹，再到书娟偷听豆蔻说话而被惹下泪来，到最后歌女替女学生参加庆功会的壮烈局面描绘）并没有将舞台让出，在每一个关键的环节，起到了促进情节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的作用。严歌苓通过次要人物的行动举止而自然衔接了主要人物群体的每一次表现（比如中国军人闯入教堂失去中立性。日军得知教堂有中国军人后蛮横搜查，屠杀中国军人后发现唱诗班女学生并要求带她们参加庆功会，英格曼的来回纠结和痛苦徘徊引起玉墨的注意，最后玉墨了解情况后大义凛然地带领其他妓女们顶替女学生），正是这些次要人物，在严歌苓的笔下，起到了衬托主要人物，延续情节变换的难以替代之作用。小说核心三要素之一的人物，在作者的合理安排之下，显得熠熠生辉，次要人物衔接自然的同时，主要人物的核心地位没有丝毫撼动，反而愈加显神。

附：图表指明主次人物布局

注：椭圆圈内的为小说主要人物，即妓女与女学生

方框圈内的为小说次要人物，即教堂人员，中国军人，日本士兵

三类次要人物一律指向“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为主要角色的行动改变，情节转换增添了真实情境自然感；反过来，主要人物的轨迹走向也映衬了三类人物的特点，将三种不同形象的人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主次交相呼应，书写出1937冬日南京威尔逊教堂可歌可泣的篇章。

四、人物形象彰显及人物价值拔高深化核心人物的地位

严歌苓全书极力渲染的那两群女性角色，篇幅最大的便是她们的形象。形象的展露主要体现在外貌动作和语言表达这两个方面。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得以沟通的工具，人物语言对于一部小说来讲，也是必不可少的增光点。笔者在下文首先简要分析一下全书的主要两个女性团体，即妓女和女学生们的语言风格之不同。

自古以来，妓女靠出卖色相和肉体为生，她们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沉醉于寻欢作乐，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因此她们的话大多粗鄙，还不时地夹杂入色情内容，例如（妓女）：

小蚊子：“洋人留胡子，随便脱裤子。”

红菱：“到底是秦淮河的头牌，玉墨啊，用劲笑，让大鼻子上火。”

这些或明显或隐晦的色情信息在她们的语句中得以表露。词句的粗鄙下流是事实，但是若将这些言语加以替换，便难以展现这些风尘女子的真实形象。严歌苓的语言运用之秒也正在于此。

再例如（女学生）：

当窑姐们欲进卫生间洗漱时，女学生们堵在门口。她们气急败坏地冲着窑姐们大喊，“不让用就是不让用”“我们不想与你们共用这个地方，回你们的老鼠洞去吧。”

女学生面对妓女们想进入卫生间，显得极为不满意，但是毕竟女学生们是受过教育的人，骂人的时候不吐脏字，但这种文化般的讽刺和鄙夷则更显得有杀伤力。

大家都知道，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创造的《红楼梦》中上上下下有几百号人物，但是每一个人物的说话风格尽显其特色，纵使荣宁二府人多混杂，但读者也很难将他们搅浑。钓鱼巷女子的形象之所以得以成功塑造，严歌苓对她们的语言加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人说话风格之独特。无论是在真实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都会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文学作品这个舞台上，那些秦淮歌女和唱诗班的女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了“镁光灯”之下。

其二，外貌穿着和肢体动作也是人物形象彰显的重要一环。

例如：吵闹主要是女声，好象不止是一个女人。书娟掀开积着厚尘的窗帘一角，看见胡桃树下的英格曼神父。他尚未梳洗，袍襟下露出起居袍的边角。书娟的室友们窃声打听着消息，都披上棉被挤到窗前。英格曼神父突然向围墙跑去。书娟和七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红缎袍，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

“骑在墙头”“任凭衣服乍泄”，不庄重甚至有些浪荡的形象立刻浮现在读者眼前，几句动作外貌的描写，将秦淮娼妓的鲜活形象立刻展现，全书的重心一下子就被这几个女人拉了过去，舞台摆好，任凭接下来的表演。仅从这一个小的方面，严歌苓的文字把控之功底令人称谓。

其二，人物构造已经成形，主旨的升華与否也关键性地决定了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不得不说，《金陵十三钗》这部作品之所以相比于其他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更能引起读者和时代悲鸣，其主旨的发人深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每当谈及1937年。绝灭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我们时常回首的惨痛历史。而我们身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常常呈现出的是中国军人的铁血不屈和遭遇杀害。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和心狠手辣，这两类场面可以说贯穿了我们传统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作家严歌苓则有着不同的构文想法。莎士比亚的名作《哈姆雷特》中弥漫着男性之间冷酷的前仇和报复，但奥菲利娅的出现给整部小说注入了女性的柔情，一个懵懂纯真女子的出现使得整部小说的色调变了些许颜色，《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与《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不同的是那两群女子在严歌苓的笔下成为了整部作品的主角。在一个冰冷喋血的南京城，严歌苓的艺术构造显得更为反传统，将两群柔弱的女子投置在这个血腥空茫的历史背景之下。主角设置的不同寻常使其散发着注定悲剧的凄凉感，这一点从开篇就让读者保持了屏息的缄默。侯建芳先生曾这样评价：“在国难当危机刻，由女性且是一群特殊女性扮演主角，以拷问人性、救赎人性为目的，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来完成对俗世的救赎工作的神圣宗教仪式剧在悲壮的历史舞台上上映着。”正如荧幕上的那个玉墨所言“古人都说咱们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现在咱们跟小鬼子们拼了，好让后世改改我们的名声”。只此一句，足以让人潸然泪下。从古至今，妓女或许确实处于世俗的低下层。但是面对南京沦落国难当头的局面，面对日本人的魔爪即将伸向自己种族的女学生们。她们魂魄深处的真实和美好最大程度地流露了出来。那些如花的名字，那些娇好的美眷，那些最纯真善良的灵魂，永远地倒映在了人性光辉的湖泊中。在那个哀鸿遍野的战争罅隙，严歌苓硬生生地将读者的目光从枪炮轰鸣中拉到她们一顾一颦中去。并且让人随之焦躁、憎恨直至沉潜、感动。只到最后蓦然回首，我们才猛然惊觉，正是这群特殊的女子，潜藏了理想主义的光芒。靠着自身的牺牲，完成了对俗世和自己的救赎。

五、结语

严歌苓凭借自己对故事背景的选择。对人物出场层次的安排，对人物形象的描摹与刻画。以及最后对作品蕴含主旨的升华，成功地将主要人物聚焦在舞台的中央，引叹惋评析，启无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