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诗娴

摘要：射礼是中国的一项具有源远历史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射礼的不同形式和教化意义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历朝历代的传承下表现出独特而又厚重的中国传统特色，然而昔日为世人所重视的射礼如今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当今日本仍然坚守弓道的警示下，探讨中国射礼的历史源流和习射对人的积极影响，有益于现在的人们更好地继承和理解这样具动静相宜之美的中国传统礼仪。

关键词：射礼 源流 传承

射者，仁之道也。射礼，作为治国教民的礼仪制度在中国有着深厚久远的历史，《事物纪原·射的》有载：“作射侯之礼，以明善恶。则射侯始见于尧舜。”随后，周公制礼作乐，乡射礼、大射也作为礼乐制度得以固定下来，在周代得到成熟地发展，并且在之后的朝代更迭中经久不衰。反观如今，射礼的礼法和内容今人却已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更令人唏嘘的是，日本经由唐朝获习射礼之道，在日本本国的保存与禅学的演化下形成了有名的弓道文化，其中的优雅和神性或可令今人观照古代射艺的十分之一二。在有关记录日本弓道的一则视频中，一位名叫内藤敬的日本弓道老人曾说，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授弓道的原因就是希望古已有之的弓道射艺能在中国得以延续，让这样富于深厚文化内涵的礼射运动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这则事例反映了对于目前的国人来说，中国射礼亟待被重拾。所以正是因为中国射礼的博大，蕴含的内容丰富。值得人们将其保留并传承下来，才有今天重新省视的必要。

从射箭的起源来看，射礼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如今可见的文献记载中，《易·系辞》日：“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山海经·海内经》曰：“少吴生般，般是始为弓矢。”由是可以粗略推断，至少在黄帝时期，古人已能制矢作弓，只是尚处于弓箭的实用阶段，还未成礼法。随后尧舜时期，随着仪式的加入，弓箭的礼器属性也逐渐明确，此时的中原，弓箭已经形成了工具属性、武器属性和礼器属性三大属性，大量的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各种青铜镞和石镞。而《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也记载了一位贵族子弟在学校习射的情景，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时期习射已经进入官学。而周代更是礼射文化的形成时期，《周礼·考工记·弓人》介绍了有关弓箭的制作。而《仪礼·大射》和《仪礼·乡射礼》则详细介绍了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卿大夫士的射礼祭祀时的礼仪流程，如孔子所说的：“揖让而升，下而饮。”也有明确的记载。《礼记·射义》则是阐述了射礼的内涵，说明了“射以观德”的重要性，这也是讨论之前一问题的主要依据。在进行射礼的过程中，会伴以礼乐，而不同地位用的伴奏乐曲也有所不同。甚至在射礼中的三番射环节的第三番射处设置以合乐节而射的制度，即弓矢舞，并且在礼仪进行的过程中要使用专门的礼器，融入了大量的揖让礼节以及“饮不胜者”的制度，使得整个乡射礼的过程严谨不苟且庄严肃穆，《中国的射礼》一书称这样的情况为射箭武艺的“礼化”，即“文之以礼乐”。射箭原本作为一种武艺在比试的过程中难免会让双方产生争强好胜之心。而射礼正是为了抑制这样的功利心态，通过一系列礼仪来规范这一过程，同时要求习射者在练习的过程中修求节制之道，即达到《礼记·射义》中所说的：“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与现在人常说的“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有共通点。古人借射以观自身得失，正直自身的德行，方见君子之道，难怪射有似乎君子。由此也大致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君王单通过观射便可得知一个人是否有贤德。《礼记·射义》日：“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通过周代射礼丰富的形制与内涵，射礼作为一种礼乐制度逐渐展示了它对古人德行教化的影响，通过各个环节的礼仪约束，使得人们在行礼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行为不苟，从而达到教化的作用。

射礼通过结合武艺和仁术成为具有教化人心的一种修炼，射箭时的从容在拉弓的一张一弛中尽显。但是到了汉代。周时的由政府主持的乡射礼已不常见，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在民间传承继续流传，主要是文人习射和投壶两种。而在考核官员方面，汉代也设置秋射制度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可见官方对于习射的重视。随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争，射箭的武器性质尤为突出，此时军射发展迅速，史载曹操和吕布均为善射之人。而射箭的礼器属性则稍显薄弱，并且礼射传承主要集中在士大夫家族，更多的是以带有娱乐性的投壶流行于世，如《南史》卷三十八《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竞陵王常宿晏，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骁）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即记录了一则关于南齐竞陵王萧子良因投壶技术高超不被罪罚反受赏赐的趣事。《太平御览》中也记载了文学之士傅玄盛赞投壶是“矫懈而正心也”。此时的射礼已不如周代那般庄严肃穆，但与此相关的活动也依然能够为人所喜爱，人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依旧能够感受到习射时的专注对于正直内心的影响。

而到了隋唐时期，借由军射的兴盛。在设置武举时将射箭作为人才选拔的考量标准之一。这与周代的“射侯。射之为诸侯”极为相似，唐诗中也有多处记载凭借弓箭得取功名的内容。此外，射礼在唐代的兴盛一方面是为了军需，另一方面也与唐代皇帝多崇尚武功有关，史载唐太宗对曲文泰曾言：“浅草兽肥，以礼田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习射作为大丈夫三乐之一，在唐代繁荣发展。而转之到了宋代，更是对先秦大射礼进行过复兴，《宋史·大射仪》载曰：“大射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命有司草定仪注。”并由官府颁布《教法格并图像》传习步射与马射，因此射箭活动在民间得以进一步推行。更不用说在明清之时射箭的兴盛，明代可以说是继周代以来，最为重视射礼的王朝，明洪武科举文武试中，射和御作为四项面试考核之二，考核标准为“骑观其驰骤便捷。射观其中数多寡”，体现了明代选拔官员要求不仅要通识经文，也要能善騎射，说明这是文人士大夫一项必不可少的素质。而在传世的说射讲射文本中，也以明清时期为最多，这也为后世研究射礼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大致梳理了射礼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情况后，可以了解到后世对于射礼的复兴或者传习虽多衍生自周代的乡射礼，但由于射箭本身不可忽略的武艺性质，后世传习的射礼多少还是“射以主皮”之射，而非“射不主皮”之射，不论是从喜好射箭的诸多历史名人的事例来看。或是纳入考核体系的考察标准来看，射箭的评判也还是以射中为上，这难免会有一较高下的争斗感，而这与周代时所想要达到的“文之以礼乐”有所相悖。然而，这或许也是射箭这一项目在普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毕竟人难免会有好胜之心，孔子也曾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只是如孔子射于矍圃那般的君子之射也仅是凤毛麟角。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时期，文人习射本身所受到“射而不中，反求诸己”的修养依旧存在，王阳明也曾就观射作《观德亭记》，所记：“君子之于射也，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观德。德也者，得之于其心也。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也是说明了人在练习射礼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早期的周代射礼是由于礼仪规范带来的庄严肃穆，再加之以礼乐，使人受其影响，感化内心。而随后的射礼在文人习射的涵养下化作更为坚韧的心性品质传于后世，成为一种精神追求，射道中的“一生一射”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射礼能够一直被用于教化的原因之一。

而回归到如今的背景下，文化最终是需要一定的形式作为载体，射礼的传承也值得人们深思。曾经的射礼依托相应的礼仪制度，用其深厚的内涵感化着世代习射的人们。而富有文化内涵的礼仪和运动项目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呢？日本的弓道给了我们一种答案：日本弓道在结合了中国射礼以及禅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在取箭和拉弓的仪式上做了保留，但仍对这一过程进行严格的要求，即求得內心的真诚，灵与肉的平和，严谨专注的力量，在执箭而射的一张一弛中，是一种神性的动态之美，更是对浮躁内心的洗涤和升华。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复兴射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们一方面得益于物质发展的迅速，另一方面却因此缺乏了与深厚的文化同心灵感悟的机会，射礼这样陶冶情操的活动自然就不易受到重视。更何况近代以来，火器终结了延续千年的冷兵器时代，习射更是逐渐消弱。所幸仍有国人在坚持，过去的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也曾在民国时期将射礼纳入大学教授的课程当中。而今伴随着体育射箭竞技的发展。中国射箭第一人徐开才先生以及李淑兰等人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中国传统射礼的重振也有了新的契机。虽然前路漫漫，但是中国射礼可以在现代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中国射礼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本身自带的锻炼意义，能使得这一文化的发扬来得更加深刻，也更有价值，这对于现在人们所想追求的精神富足也更为有益。只是现在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如今的大众与其为了流于形式而重拾射礼，不如思考如何将其内涵真正的展示出来，做到“射以观德”，这也是古代射礼对现代人而言更为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