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曼

摘要：《千金要方》是孙思邈医学思想的代表作，流传甚广，其方证体的编纂方式，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很大。该书体例独特，卷目命名清晰，目录编排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行文与用语平易原始，注重节奏感，强调上下文的衔接与照应，存在不少避讳字、通假字、错讹字；语言风格多样，书面语与口头语相兼，骈散文并采，善于使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千金要方》文体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后世药方类医籍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为医籍行文提供范式；奠定了方证体在医药文章史的地位；促进了文体学的丰富与发展。

关键词：《千金要方》 方证体 文体特点 研究意义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著作，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25）。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千金方》。该书参考了大量唐以前的医学文献。并结合孙思邈毕生的医学经验和学术见解编纂而成，凡30卷，包括妇人方、少小婴儒方、七窍病、诸风、伤寒、脏腑诸病、外科、备急、养性、针灸等内容，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丛书。此书内容博大，诸法咸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实用价值，受到国内外医学家的大力推崇。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论及古代各种文体，其中有“方”一体：“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其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口可见，医书具备独特的文体特征。孙思邈在编纂此书时，融入了独特的写作方式，即使是引用前代文献，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经过加工、修饰后再定稿。人们历来对《千金要方》的文体特点重视不够，本文兹就此略述一二管见。

一、方证体之源流及特點

《千金要方》全书30卷，载方5300余则，以方类证，有条不紊。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中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这是中医药史上首次提出“方证”一词。北宋林亿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说：“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方，就是方剂，是一组特定药物的有机组合，完整的一个方剂则包括具体的药物以及药物的剂量、比例、炮制、剂型、煎煮方法、服用方法、调护方法等内容。”证，则是证候的简称，即所反映出的身体体征，如疾病、体质等。“方证”一词，就是方剂与其适用的体征相吻合，如《千金要方》卷三“产后妇人中”，孙思邈又分为“治产后虚损第一”“产后虚烦闷方第二”“治产后中风方第三”“治产后心腹痛方第四”“治产后恶露第五”“治产后下痢方第六”“治产后小便数方第七”“杂方第八”等八节，每节先叙述疾病症状、体征等特点，再附上方剂，如“竹根汤治虚烦方。竹根细切，一斗五升，又一味以水二斗煮取七升，去滓，内小麦二升、大枣二十枚，复煮麦熟，三四沸入甘草一两、麦门冬一升，汤成服五合，不查更服取查，短气亦服之。”该段完整记叙了治疗产后体虚烦闷的“竹根汤”的制作方法，结合前面病症的特点及病人体质，即可对症下药。

尽管孙思邈是第一个提出“方证”一词的古代医家，但方证相应的思想，一直是中医学应用方剂治病的基本指导思想。1937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每种疾病有标题，题下分别记载各种方剂和疗法，有学者考证其成书年代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该书虽无方名，用药简单，剂量粗略，但记载的方药已具有简单的方药与病症对应的关系，如“婴儿瘛”后载：“婴儿瘛者，目獬邪然，肋痛，息瘿（嘤）瘿嘤然，矢不○化而□青。取屋荣蔡，薪燔之而五一匕焉。为湮汲三浑，盛以桮（杯）。因唾匕，祝之曰：‘喷者豦（劇）喷，上○○○○○五二，如彗星，下如（月+咅）（衃）血，取若门左，斩若门右，为若不已，磔薄（膊）若市。因以匕周（扌+昬）五三婴儿瘛所，而洒之桮（杯）中，候之，有血如蝇羽者，而弃之于桓。更取水五四，复唾匕浆，以擂，如前。毋徵，数复之。徵尽而止。”先述病症，再述方药，初步体现了方证对应的思想。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先列证，再出方，以方名证，可谓正式确立方证法体系。“方证相应”第一次出现在《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嘲书中113首处方均是“证以方名、方由证立”的表达形式，并详细叙述了使用某方的病症，如《伤寒论》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针对不同的病症，给出不同的药方，将复杂、多变的证和方相对应，并随证而变，灵活可行，将方药用法标准化、规范化。

孙思邈对《伤寒杂病论》推崇备至，曾云：“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浚（俊）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孙思邈首创方证归类法研究《伤寒杂病论》，按照“某某汤法”归类的思路对《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各以类从，便于应用，如将太阳病篇分为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一五十七证，方五首；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十六证，方四首；太阳病有青龙汤法第三，四证，方二首；太阳病用柴胡汤法第四，十五证，方七首；太阳病用承气汤法第五，九证，方四首；太阳病用陷胸汤法第六，三十一证，方十六首；太阳病杂疗法第七，二十证，方一十三首。孙氏此举虽未改变方剂的使用，但使方证对应更加一目了然，实为方证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千金要方》的文体特点

（一）《千金要方》卷目命名与分类

《千金要方》的内容编排从整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依次是卷目、子目、子目下引文，如：“孙真人千金方卷十一·肝藏脉论第一”引“论日：夫人禀天地而生，故内有五脏六腑精气骨髓筋脉……”《千金要方》的卷目和子目命名与医学知识分类、排列次序和医学知识归类集中体现该书的编纂特点，子目下引文则反映了内容的篇章结构。

目录是书籍的纲领，《千金要方》的目录包括三大内容：卷次、卷题、各篇的篇名及篇次。若一篇中有需要附加编录的内容，则在篇名和篇次后面注明“某某附”，如：“孙真人千金方卷第五少小婴儒·新生孩儿初出腹方第二（双蒸法附）。”“卷第五”为卷次，“少小婴儒”为卷题，“新生孩儿初出腹方”为篇题，“第二”为篇次。“双蒸法附”为附加内容题名。若每篇目下又细分若干病例，则在篇名和篇次后面逐一标出，如：“孙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头面风病方第八（发落、白秃、头眩、面风、发白、生发）”在篇名“头面风病方”的后面又详细列出“发落、白秃、头眩、面风、发白、生发”五种病例，以便于病者查检阅读。

《千金要方》作为一部类书，其分类第一准则是以类相从，即指疾病的医学分科。该书各卷内容总体可分两类：治病类、养生类，前者又大致分为妇人、小儿、外科、内科，后者则分为食疗、平脉、养性、针灸四方面。全书共30卷，卷一为序例，从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法、服饵法等九方面概论；卷二至卷四为妇人方，列序求子、产后调理、月经不调等二十一篇；卷五为少小婴儒方，列序新生儿、幼儿常见病等九篇；卷六至卷十为外科方，分为七窍病九篇、风毒脚气病五篇、伤寒十六篇；卷十一至卷二十为内科方，分叙肝藏五篇、胆腑七篇、心藏八篇、小肠腑七篇、脾藏十篇、胃腑八篇、肺藏八篇、大肠腑七篇、肾藏八篇、膀胱腑七篇；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分别为消渴、丁肿廱疽、痔漏等十六篇；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为杂方八篇、备急四篇；卷二十二为养生类，含食疗五篇；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同为养生法，分为平经脉十六篇、养性八篇、针灸十五篇。

（二）《千金要方》行文与用语特点

注重行文节奏感。汉语是具有音乐美的语言，音乐的本质在于节奏感。古代散文中所提到的“文气”，即行文的节奏感，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千金要方》中散文形式的文字，其节奏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短句搭配，二是连用固定字数短句。如孙思邈在论述胆脉时曰：“胆者，主肝也。若目下果大，胆乃横。胆在肝短叶之间，肝所以合气于胆者，胆为中清之府也，号将军，泱曹吏，能怒能喜，能刚能柔，聍和精二合，重三两三铢。”这段论述中，长句表意严密，一气呵成，短句简洁明了，铿锵有力，长短交错更具节奏感和感染力。固定字数的短句连用在《千金要方》中也很常见，有三字句：“邪在小肠者，连军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四字句更多见：“然时复痛热，恶闻人声，不知痛痒，身悉振摇……四肢不随不仁，偏枯孪掣，不得屈伸，悉主之方。”行文过程中将短句连用，节奏短促，简明通俗，用于医生药方之中，相对于估屈聱牙的长篇大论，短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便于记忆，有利于在普通民众间推广，扩大影响力。

强调上下文的衔接与照应。《千金要方》是记载药方内容的类书，其采用的方证体是医学文献所具有的独特文体，一般包括证候和方药两大部分，或某证用某方，或某方主治某证。孙思邈在介绍某味药材时，往往先叙述证候，再开方药，叙述证候中前后照应，内容衔接甚好。如卷五提到“龙胆汤”时，孙思邈如是说：

治婴儿出腹，血脉盛实，寒温壮热，四肢驚掣，发热，大吐哯者良。若已能进哺，中食实不消，壮热乃便蒸不解，中客人魃气，诸惊痫，方悉主之。十岁已下小儿皆服之小儿龙胆汤第一。此是新出腹婴儿方。若日月长大者，以次此为例。若必知客忤及有客魃气者，可加人参、当归，各如龙胆分多少也。百日儿加半分，三百日儿加一分，一岁儿二分，馀药皆尔。

该段主要论述了“龙胆汤”的功效。自“婴儿出腹”至“大吐睨者良”是该药的主治，其中“血脉盛实。寒温壮热”是病症，“四肢惊掣，发热，大吐哯者”是临床表现，首句表述十分清晰明了。对于已经能“进哺”的孩子，出现“中食实不消，壮热乃便蒸不解，中客人魃气，诸惊痫”这样的临床表现，可服用该方药。随着年岁渐长，需要在此方的基础上调节用量。最后，孙思邈补充说明。若出现“客忤及有客魃气者”这样的病症，则应对措施为“可加人参、当归，各如龙胆分多少也”，并指导如何适当调节用量。类似的表述，在《千金要方》中比比皆是，将复杂的病症和应对措施娓娓道来。不仅层次清楚，而且前后照应，一气呵成，可见孙思邈对语言能够娴熟运用，同时对病症的掌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千金要方》语言风格特征

书面语为主，兼及口头语。作为一部医书，孙思邈在编纂时以书面语为主，语言典雅优美。如卷二《妇人方》中论及“求子”时曰：

人之情性，皆愿贤己而疾不及人，至于学问，则随性逐物，惰于事业，讵肯专一推求至理，莫不虚弃光阴，没齿无益。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圣人设教，备论厥旨，后生莫能精晓，临事之日昏尔若愚，是则徒愿贤己而疾不及人之谬也，斯实不达贤已之趣，而妄殉虚声，以终无用。

这段文字语句雅正，句式考究，引经据典，结构严密，是典型的书面语。再如《卷二十三·丁肿廱疽》提到：“初起先痒后痛，先寒后热，热定则寒，多四肢沈痛，头痛心惊眼花。”这一句显然是口语化的表述，简短明快、通俗自然，易于理解和识记。《千金要方》作为一部医书，既有医学理论的精确阐述，又有治病药方的通俗记载，孙思邈在编纂时，熟练转换书面语与口头语，使该书具备欣赏和实用的双重价值。

散文为主，兼及骈文。《千金要方》主要是表述方书内容的，整体文风偏重质朴，但遇到特别重要的或者需要重点强调的部分，孙思邈往往不惜笔墨。用大段诚恳而华丽的文字来抒发心声。在卷一《大医精诚》中，孙思邈有论：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日贱畜贵人，至于受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这一段孙思邈阐释了“大医治病”所应当遵守的准则，必须具备慈悲恻隐之心，消除尊卑观念，将所有病者当成自己的至亲，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此外，孙思邈强调万物有灵，切勿“杀生求生”，即使是牲畜，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生命，不可为了救人而随意捕杀。这段骈文式的叙述，词采斐然，以四六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韵的和谐，在古今医籍中是少见的。其中所蕴含的医者诚心更是为历来人们所称道。当然，作为一部方书，该书大多数章节还是以散文形式记录，不加修饰，质朴自然。

善于使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为使方书的表达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孙思邈在编纂时有意识地使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丰富文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对偶强调表达形式上的整齐和谐及内容上的相互照应，在《千金要方》运用较多，如：“有方可救，虽病无他；无方可凭，奄然永往。”“肝中寒者，洒洒恶寒，吸吸发热。”“阳则泻之，阴则补之。”排比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格，利用结构相同的词组来陈述病例和药方。既表述全面又能增强语气，如“如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徼之，塞而擁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以排比的句式，列出一系列重病的情形。再如《卷一·诊候》中云：“凡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孙思邈将病灶分为三种情况，以排比句式分而论之，且分句内仍构成排比，足见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顶针格在该书中出现也较多，这类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如论“肝”时说：“肝动则伤魂，魂伤则狂忘失精。主春病，病变于色，色青者也。”突出药物、病理之间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使说理环环相扣，一以贯之。

三、《千金要方》文体研究意义

为后世药方类医籍的编纂提供借鉴。《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结合孙思邈毕生实践经验而著成，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在辑录方面，孙氏主张杂病论治以脏腑为纲，将五脏五腑分录十卷，各卷首均先介绍该脏腑的“脉论”，即作为论述病证的理论基础；其次再论各脏腑的虚实病证，辅以治法；再次附上具体方劑。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是中医发展史上把妇、儿列为专科的第一人，该书前五卷即《妇人方》和《少小婴孺方》，以显示其重要性。在体例方面，该书体例严谨，以论统方，方证相映，每一论下必有数方。论中根据各类疾病，陈述病情，给予相应的应对措施。再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选用不同的方剂。条理清晰，读来一目了然。面对复杂的病症和多变的治法，孙思邈在编纂时宏观把握中医学内容，层次清楚，编排井然有序，值得后世中医药研究者学习与参考。

为医籍行文提供范式。作为编述性大型医学著作，其资料来源广泛，时间跨度长远，而要把这些内容井然有序地记录下来，需要极大的语言组织与丛书编纂能力。孙思邈在对原始材料进行取舍、加工、处理时，采用了个性化语言与独特的行文方式，文字虽原始平易，但开创了医籍行文的新范式。

奠定了方证体在医药文章史的地位。该书30卷，载方论5300则，现在常见的温脾汤、补心丸、五辛汤等均出自《千金要方》。纵观全书的方剂，种类丰富，博而不杂，在撰有常见药物的特性的基础上。更传授后世医者组方的配伍原则，强调不可杂凑成方，而应有创造性的发展与开创。将庞博的药方文体编纂地井井有条，这不仅得益于孙氏明确清晰、一以贯之的制方理论和组方特点。更离不开对方证体类文章的把握。该方书的内容、行文、体例等方面无不为后代医学书籍打下基础，奠定了方证体在医药文章史上的地位。

促进文体学的丰富与发展。在熟悉药方类医籍的文体特点基础上，将本草、药方加以虚化而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可谓是文体学上的创造。晚明屠本唆就著有《韦弦佩》，书中有“处方”一章，辑录七篇晚明药方小品文，以中医药方的形式，巧妙阐明人生哲理。如《无比逍遥汤》一文：“宁耐一个，糊涂一个，学聋一个，正经三分，痴呆七分。和勺用‘感化汤下，如前证未便即愈，再加‘逍遥一味服之。吕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晓，才分晓，便是糊涂。陈眉公云：‘留三分正经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医伦理之要药也。”这是提倡以“糊涂”的方式处理外界事物，看开矛盾，自然“逍遥”了。以药方的形式写小品，不但内容上富有人生哲学意味，形式上使用别致的比喻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以独特的文体形态，促进了文体学的丰富与发展，具有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