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研治国学的传统方法谫论

2017-09-18张鹏飞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黄侃文选方法

张鹏飞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湖北黄石 435002)

黄侃研治国学的传统方法谫论

张鹏飞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湖北黄石 435002)

“五四”以来我们把中国传统的学术统称为“国学”，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与知识范式而积淀起来的学问，研治国学当用中国传统之方法。黄侃治学主要使用了三种传统的方法：形音义系联的方法、批点札记的方法、比勘推求的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让黄侃在“小学”“经学”“《选》学”等研究领域和自身的实学积累方面收获了斐然成就。而研治国学的“系联法”“比勘法”“批点法”因其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黄侃；国学；学术研究方法；系联；批点；比勘

近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或采用西洋的方法或运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方法开展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黄侃先生就是一位主要使用传统方法进行小学、经学、《选》学等研究而开大造新的学者。笔者不揣浅陋，兹从“系联”“批点”“比勘”三端简论黄侃研究国学的方法。

一、形音义系联，考察字源/语源的方法

“系联”，就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其内在的客观规定性就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关系”“等于关系”和“传递关系”，循着这三种关系进行关系推理，进而把看似无关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事物联系起来。

在汉语研究的历史上，《诗经》韵脚字的归纳已初显“系联法”雏形，而第一次成功运用“系联法”进行语言研究的学者是清代的陈澧(1810-1882)。陈澧以《广韵》为根依，分“同用”“互用”“递用”条例将反切上下字系联起来，进而归纳出《切韵》系韵书的大致声类和韵类。这种做法是开创性的，之后被广泛运用到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黄侃《说文笺识四种》(包括《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段注小笺》《说文新附考原》)、《手批说文解字》等就是成功运用“系联法”进行汉字溯源、同源推求的实践成果。

黄侃系联同源汉字的做法是：先厘清汉字的类别，他将汉字划分为“正、同、通、借、讹、变、后、别”和“初文”，再寻绎各类汉字之间的形音义关系，进行系联推源。他在《说文略说·论字体之分类》[1]14-15中说：

今依毕氏之言，更加研索，取证刘歆、许慎之言，得分古今为二类八目，如次：

第一类《说文》正字

一，正。《汉书》称：《凡将》《急就》《元尚》，皆《仓颉》中正字。《说文》叙篆文，合古籀，遂为正文之渊棷。今所谓正，并以《说文》正文为主。

二，同。《说文》言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又六国时，文字异形。今《说文》所载重文，皆此物也。

三，通。咊、龢、盉，各有本义，而皆可通用咊；勰、协、恊，各有本义，而皆可通用协。此出于转注。

四，借。难易之字，不作戁，而作难；厚薄之字，不作洦，而作薄。此出于假借。

第二类《说文》后出字

六，变。《说文》所举篆、籀、省、改诸文是。后世则如淖作潮、莜为蓧是。

七，后。《说文》牺下云：贾侍中说，此非古。后世则如从弟有悌、从赴有讣是。

八，别。《说文》所举今字、俗字，后世则如祝作呪、瑲作锵是。

在这里，黄侃先生从文字的形、音、义、用多方面区分汉字为八种：正体字、异体字(同)、转注字(通，意义通用)、假借字(借，实际是古音通假)、讹传字(讹变和误传)、变易字(历代演变)、古今字(后)、俗体字(别)。那么，这些汉字是不是各自孤立的呢？不是的，于是黄侃先生探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说文略说·论文字创造之先后》[1]3-4所说的“初文”和“变易”“孳乳”的规律：

《说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 文字成立先后，既不可紊，即使出于仓颉一人，亦自无嫌。盖提挈纲维，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皆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也。由文入字，中间必经过半字之一级。半字者，一曰合体……二曰渻变……三曰兼声……四曰复重……此种半字，即为会意、形声之原。再后，乃有纯乎会意、形声之字出……以上所说，造字次序：一曰文，二曰半字，三曰字，四曰杂体。就大体言，二可附于一中，四亦三之支别。然则文、字二名，可以统摄诸字无所遗也……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斯诚考文者一愉快事也！

汉字就是从不过数百的“初文”，通过“变易”和“孳乳”的手段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滚雪球式的累增到今天的上十万字符。从初文而变易孳乳，经历了文、半字、字、杂体四个层级，或者说发生了文、合体、渻变、兼声、复重的关系演变。所以依循着这样的一些关系，就可以“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这就是黄侃先生对汉字进行系联的方法论。

黄侃进行汉字系联推求初文(语源)的主要术语有“某由(从)某来”“某出于某”“某同某”“某变作某”等。兹举两例以印证：

例一：“八同必、分、攽、副、邲。”“分同八。侃云亦同班。”“侃云半从八来。”[2]92-94

按：八，《说文》：“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分，《说文》：“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高鸿缙《中国字例》指出：殷商时代借八为数字八，乃另增刀形“分”字表示八的本义。[3]241半，《说文》：“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八，古音帮母质部；分，古音非母谆部；半，古属帮母元部；则八、分双声对转，八、半双声旁对转。可知：“分”“半”不仅由“八”增形而来，且声音、意义也由“八”演变而来。总之，八、分、半，声音相近、增形而生，三者同源。

例二：“元同兀、远。”[4]3

按：《说文》：“元，始也。”元从一从兀会意，一有起始义，兀有高义，高、始时常同义通用，“高祖”即“始祖”。《说文》：“兀，高而上平也。”兀从一，一起指示功能，一在儿(人)上，指示人的头部或者头顶，如“髡”即剃发之刑。则元由兀来，明矣。而“兀”由头部等义引申指高，高与远又有共同义素，因此兀、元、远同一字族。黄侃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推广初文转注之义》下说：“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按高而上为最高，高有初义，初则为始，与一双声，即元、远之古文。”[5]66

不仅如此，黄侃特别强调要综考形、音、义三元素进行汉字研究，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治小学之法与其效用》下有例:

示，文字也。下云：“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说解也。又云：“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此谓所以说解。观之于“示”不明，进而观“从二，三垂”焉。犹不之明，则进而观“天垂象”之语，夫而后事详而义明也。然此但就文字与训诂言也。若言其音，示，《广韵》音“神至切。”浊音，属床母三等。进而推之，古属舌音定母，是则示字古读舌音，而与垂为双声，故许以垂释示，所以明垂、示一意也。示，古韵在没部，则与出同字。然则示、垂、出三字同出一源，共有一义，而后知形、声、义三者，形以义明，义由声出，比而合之，以求一贯，而剖解始精密矣。[5]8

虽然，从甲骨文、金文字形分析“示”的造字构形构意并不是许慎所言“天垂象见吉凶”，但是“示”字的使用义的确如许慎所说，且“示”“垂”“出”三字构造本义也不一样，可它们在作为词语使用的时候具有了相同的义项“显示、显现”，所以后来循着汉语同义连用的双音节构词规则，有了“垂示”“出示”这些词语。在这里，黄侃不仅指明了许慎的说解思路，更主要的是讲清楚了怎样综合贯通汉字的形、音、义三元素考察汉字变易孳乳的路径，揭示了从汉字到汉语词的生变规律，将字源的考求与语源的研究结合了起来。综稽形音义三要素，进行汉字源流系联，是黄侃先生师承章太炎《文始》，而特别有成就的汉字学研究贡献。

二、批点札记，积学储宝的方法

今人做研究处理材料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电脑检索、统计；稍早的现当代学者，做研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是做了多少文字卡片；而古代人做文史研究，通常是采用校注文献写读书笔记的形式进行；黄侃承前启后，他处理材料做研究的方法是——批点札记。批点札记，可繁可简，既是对古籍文献的校注，也是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思考结论，可以综辑出来作为读书札记，也可以剪裁出来作为文字卡片。

实际上，批点札记，是中国古代学者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通过这种方法做大学问的学者不胜枚举。宋人洪迈有《容斋随笔》、明人杨慎有《丹铅录》、明末顾炎武有《日知录》、清人王念孙有《读书杂志》等。黄侃承续了宋明以来的中国传统方法，批点札记、积学储宝，他一生“手批”“笺识”过的书籍无数，今辑汇成编的文献主要有：

《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

《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广韵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黄侃批点南宋四家律选》，湖北省图书馆印1985年。

《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华书局2006年。

《黄侃手批尔雅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

这些“手批”“笺识”的文献，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撰著，而是黄侃“繙书”“批点”积累学研的过程、思想火花的载记，是读书，是为“修轨”和整编材料。黄侃强调“繙书”，说的是读书的一种模式——泛览；黄侃特重“批点”，说的是读书的另一种法门——精读；泛览精读结合，日积月累，就是做大学问的过程。黄侃精读批阅古籍无数，但不轻易著书。刘赜《师门忆语》云：“其学尤长于声音故训，虽单辞剩义，莫不为有识者所宗，而不轻著述。自谓：修轨不暇，如欲成书，当俟五十以后。”[6]115

批点。批，是批阅、下批语，分为眉批、旁批、间批，把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想法、对文字的校勘、注音、意义的解释甚至前人对此的看法，一起写在相应的位置，这些做法在黄侃读过的古籍中处处可见。点，是圈点、是逗断，对于要特别注意的文字、对于赏心怡情的地方加圈、加点，或者对于句读问题也做上标记。如果说“点”是感性的认识过程，那么“批”则是理性的认识过程。此举《文选平点》来说明黄侃“批点”而做实学研究的方法。

黄侃读书，圈点符号使用较多且各书或不一样，对于《文选平点》，黄焯《文选平点例言》交代说：“凡文中分章节层次处，每于行中句末字下施点，以为识别。”“凡诗文句之特佳者，于其旁加连圈。……仅词工者，但加坐圈。……其有精义坚深，句调足资后人模拟者，每字加两圈，或在句末施重圈(◎)。……诗文承接处特为奇警者，则于句顶施圈。又于诗中摹写物色者，于句末加尖圈(△)。”“凡评校本与日本残卷子本有异者，于字旁加=。” “凡文中偶有疑误处，李注已加说明或举正者，悉于其旁注△。”[7]12-13可见黄侃圈点书籍内容主要为三：一是分章句、做句读；二是为古诗文点赞、以备赏析借鉴；三是明疑误、引起注意。

批注文字，才是黄侃思想的火花，常将校勘、注音、释义和辨章文章源流、阐发思想义理相结合。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升到“理性”的读书过程。如：

《文选序》“若夫姬公之籍”至“杂而集之”◎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7]1

京都上◎《文心雕龙》：“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7]3

两条批语是在讲说《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指出萧统《文选序》“沉思”“翰藻”的文学观、选文标准，与萧绎《金楼子》“文笔”之辨、刘勰的文论观是相通一致的，《文心》与《文选》互为表里。关于黄侃手批《文选》的批语内容，魏素足博士论文《<文选黄氏学>研究》[8]第五章总括为五个方面：阐发文论、考镜源流、究明文理、疏通用语、抒发心情。

黄侃践行的批点札记，既是读书方法，同时也是研学方法。潘重规《季刚公传》记述黄侃：“为学务精习，诵四史、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剟至不可识。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尝言开卷读书时如一字不识人。而讥世之读书不能终卷者为‘杀书头’。治学有定程，未尝以人事、疾病改恒度。”[9]11这种读书之勤苦、批点之坚持从《黄侃日记》可见一斑：

(1928年6月20日礼拜三) 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徧数。而记忆绝艰，每寻一事，非细检不辄用。[10]315

在众多批点的书籍中，黄侃用力最勤的除了文字学著作之外就是《文选》了。为什么对《文选》这么用功？在今黄焯辑录的《文选平点》卷末录有黄侃题诗《绝句》能明缘由——“八代名篇此尽储，正如乳酪取醍醐。王扬尚恐难轻弞，莫逐违人海上夫。”[7]653前两句正面赞誉《文选》是中国古代诗文的精华，后两句用典侧面凸显《文选》文章经世不朽、情致高雅。作为学者，黄侃访求天下图书，反复翻阅、批点，一点一滴积累修炼自己的实学。

批点多了，在与先贤对话、与文化互动中，久久为功，点点滴滴的思想之火花，自然就聚汇成了相对完备的学术体系，于是就有了像《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中华书局1962年)、《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这样的学术专著。

三、比勘推求，文献考据的方法

比勘推求，也可说是融对比、集证、归纳于一体的文献汇证的方法，传统谓之“文献考据的方法”。

比勘推求，文献考据，首先表现为广引群书或者群言以资证明。例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中为了证明刘勰所言的“道”的内涵，可谓旁征博引、归纳汇通：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再则曰……三则曰……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心思，即有语言，既有语言，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所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庄子·天下》篇曰……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楬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不如此狭隘也。[11]5-6

在这里黄侃论证了两个方面：一是刘勰所说的“道”的内涵是什么？二是我们理解“文以载道”的“道”不是狭隘的一家之思想。为了证明刘勰所说的道是自然、是万物、是万理，黄侃先用“一则曰”“再则曰”“三则曰”引述了刘勰自己三次谈论与“道”相关的文字，进行刘勰自证，或者说这是“本证”；然后黄侃引述淮南王刘安著述、韩非子、庄子言论，这些可谓“他证”；推导得出刘勰所“原”的“道”与刘、韩、庄包括老子所言“道”是一脉相承的，是自然、是万理。所引文献班班可考，所使用的比勘推求，无懈可击。

黄侃说：“吾人治学，以比勘而得其确至，因推求而得其根本。”[5]9又说：“盖学问之道，以比勘而知其确至，因推求而得其根本。”[5]179综稽前世文献，展开类比或者说比勘进行考据，是中国古学人最擅长使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汉唐宋明代有承继，至清则发展到巅峰。梁启超在阐述乾嘉学术“正统学派之学风”特色时列叙了十条，第五条是：“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12]39

黄侃研究《说文》也主要使用比勘推求，文献汇证的方法。《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小学所须之书籍》：“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以后来之书为用，博阅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谨而守之，触类而发明之。”[5]7仅仅是研究《说文》的字音，黄侃就开列了9种以上供学者汇参的文献：“看《说文》宜兼看《类篇》。《说文》字下《唐韵》只一二字音，不足于用。《类篇》则多载重音。研究《说文》音者，宜将阮元《说文旧音》《玉篇》《广韵》，慧琳《一切经音义》，大徐用《唐韵》，小徐用李舟《切韵》《系传》，朱翱反切，李焘《古音韵谱》《韵会》诸书参阅。”[5]71-72

又如《说文》在说解“参”的时候说：“参，商星也。”顾炎武以为许慎的说解不合事实，而清代的孙星衍辩驳说顾炎武断句失误，应该是：“参、商，星也。”即参、商都是星名，顺势引说了许慎对“亳”字解说文例。黄侃在孙氏辩驳的基础上，在“参”“亳”下分别加上了这样的按语：

(“参”下)案，说解连篆，固有此例。然释参毋庸连商为言。段氏以商当作“晋”，许氏记忆之误。案，当作“唐星”，商唐隶书形近而误。《左传》：“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此“参”所以为“唐星”也。(《说文略说·论〈说文〉所依据》)[1]29

只引《左传》一书，证明了“参”是唐的分星、称为“唐星”的缘由；这个结论潜在的推理过程是“唐”“商”隶书形近而误。通过比勘，一语道破千年疑误、解后世纷争。

(“亳”下)案，《史记·六国表》：“汤起于亳。”《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史记》以汤起于亳，与禹兴西羌，周始丰镐并言，则史公意，固以关中之亳为即契汤之亳。《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明亳本契所封也。许君释亳，以京兆杜陵亭当之，意同史公以亳为契汤之亳也。《说文》言地，必举其本地，而不问后来变迁之名。故“郑”下云：“京兆县，周厉王子友所封；宗周之灭，郑徙溱洧之上，今新郑是也。”今释亳以京兆杜陵为主，而不问后来之亳，犹此例也。(《说文略说·论〈说文〉所依据》)[1]29

前贤有言：“言不空生，论不虚作。”[1]24博引文献，比勘汇证，能够勘定、解决很多历史学案、开释纠结的问题。

比勘推求、文献考据的理论依据是：世界存在着同质的、同类的、相似的、相关的事物现象和问题，语言作为世界和思维的模拟，具有社会共性和使用符号的系统性；任何一种载记世界和思维的语言现象在实际语言生活中的出现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多次地呈现，这些多次呈现的相同相类的语言事实，是比勘方法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中国古籍文献的呈现方式正是这样。所以，只要存在同质的、同类的、相似的、相关的事物现象和问题，都可以通过比勘，推求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比勘推求，也自然而然成了古人以至于今天做研究的学者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有效的论证方法。

黄侃说：“治小学之法，综而言之，约有三端：一、一事必剖析精密。……二、一义必反复推求。……三、一例必辗转旁通。”[5]8“事必剖析精密”说的是分析与综合，“义必反复推求”说的是比较与推演，“例必辗转旁通”说的是由个别到一般，合起来就是讲综考文献、比勘汇证。治小学如此，治其他学问何独不然？比勘推求，不仅仅是中国学人独有的方法，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进行古代文史研究的时候也经常使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有了这样一些结论：一，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本国的土壤与知识范式，国学就是这样；所以研究国学必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黄侃就是一个娴熟使用形音义系联、比勘汇证、批点札记进行国学研究而成果辉煌的学者。当然，传统，不仅是过去的积淀，也是现代建立的基础；以本位主义立场，在传统的基础上求新变，更能被接受。二，黄侃说：“求学之道，不外先求得其法，次之以施诸事，而后始能收其效用。”[5]10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如对“小学”，先生先掌控了“小学”的知识体系和“形音义系联”“比勘推求”的研究方法，然后用之校勘典籍、探究语言规律和构造文辞，成绩斐然。三，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现代的。研究汉字和汉语，中国的方法因其与世界普世性的原理相通因而也是世界的方法，当传统的有效方法传递到今天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方法，“系联法”“比勘法”就是这样。黄侃研治国学的方法自然不止上述三端，此仅撮其要而简论之，敬祈方家是正。

[1]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2] 黄侃.黄侃手批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Z].成都：湖北辞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

[4] 黄侃.说文同文(说文笺识四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程千帆.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7] 黄侃.文选平点[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魏素足.《文选黄氏学》研究[D].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9]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0] 黄延祖.黄侃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