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筱

摘要：目前可见的青铜卣的定名，多继承自宋。由于缺少自铭器，且形制与提梁圆壶、觥多有近似，“卣”的命名至今存在争议。就传世文献来看，卣与鬯有着密切关联，是针对鬯的特殊容酒器。据此，本文从鬯的贮存时的密封性要求入手，结合鬯酒的取用和密封性要求，认为卣应当是一种有提梁的外扣盖广口青铜器，区别于内插盖小口的提梁壶。

关键词：卣 鬯 青铜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商代十字洞腹方卣，卣腹四面正中各有一方孔，形成四面穿透、内部相通的“十”字形孔洞。究其命名，“十字洞腹”不难理解，但“方卣”之名，尤其是“卣”字的定性，令人疑问。下面笔者就青铜卣命名的部分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文献中所见的“鬯”“卣”

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青铜器学的学术著作。该书为青铜器命名提供了早期的名物对照关系，也是最早为青铜卣提供实物对应的著作。随后，王黼著《博古图》，共收录青铜卣52件。卷九谈论了卣的称谓——“夏商之世，总谓之彝；至周，则郁鬯之尊独谓之卣”。卣由此定名，并沿用至今。

从文献来看，单独提到卣的地方很少，卣、鬯并提的情况居多：

《尚书·洛诰》：“予以柜鬯二卣，曰明禋。”

《诗·大雅·江汉》：“鳌尔圭瓒，柜鬯一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柜鬯一卣；虎贲三百人。”

《史记·晋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旅弓矢千，柜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

这一赏赐双方规格的尊贵是和当时的祭祀制度密切相关的。周代祭祀往往以“裸”为先导，所谓“裸则假于鬱鬯，歌则假于声音，舞则假于干戚”，作为裸礼的重要“道具”，“鬯”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用“鬯”来进行裸礼，《王度记》云：“天子以鬯，诸侯以薰，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只有周天子这一“天下之共主”才有资格颁布鬯酒给臣下赏赐。而有能力获得此种赏赐的人，必须是王室重臣或诸侯。天子将只有自己才能使用的“鬯”赐予诸侯重臣，显示尊宠，也由此，鬯作为高规格赏赐，成为了一種身份的象征。

这种赏赐，在汉代仍可见于文献。《汉书·王莽传上》：“受……柜鬯二卣，圭瓒二……”其中的“彤弓矢、卢弓矢”“圭瓒二”等赏赐，亦见于先秦文献。对于这样的赏赐组合，后世对其等级区别的说明略有不同，但赐鬯始终是其中规格较高的一种。这样的组合延续了很久，直到东汉末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行九锡之赏，仍有“柜鬯彝卣，圭瓒副焉”的说法。

就以上所检索的文献来看。“卣”往往作为鬯的盛放器皿随赐，因此，想要讨论卣的形制问题，就不得不先从鬯的性质入手。

至于鬯的性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臭”。《礼记·郊特牲》载“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炳萧合膻、芗。”所谓“臭阴达于渊泉”与“臭阳达于墙屋”者，就是指鬯臭在人间（墙屋）与阴间（渊泉）都能够畅达远扬。当然，这种“臭”发展到后来，变成了和“玉气”一样的象征性说法，带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意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臭”与“气”即此处所言的“馨”，逐渐演变成了借助鬯、玉这种美物，将寄托的“明德”外化而产生的想象中的东西。

根据鬯酒有香气这一特点。陈梦家先生提出了卣器形制的两个要求：“因为这种有香味的酒很容易挥发，所以，这种器都有一个很严的器盖。同时，为了在礼仪中倾酒的方便，所以有一个可以摆动的提梁。”并对卣进行了分类。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即卣并非赏赐主体，它是为了盛放鬯酒且便于运输而随赐的。同时有一定的计量作用（“鬯酒一卣”以示数额），但并不精确。这就在容积、密封性、取用方式上对卣提出了要求，也为何种青铜器可命名为卣提供了线索。

二、卣、提梁壶和觥的形制区别

青铜器命名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器物铭文，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自铭为“卣”的青铜器。所定名为卣的青铜器，铭文自称不一：“彝”“宝彝”“宝尊彝”“宗彝”等，属于泛称，所指不明确。最为具体的，是1978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西张村发现的两件卣，铭文作“兹小鬱彝”，就其功能所指（“鬱”）来看，定名为卣，当无他议。

在卣的辨别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极易混淆的对象——提梁壶。陈梦家先生有提梁为卣、贯耳为壶的说法，“但从器形上看。贯耳壶与椭圆提梁壶的器形最为接近，二者不同之处仅在有无铜质提梁上。贯耳是为提绳之系处，实则也应有提，由于其材质为绳的缘故才未能保存至今，但究其作用与提梁壶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器形特征、横切面、容积等方面，近乎一致。”同时，由于出土过有自铭的提梁壶，所以在器形上能够有所参照，“提梁壶”之名当无误。马军霞总结了五条区别标准用来判定提梁壶。并用实物验证。得到了较好的反馈。

既然陈先生的标准并不适用，那就需要寻找新的区别。张昌平先生提出以二者在器盖扣合方式上的差异为判断标准：“即将母盖承子口的归为卣，母口承子盖者称为壶”。在此基础上，裴书研进一步论证：“通常情况下，小口器多为塞盖，即内插式盖；广口或宽口器多为外盖，即外扣式盖。壶与卣相较是为小口器，卣则为广口器，因此二者的盖合方式是不同的……内插盖多用于常用之物，盖内壁有相应的斜度，盖合方便，便于携带。外扣盖自身体积大、质量重，扣合时环包器口，不及塞盖牢固，常用于广口器及不易挪动之物。在密封性上，内插盖不及外扣盖严密，器中液体较易挥发，因此，内插式盖便有可能为暂时盛酒之用，外扣盖更为严密。不易挥发，可能为长期贮酒之用，又可作远途运输之用。”这一分析结合了卣的功能性特点考虑，与上一节引陈梦家先生言相契。

孙华先生则认为觥、卣的命名存在相混的情况，并提出一个有关配套挹酒器的佐证：“古文字和文献中记载卣的使用状况与带盖圈足匜形器相当。在通常称为觥的这类容器中，有两例器内自藏有挹酒的铜斗。可见这类器物是与斗配合使用的器类。”并做出“卣也当是有柄而有流的造型”这样的判断。

对此，笔者有几点不同意见，姑言之。

确实，往往鬱鬯和瓒是配套使用的。同时赏赐的情况也很常见，且有瓒赐者，必有鬯赐，有鬯却不一定有瓒。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挹”作一番解释：

此外，有人根据觥出土比卣少，对应其赏赐等级较高、赏赐数量较少的情况，支持觥当作卣，笔者以为值得商榷。杜廼松先生说：“青铜器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生前用来宴享和放在宗庙祭祀祖先用的：是奴隶社会“明上下，别等列”的一种礼治工具，是统治权利的象征。”按照先秦铸器作铭以记录大事的风气，不仅仅是要将受到的赏赐刻于金石，更要保存赏赐的实物。鬯作为一种消耗品，不易保存，但盛放鬯的卣却可以作为曾受赐鬯的纪念。出土数量较多，恰从侧面说明这种器物的重要性。

对于觥的命名，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其问题比卣还要多。时至今日，仍只能暂以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进行器形分类及命名。正是由于卣和觥各自的命名都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才产生了二者的混淆。

三、据出土器物组合看卣的地位变迁

殷周之际的青铜礼器，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模式。其中社会风尚、功能改变、科技水平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从时间上看，青铜卣经历商周两朝。最早在二里岗上层已经发现，至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在中原地区消失。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社会风气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反映在青铜器组合上，即殷代“重酒组合”，周人“重食组合”。从《尚书·酒诰》到大盂鼎铭文“我闻殷坠令，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巳”，都符合这一现象。故周代卣的象征意味或比商代更重，并且更容易受到礼乐制度变化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卣并非一般容酒器。而是鬯的专属容酒器。周人对酒管制严格，而鬯则由于在礼仪中的作用被重视。所以，一旦礼乐废弛，鬯的实际作用（裸礼用酒）和象征意义（等级象征）弱化，卣的消亡也就隨之而来。这一点在出土文物上能寻到踪迹。

就殷墟乙类墓的出土情况来看：二期时瓿逐渐减少，卣逐渐增多，组合形式变为由觚爵鼎簋配以斝、卣、袦等。到了第三期瓿极少见。卣更为增多，组合形式演变为由觚爵鼎簋加上斝、卣、觯、尊等器类。第四期时筒形尊开始流行起来，其组合形式基本上与第三期相同。

结合高家堡的两次发掘则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尊、卣共出在殷墟二期墓葬就已出现，1尊1卣固定的组合形式出现于殷墟四期。1尊2卣的组合在殷墟晚期就已出现，但是早期使用并不规范，到西周早期尊与卣的组合变得严密起来。尊卣纹饰、铭文相同，二卣一大一小配置己很固定。作为酒器组合的核心，成为西周早期流行的铜器组合形式。

西周中期，青铜卣逐渐衰落，作为明器出现的情况变多，究其衰落的缘由，一方面是受酒器衰落的大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青铜壶兴起的影响，“青铜壶数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排挤了青铜卣的生存空间”，确是如此。青铜壶作为水、酒两用器，在礼制渐弛的西周中期取代礼仪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的酒器青铜卣，当在情理之中。

由于在文献中往往同时出现“鬯”和“卣”。而“卣”又是鬯酒的重要盛放器和随赐品，所以本文从鬯出发，讨论卣的形制问题。立足于鬯酒有香气、易挥发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卣是一种具备提梁的外扣盖广口青铜器；对于容易混淆提梁壶，根据对瓒的配套问题以及鬯的挹取方式的考量，拓展了裴书研提出的以小口、内插盖作为区别标准的说法。至于觥与卣的混淆，则无法从出土数量多少和有无瓒同时出土来判定。总体说来，自宋以来的青铜卣命名和文献记载以及实际使用是吻合的。当然，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件自铭为“卣”的青铜器出土，以证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