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立东

空 碑

⊙ 韩立东

六十三年前，吴老太十七岁，那时她叫吴大嫚。

漫长的岁月和特殊的人生历程彻底改变了当年的那个关东大妞吴大嫚，她已成了一个老妪，背驼得很厉害，不过整个人仍显得利落硬朗。我望着那张颧骨耸出的瓜子脸，细密的皱纹围住的一双老眼浮着两点光影，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很特别，这使她的目光没有因智力衰退而变得涣散飘忽，她还有足够的心力将这样目光聚在我的脸上，执着地试图深入我的心里，不由得使我微微一颤。

吴老太的往事在不同年代曾对不同的人交待或者讲述过，郭家窑的村民们当然都十分熟悉她的故事。如今这些往事太古旧了，已引不起人们的丝毫兴趣，其实其中许多重要细节，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原因是他们除了对吴老太给日本人当慰安妇的经历感兴趣之外，对别的都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有些东西吴老太压根就从没跟人讲过。她不愿回首那些往事，甚至不愿提到一些地名，这包括她的老家——一个叫二龙眼的村屯。

当年在二龙眼附近，曾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事，正是这场战事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一生。

话说民国二十八年阴历六月初五，两伙义勇军在二龙眼屯南的草野中设伏，意欲截获由齐齐哈尔运往北安省的军需物质和弹药。而护送这批物资的天野中队隶属于关东军野村旅团，以凶狠善战闻名，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夜间战斗的枪炮声和喊叫声吓得二龙眼屯的屯民们伏在炕沿下熬过了一夜，宁静的黎明即将到来，还没人敢爬到热乎乎的炕上。直到义勇军回到屯中的土街上，喊着人们赶快拿大米和一些生活物质时，才有人明白过来，一跃而起，直奔向二里外龙爪河上的那座洋灰桥。此时天色尚且昏暗，可夹杂着青草和夜露味儿的夜气已不那么浓了，目光能穿透黑暗看到远处更暗的东西，那往往是一团团树影。

那天，大嫚爷喝住也想去搬东西的大嫚爹，大嫚爷当时料到了这东西不能拿，拿了怕是祸害。与大嫚爷持有相同想法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都把屋门闩得死死的，静静地守在屋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喜欢起早的农人们开始生火做饭了。当年二龙眼屯的农舍多是结构简单的马架子，这种房舍的形状与建构方式都与草窝棚相类似，人字形的屋顶又陡又高，厚厚地苫上小叶樟或苇子，不仅保暖，而且冬天里大雪也容易滚落，不会压坏屋子。披着厚草的人字形屋顶架在两面矮矮的土墙上，两面高大的山墙当然也是黄泥砌成的。朝南的山墙上开着一扇门，还有一扇很小的窗户，家家都在这面朝南的墙上垂挂着成串的苞米、紫皮大蒜和红辣椒。每座马架子西侧都修着一座四四方方的黄泥烟囱。此时二龙眼屯的马架子散散落落地低伏在晓雾里，轮廓模糊，这些高过屋脊的烟囱都开始冒起一柱一柱的白烟了。

莽莽苍苍的大平原尽头，渐渐地泛动一抹清白，随后白成了一片，朝霞血丝般静静地凝在平展的天际线上。不久人们又听到了一种声音，仍是马蹄声，由远而近。有人不安地从门缝里偷望过去，一大队装备精良的日本骑兵纵马奔上二龙眼的土街上，马蹄搅起的黄尘腾得很高，静静地浮在半空中，久久不散。

这是在伪满州国历史上很有名的高波骑兵大队，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高波骑兵大队一直留在北满地区，主要任务就是剿灭各种抗日武装。日军盘踞在东北的十几年里，高波骑兵大队战功显赫，杀人如麻。这个晴朗的夏日，大嫚与她所在的二龙眼屯的乡亲就落在这伙日军手里。二龙眼屯从此从这片大平原上被永久地抹掉了。

那天，高波骑兵大队追赶义勇军去了，只有一少部分日本兵留在二龙眼屯处置善后，不久，来了几辆汽车，开往龙爪沟河上的铁路桥，其中一辆车开进二龙眼屯，从车上跳下来很多警察。警察们把全屯一百多老小都圈在屯西头那座低矮的土地庙旁，那是一片长满灰菜和车前草的空地，那两个水泡子就在这里。据说这两个水泡里有泉眼，因此，泡子里的水常年不干。二龙眼就是由这两个泡子而得名。

那几个日本人站在这片空地上，他们的面前还摆着大米和另外一些物品，这显然是昨夜从火车上搬回来的东西。大嫚仔细地观察着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态度悠闲，脸上甚至挂着淡淡的微笑，只是偶尔瞥了一眼慢腾腾地默默走过来的人群，他们在用日本话交谈，那个挎刀的军官不知为什么，忽然仰天朗声大笑。

二龙眼屯四周几个村屯的人也被驱来了，他们以屯落为单位各自站成一群。那个日本军官摆摆手，几个警察 把二龙眼屯的男人都推出人群，大嫚爹也给推了过去。大嫚爷和几个老头儿可能因为年老，和女人孩子留在原来的人群里。大嫚爹他们在十步远的地方站成了一小群。

日本军官说话了，边说边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了指正在冒着缕缕炊烟的二龙眼屯。

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翻译官，这个翻译官是龙门县里一流绅士王掌柜的二公子，他从东京法政学校留学回来，就一直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王翻译官穿着白衬衣，戴着眼镜，是一个很年轻很斯文的人。

“各位乡亲，大日本皇军为了让满州国的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在同凶恶的红胡子英勇战斗，可是有的百姓不仅不感激皇军所做出的牺牲，还私通红胡子，抢夺皇军的战略物资。昨天火车被劫，一百多位皇军士兵战死，据查红胡子在袭击火车前，藏身于二龙眼屯，二龙眼屯的人不仅私通红胡子，而且还跟随他们劫夺皇军物质，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王翻译顿了顿，目光充满怜悯地扫了一眼二龙眼屯的那一群男人。

“你们中谁私通红胡子，抢了皇军的物质？请站出来。”王翻译说。

那些男人都缩着膀，脸上全都尽可能多地呈现出苦巴巴的委屈。

“这是从你们二龙眼屯草垛和路边草窠子里找到的，是谁把这些东西藏了起来的？说，是谁？站出来。”

好像被刚升起来太阳晒软了似的，那站在一堆的男人越缩仿佛越小，一切都是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那个日本军官走到男人群前，仔细地看了两眼，又伸出白手套指了指，两个日本兵就把那个人推出来。

“是不是你？”年轻的王翻译官平静地问。

“不是我，我是一个良民。”

王翻译官把他的话翻译成日本话，日本军官点了点头，王翻译官又问：“那么是谁？”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哪会知道？”

日本军官恼怒地说了一句，王翻译官也大起了声音喝问：

“倒底是谁，站不站出来？”

日本军官摆了摆手，两个日本兵就把这个人推到泡子边上，跟上来的另一个兵快速地朝他的后脑勺上开了一枪，这个人就嘭地一声倒进泡子里，在平静的水面上砸起一圈浪痕。

随后日本兵又到人群中拉出一个，问了同样的话，然后推到泡子边，一声枪响，这个人也倒在水里，后来这个过程因简化而缩短了，再把一个人拉出来后，王翻译官只平淡地问一句：

“是谁？有没有人承认？”

过了片刻，枪就响了，人们在这宁静中悬起来的心随着枪声一颤，忽悠一下落了下来，可随后又会悬起来，他们就在这一起一伏中受着熬煎，都盼着有人能站出来把这件事揽过来，别再牵连大伙了，好歹让这个恶梦有一个能指望的边际，可就是没人应承。日本还是一个一个往泡子边推人。大嫚两个眼仁死死地盯着那群越来越少的人，那里面有她爹。水泡子里老老实实地趴着一堆黑色尸体，血丝在水面上不停地扩散。

大嫚的爹也被推了出来，翻译官又厌倦地将刚才的话重复一遍，然后摇了摇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大嫚透过木头般站着的人群看见她爹的脸吓得煞白，没有一丝血色，嘴角不停地哆嗦，两只眼珠神经质地乱转。

两个日本兵把他推至泡子边，大嫚忽然感到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太君，冤枉啊，我们这一宿都没出屋，啥啥都不知道，太君，你们也得讲理啊。”

大嫚爷拎着一杆烟袋从人群里跑出来，瘦楞楞的身体像一只黑兔子似的蹦跳着扑向大嫚爹。大嫚忘了眼睛什么时候又能看见东西了，她不错眼珠地盯着她爷了，忽略了个日本军官抽刀的细节，当她看到那把刀时，它已是扫过天空的一片亮光，她爷那颗瘦瘪的头斜着飞出四五步远，焦黑的血一下喷了出来，没有脑袋的大嫚爷又往前跑两步，倒下了，手里还提着那根烟袋，烟袋锅里还丝丝缕缕冒着清烟。大嫚爹看了看他那站在那里的爹，他眼珠还在眼里茫然地乱转，可像又看不见什么了。大嫚爹给推到了水泡边，他的腿像两根枯干的木头，又硬又僵，枪响了，他硬梆梆地砸进泡子里。

吴大嫚直到成为吴老太，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尽管她以后多次遇到非人的恐惧与摧残，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地淡忘了，只有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这大概是因为她初次经历这种恐惧的缘故。她那时感到围裹住自身的空气一下子浓密起来，坚硬起来，它们似乎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从身体的各个部分钻了进去，她的身子就不能动了，好像石块似的又硬又僵，只有胸口还留着一块活着的地方，还知道一阵阵地着急，可就是动不了。

“谁见过这个阵势，都吓得像木头似地站着，一动也动不了，像是连气都快喘不成了。”吴老太对我说。

那天，二龙眼屯的四十多个青壮男人都死在了那两个泡子里，可这事还没有完，日本人其实是要拿二龙眼屯当一个私通义勇军典型，存心想灭了这个屯子，好给别的村屯做个榜样。日本军官接过翻译官递过来的白毛巾，仔细地擦了擦东洋刀。大嫚和二龙眼屯还活着的人们都以为这下杀完了，堵在胸上的那块硬梆梆的东西松动了，心口那里了有了点空儿，能容进点悲伤了，也对眼下发生的事所产生的后果也能有点思索了。

这时，吴大嫚的目光竟然越过那几个日本人，越过低矮的土地庙和两个水泡子，望了望落向远处榆树后面的天空，太阳不知什么时候挂在那里了，她忽然想不明白，太阳怎么一下就跑到树梢上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几个日本兵又跑进了人群，仔细地挑选了一会儿，把大嫚和几个长相还算整齐的大闺女和小媳妇推出来。人群齐刷刷地跪了一大片，一上一下地磕头。日本人不管这一套，还是把她们推出来，有几个趴在地上死活不走，几个警察就跑过来，扯着腿硬把她们拖出来。

日本军官又是一通叽哩哇啦的日本话，日本兵和警察就跑到临村的队伍里推人，推出来的都是青壮男人，那些男人吓得要死，可都被刺刀逼着，不敢不出来了，他们站到大嫚那些个女人一堆。这个时候，人人都以为这些日本人杀人杀红了眼，还要杀下去。

可不久，人们就明白了，他们让那帮男人糟蹋她们。这些男人也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有两个死活不干，就给日本人推向水泡子。这几个男人就疯了似的扑过来，有几个当妈的从二龙眼屯的人群中跑过出来，随即枪响了，这几个人倒下了。男人们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糟蹋了吴大嫚她们。

男人们拍打着尘土站起来，提上裤子，眼巴巴地望着日本人，日本人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却把他们赶入二龙眼屯的人群中，很快这几个男人被波涛般翻滚的人群扑倒了，淹没了。

日本人哈哈大笑。

日本军官开始向着人群说话了，他说一会儿，王翻译官翻译一会儿，意思是说，他也不希望看到今天的悲剧，可是，只要他们当中没人敢像二龙眼屯的人那样，私通红胡子，与皇军对抗，他保证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了，他又说，因为二龙眼屯村民的罪行，皇军在龙爪河阵亡了很多士兵，为此，本应该将二龙眼屯居民全数处死，可是大日本皇军是仁慈的，这次暂且饶过这些人，这几个女人，皇军要带走，她们将有幸为大日本皇军服务，为二龙眼屯赎罪。

随后大嫚和几个女人就被装进了麻袋，一辆日本军车开过来，她们被装上车。二龙眼屯的房子都点着了，黑烟静静地浮上空中，天色昏暗了，一时间人们忽然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早晨还是黄昏。

二龙眼屯从这片坦荡的大地上消失了，事实是，二龙眼屯化成一片灰烬，剩下的一些老弱妇孺，都投奔了别处。

阵亡在龙爪河上的日本兵周身裹上白布，运走了。由于军火物资被劫，守卫火车的日军死伤惨重，赶来援助的日军进行了残忍的报复，义勇军牺牲的人多被他们用刺刀剖开肚子，剜眼挖心，并严令周围村屯的村民，不许掩埋他们的尸体。正是盛夏，拂过这片大地上的风里夹杂着尸体腐臭的气味，到了秋天，便只剩下散碎的白骨，从此，附近的村屯的人放牧或割草都不敢来这里。

当我决意将吴老太所讲的事情写成一篇小说时，我来到了这个从前叫二龙眼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已是一片大豆地，墨绿的豆子随着略有些起伏的地势涌向天边，在淡蓝的天边凝上一圈平展的绿痕。

吴大嫚那年被用麻袋装着运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其实她定居的地方与二龙眼屯同在一片大平原上，相距不到四百公里，坐火车也就是不到十个小时的行程。

然而她从没想到要回去看看。

清澈的风从天边吹过来，拂过我，这风似乎永远这样吹着，像从时光的深处一路刮过来，从往事的缝隙间飘过来，飘过去，永不停歇。

我站在一块精美的白石碑前，它高高地立在这条高速公路的边上。我知道，它仅仅是一块纪念碑，缘于这些年地方政府重视红色旅游的一个项目。当年牺牲在龙爪河大桥的抗日义士们的残骨沉入泥土中。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人把他们的遗骨收拾到一起，埋入县里的烈士陵园。

龙爪河由于两岸湿地和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岸连连崩塌，河里只剩下一脉酱浑的细流。当年日本人修的洋灰铁路桥早已重修了，现在已是一座钢铁大桥。

曾经涌现两股清泉的两个泡子早已干涸，据附近的村子里老人讲，自打那年日本人在这泡子里杀了那些人后，它就干了。当我问到他们认识不认识当年二龙眼一个叫吴大嫚的人，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我又问起当年从二龙眼屯抓走的女人，他们说是有这回事，可再问他们知不知道抓她们去干啥？他们愤愤地说，这还用问，这日本鬼子还能干出啥好事！

也许是看到这座碑，我忽然理解了吴老太为什么非要执意地为自己立一块碑了。

2001年，当年十七岁的吴大嫚已成了年满八十的吴老太，仍孤独地住在帽儿山乡边缘的一座小土屋子里，不过她的身体硬朗，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另外她儿子黄福茂时常照料她。黄福茂当然不是她亲生的，五年慰安妇生活，她已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可能向这个苍茫的人世延续自己的血脉了，她大约体味到了一种真正的孤独，这是超越生命的孤独，也许正是这种生前死后的孤独感，使她执意要给自己竖一块碑，然而，她的这个最后的愿望终因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并未得以实现。

吴老太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这一带一度很有名的，后来渐渐被忘掉了。为了探寻那段历史，又有些人想起了她。采访过她的人，见她独自生活，会给她一点钱，当地民政部门也按月照顾她一点数量很少的钱物，这使她有了点小积蓄。在她满了八十岁生日后，她把这笔钱都拿了出来，让黄福茂置备一样东西，一块白色的碑，并且让他去请我为她撰写碑文。

当时我正在市报当记者，并因写了多年的小说，在当地算是给自己攒了一丁点的蜗角虚名。作为到处找素材去编小说的作者，吴老太的事当年便吸引过我，我曾几回去采访她，希望获得有价值的创作素材。每回去，我都会顺便给她捎一些生活用品，我发现这个一辈子没有生孩子的老太太散发着宽广的母爱，并在无意间把这种爱施于她所接触的每个人身上。

那时我就从她那里掌握了一些资料，看起来很奇异，能抓眼球，可是太散碎了，将它们有效地组织进一篇相对完整的故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渐渐忘了。一晃几年时光就过去了，没想到吴老太打发黄福茂找到我，他把吴老太想要请我写碑文的事转告了我。

黄福茂说：“这不是这么回事么？上些天，县里来了几个日本人，说是考察农业啥的，知道老太太的事，给捐了点钱。她得了这钱，就自己去县里挑了一块青石碑，都拉回来了，就差往上面刻字了，这不，她总催着我赶紧办，说怕自己哪一天一口气上不来，就不赶趟了。我开始寻思拖一拖，她也就把这个事给忘了，可哪成想她就是不忘，就像着了魔，好像她专为这个事活着哩，我想还是帮她把这心思了了。”

我说：“这可不是啥光彩的事。”

黄福茂说：“这话我都跟她说八百遍了，可她就是不信，这个呢，咱就不管她了，先劳动劳动你的大驾，按她的意思写，好孬就给她糊弄一个，她又不识字，这事也就了啦，我呢，也就算尽心了。要不是她老是念叨着找你这样一个明白人写，我早就在在跟前找一个识字的人，糊弄她一下算了，可她硬是不干，就认准了你，你说怪不怪？”

我说：“既然她老人家这样信得过我，也算有缘，就给她写吧。”

黄福茂说：“韩老师，写也不能让你白写，啥事都有啥事的规矩，这个我懂，我成天忙忙的，还要给她扯这份咸淡，真没啥办法，咋说这个老太太小时候就对我好，真比对亲儿子还好。”

他又苦笑了一下：“她哪有啥亲儿子。”

我叹了一口气，说：“不容易啊。”

过了两个星期，黄福茂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吴老太想见我，有话要对我说。他可能为吴老太这样的要求感到心里不安，于是沿着电话线向我的耳朵灌注了过份的热情，同时又说，这时，正是乡下瓜熟时节，又说河里的鱼也比往年多。

我听了，又笑了，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我一直在日报编副刊的文艺版，也很久没下乡了。

几天后，我来到了郭家窑村，走进吴老太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小院，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块青石碑，吴老太深情的抚摸着这块碑。

她说：“我这一辈子快完了，这一辈子，啥罪都遭了，啥也没留下，我要留下这么一块碑，把我的事写上，我不怕丑，死了也不怕，我要把它留给后世，让后人知道还有我这样一个人这样活过，我一辈子受过这么大罪，我要留个见证。”

我坐在吴老太的土屋里，这是一间又矮又窄的土屋，很像一个临时用来装杂物的厦屋，孤零零地立在村边。屋里十分简陋，最招人眼目的是一个披着块红布的佛龛，佛龛里放着一尊只有成年人中指长短的弥勒佛。吴老太这时咬着那根足有一尺长的烟袋，从擦磨得锃亮的铜烟袋锅子里丝丝绺绺地冒出白烟，吴老太就隔着这几道白烟对我忆起了往事。

这时，我又一次动了把吴老太的事串连成一篇文字的心思，可我必需先为她写一篇碑文。吴老太不愿意被层层黄土埋成往事，她要让这篇碑文代她向这个人世诉说，永远地诉说下去。

当然为她写这样一篇碑文并不是一件难事。

吴老太死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按照她的心愿为她立起这座碑，我写的那篇碑文也就没有了用场，可也这使我决意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想不管这篇东西写得好坏，一定要写出来，权当是在纸上为她立了一块碑，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当年对她的承诺，对她那个疮痍遍布的灵魂也算是一点抚慰。

六十三年前，土生土长在二龙眼屯的吴大嫚从没有离开过屯子，可这回，她离开了，而且不知怎么离开的，因为一路上，她们都是给装进了麻袋扔在一辆汽车上。土道坑坑洼洼的，装在麻袋里的女人随着车的颠簸，她们在车箱里滚动，偶尔滚动押解的警察的腿边，就会狠狠地挨上一脚，开始的时候，她们还哭叫，后来就没了动静。

不知往什么方向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车总算停了。这些麻袋都被抬下来，打开麻袋嘴，几个女人从里面爬出来，她们站都站不稳了，又被赶着走向一座白刷刷的屋子。大嫚走了几步，意识才算清醒了些，她细看才明白这是木板造的房子。在二龙眼屯的时候，她一直住的土屋子，从没想到木头还能造房子，她又看看外面的带刺的铁丝网，远处错落的屋子，比其它建筑物都要高出一大块的筒子模样的砖楼，大嫚她们当然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炮楼。

她们站在一座大屋子里，脚下铺着仍是白刷刷的地板。大嫚站到这里，才明白不光是二龙眼屯的几个女人，还有很多个女人，年岁与她们相仿。一个瘸着一条腿的日本军官走出来，他每走一步，身子就向一边栽歪一下，腰间挎的东洋刀就碰一下地板。他站在了她们面前，对着她们讲了一通话，让吴大嫚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竟然讲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可从他简短的一通话里，只听到让她们听话，服从命令，听不出到底要拿她们怎么办，随后他就让大家脱衣裳，可她们谁也不脱。

这个日本军官一瘸一瘸地蹿到一个女子面前。

“脱！”他低声说。

那个女子把头向边上一扭。

日本军官竖起一只手掌，然后手指动了动，这只手上也戴着白手套。

两个日本兵跑过来，几下把这个女子扒个精光，又把她手拧到身后，拿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上，随后把绳子往露在屋子上的大梁一搭，她就被吊了起来，吊了半人多高，她吓得没好声地嚎叫。

瘸军官“刷”地从刀鞘里抽出一片寒光，这时，大嫚的心才真正地醒了，又像那回一样悬得很高。那把东洋刀静静地竖在她们面前，像由无数根跳跃的银针组成的微光凝在刀刃上。那刀竖着在空中静了片刻，随后这刀拍了拍那个女人的屁股上，她就一下子不哭不叫了。

随后这把刀一旋，一块肉就掉下来，大家定定神才看明白，那个女人也过了片刻才明白自己的一个乳房被削下去了，瘦楞楞的胸上留下巴掌大的血印，血就下来了，沿着肚子往下流。

这间木头板钉成的屋子里，骤然响起一声凄厉的长嗥，随即又静了，那个女人疼得晕了过去。

瘸军官用一条白毛巾擦好刀，收刀入鞘，对着门口点了点头，一条足有半人高的大狼狗迈着小步跑进来，忽然竖起圆滚滚的背，两条前腿搭在那个女人的身上，一口掏开了她的肚子，肠子就流出来，大嫚看见那个女人的眼睛一直都没闭上。

这些女人的身子都软了，站不住了，谁也不敢不听话，都乖乖地脱了衣裳。这群光着身子的女人被赶进另一件屋里，那有一个大水池，水是冰凉的，经了凉水这么一激，全都精神了，她们边洗边哭，可谁也不敢大声哭，洗完了，又让她们躺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挨个检查了她们的下身，完事后，她们又给带出去，分了屋子。四个人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靠着四个墙角各铺着一条军用毛毯，木头墙上有一长条玻璃，这是用来监视她们的。

大嫚和三个女人分到一个屋子，这三个女人都不是从二龙眼屯来的。

不久，日本人给她们送饭了，一个人一碗小米饭。吴大嫚根本没有心思吃饭，一点饥饿感也没有，可她不敢不吃。这时天近黄昏。这天，她就光着身子吃了一顿饭。半个小时后，那些日本兵就来了。这些日本兵在每个房间的门口排成队，他们是很守纪律的，悄无声息。各个房间里的声音却很杂乱，啥声都有，女人们的叫喊声，肉体的撞击声，日本人兴奋时的喊叫，喝骂声和踢打声，一波日本兵折腾乏了，拎着裤子走出去，就又进去一波，还是四个。后来这些女人都没声了，只有日本兵弄出来的声音。

包括二龙眼屯的女人在内的八十三名女人，这天接待了六百多日本兵。

后来日本人给她们每个人发了衣裳，都不是以前穿的，是日本女人穿的样式，半新不旧的。

第二天早晨，昏沉了一宿的吴大嫚醒过来，淡白的天光从那溜很窄的玻璃透进来，又是一天的早晨了。她感到整个下身火辣辣地疼。她躺在墙角的毯子上，尽力地在想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觉得这是在很久很久的时光里发生的事，可当她转过脑筋来，才明白，这些事其实都是前一天的早上开始的。

吴大嫚坐起来，看看同屋的另外三个人，就见一个女人就那样光着身子在门口吊死了，她是用衣裳拧成绳子把自己吊死的，挂绳的地方很矮，还没有她的个头高，她就那样蜷着腿把自己吊死了。

当时大嫚并没有害怕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人，好像自己早就死了，也是一个鬼。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女人是与自己对着墙角的那个，她根本不记得她活着的模样，是通过那个空铺知道的。

这天早上，八个上吊自杀的女人被抬了出去，这八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同大嫚一起从二龙眼屯抓来的。

“死了也就算是享福了，她们是不愿再遭罪了。”吴老太叹息着说。

“你当时没有产生这种自杀的想法吗？”我问。

“人这个东西，说到底还是贪生啊。那时我也不是没想过死，可一想到那个吊死女人的样儿，就不想了。”吴老太缓缓地摇了摇白苍苍的头又叹一口气。

“你们就没想到过反抗吗？”我问。

“想过，可这日本人，狠哪，我们手无寸铁的，还反啥抗啥？”她的语声不由得提高了。

我看得出来她很生气，也听出了这话里有着暗含责备的意思，责备一切持有这种看法并以此来责问她的人，当然也包括我。

“这日本鬼子真是太可恶了。”我说。

“人就是苦虫，啥苦都能吃，啥不济的日子都能过惯，一半年后，这日子也就习惯了，我们这些姐妹都盼着有一天能出去，回到老家，看看亲人，然后悄悄找个没人的地方死了算了，我们知道自己不能算是个人了。”

“你想不想回一趟二龙眼屯？”我问。

她摇了摇头，之后，又摇了摇头。

“跟你一同从二龙眼村抓走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除了先前吊死的，我就知道福花是咋死的，别的都不知道。那会儿，日本人管得严不说，自己还顾不过来自己，哪还有闲心顾到别人，再说，我们这种人的命贱，几年下来，死了多少，谁能知道？有让日本兵祸害死的，有检查出了病给活埋的，多了去了，能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你说命该有多大吧！”

“这个福花是咋死的？”

吴老太陷入短暂的沉思，随后说：

“记不清是被抓走后的第几年了，我们这些人，有时就像牲口似的扔在车上给运走了，也不知去啥地方，后来琢磨明白了，一般都是去离打仗近的地方。日本人也不拿我们当个人，有时一两天吃不上饭。那回我们又给送到小兴安岭的一处山间屋子里，听说日本兵在围剿一伙抗联，打了很多天了。一路奔波到了那里，就给我们吃了一顿饱饭，福花吃得太多了，肚子胀得又圆又硬，又给日本兵折腾到半夜，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您也挨过打吧？”

“这还用问，这些日本人大多数都难侍候，稍不留神，他就打你，有一回，不知咋就惹到了一个日本兵，他照胸口就是一脚，疼得我一下就弯在那里，可他还不解气，拿穿着大皮鞋的蹦着高地踹我，差点把我踹死。哎，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您说过，当年那个胡匪西满大妮也当过慰安妇，是真的吗？”

“这个事以前就一直有人追问过，那时我一直没敢说，你想，我当了慰安妇，已是一个罪了，再把一个女胡子头扯进来，还有活路了吗？

“这个西满大妮真跟你一起当过慰安妇？”

“那哪能有假，就在这个地方，要是当年不是我认出了她，她那年会把这里抢光。”

“那时你见到了她？”

“见到了，后来在县城里枪毙她那年，我又见了她一回，她的坟就在这儿！”

“在这儿？”我吃了一惊。

“当年，是我让老黄偷偷地收了她的尸，又偷偷地埋在了后面的高冈上，逢年过节，我就去给烧上点纸。”

“真的？”

“哪还有假，不过别人都不知道，我对别外人就说是我一个表姐。”

“没人知道？”

“只有老黄知道，他把我当慰安妇那事说出来了，可这事他一直没说。”

“这真没想到！”

“人活着时，再英耀，可一死，也就臭那么大一块地方，就啥都不是了。其实人活到我们这个份儿上，比死也差不了多远儿。人归其都是一个死，从日本人灭了我们屯的那个早晨，我就把死这个事看淡了，可像人家大妮那样，活得轰轰烈烈的，死也轰轰烈烈的，那样地活也算不白活，那样地死也算值了。”

吴老太两眼望着我身后的墙，细细的青筋和皱纹盘住的眼窝里缓缓浮出两点飘忽的眼神，幽幽地闪动着，虚悬在那张在岁月中朽蚀不堪的脸上。

日本人为了肃清东北全境的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军民隔离的治安肃正政策，意在切断各路抗日义勇军的粮食来源，他们开始归屯并村，强行把散居的村屯烧掉，把居民都集中起来，加强管制。同时，日本关东军大本营为了肃清后方，抽调相当一部分兵力，并与大量伪满国的国兵协同对东北全境进行大清剿。

如果没有这次清剿，吴大嫚她们很有可能被送到关里去，不过，随着日军的数量增加，战事频繁，她们也就忙了起来，几年来，这些女人中总不断地有死掉的，这就需要时常送来一些女人，以便补足了数。

这天，又押来了一批个女人，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女人就是尼姑，她的头又白又光，线条洗炼，在这群女人中显得很特别。这些女人里有十来个是有文化的女学生，参与反满抗日被逮捕，给送到了这里。

这些年来，管理吴大嫚所在慰安所的一直是那个瘸腿的少尉，后来她们都知道了他叫黑山一郎，原是一个陆军少尉，在一次战役中受伤致残，被派到这里管理慰安所。这个黑山腿被打残后，就更加凶残了，在慰安所的这些女人身上，他变着法子施展他的这种本性，并从中获得一阵阵非凡快感。黑山从不缺少这样的快感，因为总有些新来的人宁死也不顺从。于是，吴大嫚她们就常常能看到屋子的木头墙上，常常有一个裸体女人被两把刺刀钉在那里，刺刀都是从锁骨下面穿过去的。这些女人有的被钉在那里几天几宿，有一段时间，黑山一郎大约是想经常性地用钉在这里的人给女人一个警示，因此，即使这个女人死了，也不马上从墙上摘下来，拖出去埋了，仍钉在哪里，直到一阵阵地散发着腐尸的气味，黑山终日一块锈铁般板着的脸上就会露出变态的喜悦。

跟在黑山身旁的常常是那只令人恐惧的大狼狗，死在这狗嘴里的人，就不下于十个人。

这天，黑山把所有人女人都集合到院子里。这些女人猜出他又要往墙上钉人了。她们都按着编队站在院子里，看到已有一个眼生的女子已被绑在一只长凳上，两只脚在踝骨处绑在凳子腿上，身子趴在凳面上，两只手在凳子下面紧紧地绑住。人群静得好像都是些不喘气的物件。这时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到一种细微的声音，吴大嫚偷偷地朝着声音望去，她的目光触碰到一个因没有头发而显得简洁的白头上，目光因惊愕而一下摇荡起来，她彻底困惑了。阳光照下来，地上落着一条一条影子，哪个光头的女子嘴里在无声地默念着什么，吴大嫚知道她肯定是在念佛，她想这个人大概是个尼姑。

静静的阳光也落在趴着绑在凳子上的女子的身上，她是一个皮肤细白的女子。

黑山开始训话，还是老一套，强调不服从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随后他走近凳子上的女子，揪着头发让她看自己，问她还敢不敢反抗，女子使出全身的劲朝黑山唾出一口唾沫。

随后，这个女子还是被两把刺刀钉在墙上。

她被钉在墙上后也一直都在叫，不像以前被钉在墙上的女人，根本没有太多的力气叫出像样的声音。可这个女子的嗥声很快被另外十余名女子的叫骂与哭喊声淹没了，她们都被绑在低矮的木头床上，说是木头床，其实就一个十分简陋的木头架子。

正是这天晚上，那伙据说是立了大功的日本鬼子来了，这伙二百多人的日本兵在这个慰安营里呆了大半天，这是因为他们有功被特殊允许的。这伙鬼子像一群野兽一下扑进来，不像以前的日本兵还讲点秩序。在黑山上尉的引导下，他们先扑向那十几个裸身绑在床上的女子。日本人忽略了她们的牙齿，有几张嘴就从日本人身上咬下一块肉，黑山就命令手下的人拿着锤子把这些人的牙都敲掉了。

吴老太说：“没见过这样的鬼子，真是连牲口都不如。”

“后来呢？”我问。

吴老太两眼疑惑地问：“啥后来，我们还有啥后来，说不上哪天就给人们糟蹋死了，活一天算一天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心里还是挺佩服那几个学生的。”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当天就都给糟蹋死了。”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我问。

“那伙日本兵集合开走了，我们身上又疼又乏，不过多少感到轻松了些，算是又熬过了一关。这里也静了，又听见那个钉在墙上的女人喊叫声了，还是那样响，气脉还是那样足，我寻思她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能这样。”

“那十多个被捆在床上的女子呢？”

“第二天，我才知道，她们都死了，还就是钉在墙上的，比她的同伴都活得长远些。那个时候，我们人虽活着，可心都木木的，都像个牲口，倒头就睡着了，约摸到了天亮，我醒了，一醒就听到念佛的声音。我往那儿一看，就看见那个光头的女人面对墙角念经呢。”

“她怎么去了你们的屋里？”

“当时也顾不过来别的，除了自己，啥都顾不上，连眼皮底下发生了啥事都没理会儿，过后才知道，我们屋里靠门角那个姐妹被那伙日本鬼子给踢死了，拖了出去，就把尼姑给补了这个空位。”

我点了点头。

“除了尼姑念佛的声音，我还听到外面有唱歌的声音，这下可把我吓着了，给抓进这里两年多了，我都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唱歌这回事，我就不由得爬起来，脸贴在窗上往外望。天刚麻麻亮，那面墙与夜雾一样灰腾腾的，那个女子白白的身子就静静地挂在那儿，身上一道道凝着黑色的血痕，是她在唱着什么曲，可太阳出来前，她就不唱了，死了。”

“您能活着从那里边出来，也真不容易。”我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死了，也不见得是坏事，这多么年一路活下来，净是些糟心的事，那时死了，也就没以后这些事了，早先，我总琢磨着我这一辈子真不值得活。可这日本鬼子哪能让你得个好死呢！我和大多数人都给吓住了，再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还有一天盼着能出去。我为啥要跟你讲，那十几个女学生的事，还有西满大妮的事，我就爱讲，我就是要告诉别人，我们这些人里，并不都像我这样的窝囊废，还有些刚烈的，我还要你把她写进我的碑里，有她陪伴着我，我也不憋屈了，死了，也做个像样的鬼。”

“咱们还是说说西满大妮吧！”我问。

1943年，在通往黑河的一个日本人后方基地的途中，包括吴大嫚在内的十余个慰安妇被意外地解救了，那次，后来那个报号为西满大妮的女匪首也被救出来。

西满大妮当时在整个西满地区，甚至在北满地区，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可是对她的文字记载并不多，关于她的身世，人们纷纷传言她是窑子里出来的，是被一个胡匪头子刘汉买做小老婆的，她双手挥枪，百发百中，据说是刘汉教出来的。

这次，我竟然从吴老太之口得知，她曾经做过慰安妇，而在当慰安妇之前，竟然当过尼姑，虽觉得过于离奇，但我相信这是真的。1945年，日本人受到沉重的打击，挺不住了，投降了，一伙伙缴械的日本兵和开拓团的成员们从各个地方奔向他们集结地——方正县。他们曾遭到西满大妮的截杀，曾数次袭击过日本人，这可能就是出于她对日本人的仇恨。后来，据传西满大妮挥着两支大镜面匣枪，随一伙匪军纵马突围而去，从此不知下落，然而真实情况是西满大妮化了装，与涌向城外的百姓一道逃出城的。

吴老太说，“当年我们这些人被救出来后，我一路要着饭往南走，我知道家没了，可还是凭着感觉往这里奔。走到太南这个地方，就遇到了黄福茂的爹，我就留在这里。没想到，还见到西满大妮两面，一回是她来我们这个屯子要粮要钱，一回就是她被抓回来，在太安城里要挨枪子的时候。”

柴家咀子现为一个归松江省管的一个村屯。1942年的春天，日本人是要把她们送到山西省的大同去。黑山一郎跟车押送。他坐进舵楼，那条大狼狗也钻进去，盘卧在他的身旁。

车开进柴家咀子，那是两座山夹住的一条土道，道上铺垫的都是风化沙，还算平坦。道旁密密的树木中，柳树和山杨树的叶子开始飘落了。山坡上的桦树一树一树金黄，清爽的风一过，一树一树的叶子便像水般泛动。汽车刚开过一座山，枪就响了，汽车一下子翻进道旁的沟里。女人们滚落下去，吴大嫚给摔昏了。不过，又是一阵枪响，她醒过来，坐起来，除了脑袋有些疼外，还能动。这时，那几个押车的日本兵被打死了。黑山一郎也被击伤。吴大嫚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一下跳起来，扑向黑山，同时扑向黑山的还有几个人，其中就有那个西满大妮。滚成一团的女人将黑山一郎淹没了，那条褐色的大狼狗欲扑过去护主，被一枪打倒，哀叫着。

半晌，她们爬起来了，她们的嘴上，指甲里都在滴着血，黑山一郎则成为了一团模糊的血肉。

救她们的人将有用的东西拿走，然后纵火焚车，他们没想到付出一死两伤的代价，竟然没捞取什么有用的东西，只救下这几个给日本兵当婊子的女人，失望之余，有两个人提议要杀掉她们，刘汉摆摆手，随后便要离开此地。

西满大妮一下掠住刘汉的马缰，刘汉骂了一句粗话，抽出挂在腰里的匣枪，指着她，她仍不动。

刘汉的枪响了，子弹贴着她的头上飞鸣打在一棵松树上，可她脸色不变，仍死死地拉住马缰。刘汉哈哈大笑，随后从马俯身探臂，揽过她的腰，她借着力气一下跃上马背，那只小佛爷落了下来。

西满大妮对吴大嫚说：“你替我保管吧！”

这伙人骑上马飞奔而去，这条道上只静静地浮着一团黄埃。那辆车还在冒着黑烟。黑烟堆积山谷的半空中，沉甸甸的，越积越多。

“这个时候，我们一下知道害怕了，不知下一步咋办？”吴老太说：“反正明白一点，要是再让日本人抓住，那准就是一个死，我们都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你们这伙人都顺利地逃走了吗？”

“那谁知道，我们都是各走各的了，后来，除了西满大妮，别的人我以后再没见过。以前日子难过那会儿，也没寻思过，这几年，也想找找她们，可哪找去呀，再说，像我们这些人，九灾八难的，说不定早死了。”

“看您身体这么好，会长寿的。”

“我这种岁数，估摸着也没大活头了，你要照我的意思写，我这一辈子受苦受难不说，受够了冤屈，我不能就这么一死拉倒，我要让世上的人知道。”

“日本侵华战争，也不仅给你，给整个民族都带来深重的灾难。”我说。

吴大嫚一路走得很不容易。那时，散落各处的自然村归了村。伪满时实行村街制，村大约相当于现今的乡，伪满当局加强对每个居民进行控制，每个人都要办一张证明书，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吴大嫚没有证明书，怕遇到盘查露了馅，一路上，她成了一个要饭的，尽可能脏，后来又装成疯疯傻傻的样子，遇到盘查，也好应付了，别人就不会太留意她，这样，她才能往前走，可啥时是个头，就是回二龙眼屯，又会遇到什么事？都不知道，也都不敢想，就是往前走。她更想留下来，只要能留下来，哪里都行。

可没人留下她，她还边讨要边往前走。这样走了十多天，对前面的一个一个村屯也不像以前那样害怕了。天也渐渐地冷了，树的叶子都掉光了。她急切地想找个机会留下来，可没有人敢留，也没有人愿意留下她。

这天走到了太安城，饿得昏昏沉沉的吴大嫚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进城。她坐在路边上，路边的枯草塘里汪一片秋水，她在水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这样子真是挺吓人的。她仔细地洗净了脸，想再歇一歇，就进屯子，这时，远远地就见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是黄福茂的爹，也就是她屡屡提到的那个老黄。老黄名叫黄财，当时快到三十岁了，还没有娶过媳妇，也是穷光棍一根，当年他给郭姓地主赶大车。

“掌柜的，搭我一程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她躬曲着身子，正往车上爬。

“下去——”黄财微笑，摇着大鞭子，那是把三根竹子拧成鞭梢然后再用油浸过的皮绳一匝挨一匝地把竹鞭梢缠牢在一根磨光的白腊木上做成的，此刻鞭子举在高中，颤颤连连的。黄财鞭子耍得好，一鞭子下去，可以抽死一只落在马耳朵上的瞎蠓。

黄财就这样微笑着打量这个浑身的破衣裳脏得直掉渣的女人，他想一鞭子下去，这样的衣裳准能撕一个口子。

大鞭子在空中一圈一圈转着，越转越疾。

“掌柜的，可怜可怜吧。“

一张干干净净的脸从那堆破烂中露出来，黄财仔细看看，空中的转动的鞭子便停下来。

“你想去哪儿？”黄财问。

“前边是哪儿？”她反问。

“郭家窑。”

“一个遭难的老娘们儿，走哪儿是哪儿。”她从大车上爬过来。

黄财就把自己带的一块干粮给了她，她伏在木板钉成的大车上吃起来，黄财掏出烟袋抽着，边抽边打量她隆在破衣裳里的屁股。抽完把铜烟锅里的灰磕净，把烟袋别在腰里，便出手把她揽过来。

“我得看看今个儿咱捡了个啥货！”

她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黄财点了点头，抽出手，把带在路上吃的一个菜团递给了她，看着她吃完。

“这回行了吧？”他问。

“不饿了。”她说。

黄财就把她带到现在叫太南的屯子，当年它就是郭家窑。几天后，黄财又筹到了一百元钱办了证明书，吴大嫚终于在这里停住茫然的脚步，这一停，就是一辈子，并且还将永远留在这里。

郭姓地主是太南这一带比较大的粮户，为人刻薄，又仗着郭家老二在村上当着警察署长，郭家大大小小人等都十分霸气十分嚣张，就连黄财这样的佣人，也常常大喊大叫地报着东家的大名。郭家高墙护院，上有炮楼，又养了几个枪法极准的炮手。在东北胡匪的黑话里，大粮户的大院叫窑，而像郭家这种有武备的大院，叫响窑。当年也曾有几次遭到胡匪打窑，可都没打下来，郭家大院当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它因此成了这个村落的村名。后来日本人来了，枪都收了，可郭家充任地方一个类似民团组织的头目，半公半私地拥有几杆枪，可不能与从前相比了。

吴大嫚来到郭家窑的第二年，就是1945年，这一年秋天，日本人倒了。第二年开春，一伙胡匪袭破了郭家窑，把由警署署长改任为保安队中队长的郭老二给打死了，这伙胡匪迅速地攻占了郭家大院。这是伙报号西满大妮的胡匪，而西满大妮当时在一带被传神了，在这些传说中，她还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郭家窑的人尽管对这个女匪首充满了极强的好奇心，可是没人敢出来看热闹，都躲在屋里。

这正是大平原上刮大风的日子，天地间滚动着黑糊糊的大风，冷涩、粗砺、强劲，揉搓着、撕扯着、抽打着这片空旷的大地和底伏在大地上的村屯。在这样的大风啸声里，听不到人的喊叫声，也听不到枪声，一切都被这大风蒙上了一层混沌的梦幻的色彩。可是他们心都因惊慌而醒着，静伏在大风中，靠心来觉察万物。

吴大嫚在小马架子里坐不住了，因为这天黄财恰巧在郭家大院里干杂活，不久，竟听出一阵噼噼啪啪的乱枪响，不久，一声狂喊，她猜出大院被打下来了。

吴大嫚毕竟是在生死场上滚过的人，算有了些胆子，可她还是犹犹豫豫地想了半天，走出了家门，一头扎进了大风里。郭家大院的影子在大风里模模糊糊地露出来，好像还随着大风摇晃。她费劲地钻过风，到了大门前，郭家大院的木门一会儿被风摔在门框里，一会儿又被风甩出去，悠悠荡荡地摇来晃去。吴大嫚心上一惊，郭家大院肯定被攻下来了。

她躬曲着腰，钻进大门，可一只手抓住她的袄领把她拧过来，她于是看到一张长满胡子的脸，一声拖着尾音的断喝刚一出口就被风抹去。那只大手扭着她走过庭院碾硬的地面，一把将她掼进屋里，摔在地上。吴大嫚站起来，本能地想往外走，可听见上面有人呼叫她。她抬起头，又惊呆了，房梁上吊着几个人，他们手脚给捆住，像一个一个黑色的圆球，这几个人是郭家长期雇用的护院，黄财也给吊在上面。

她扑过去：“掌柜的。”

“快救我，我冤枉啊。”

软塌塌的话和一线粘糊糊的口水一起从黄财的嘴里流出，眼窝里只露出两痕鼓起来的眼白。吴大嫚跪到那个腮上长满了大胡子的人的脚下，可这个大胡子像是个石头人那样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从他的两腿间看到远处一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穿着男人军服的女人，她想这个人一定是西满大妮了，她跪着用膝盖走过去，抬起脸想要求情，可她一下子被那张脸吸引住了，将全身的力量都聚到了眼仁上，盯着看了片刻，她笑了，刚要呼叫一个名字，可西满大妮两颗俊眼抛闪着刀尖似的冷光，她一下被涌上喉咙里的话给噎住了，浑身不住地哆嗦起来，她怀疑自己认差了人。她双手合十，虔诚地呼了一句南无阿弥砣佛。

西满大妮点了点头：“你咋在这儿？”

吴大嫚忙答：“我快要饿死了，遇到了他，他是我掌柜的。”

吴大嫚指了指黄财，又说：“我家掌柜的是给东家赶大车的。”

西满大妮笑了，说：“赶车的？你问问他，刚才他干啥了？满院子咋咋唬唬，还跑到炮楼子里瞎他娘的放枪。”

吴大嫚困惑地自语：“他还会放枪？”

西满大妮咬着牙说：“我们的人让他们打死三个。”

她在地上给西满大妮磕了三个头，西满大妮闭上眼，半天才张开，指了指黄财。两个匪兵跑过来，解开绳子，他一下就落到地上，黄财一堆泥似地滩在地上，呜呜哭起来。西满大妮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挥挥手说：“回去好好过日子去吧！”

吴大嫚便扯起黄财，一路小跑走出了门，穿过黑乎乎的大风，回到自己的小马架子。

吴老太把噙着两点模糊光亮的眼睛眯进细密的皱纹里，似在凝望土墙外的远方：“这个没良心的，要不是我救了他，那回他就死了。”

我问：“听说那回西满大妮把郭大掌柜给杀了？”

吴老太点了点头，说：“那几个吊在梁上的护院也给枪打死了。”

我叹道：“这个西满大妮还真是凶残！”

吴老太又点了点头：“虽说人心难琢磨透，不过这些年，我算是琢磨开了，要不是我们都给小日本子抓去，她心就不能这么狠，我们受的罪太大了，我不管圆的扁的苦的臭的，只能囫囫囵囵地吞到了肚子里了，她都发泄到了外面。”

我问：“后来呢？”

吴老太嘴角的皱里弯出几丝笑意，说：“人们知道我认识西满大妮，从她手上救下自家掌柜的，就有戴兵帽子的人把我叫去问，我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我要饭时遇到过她，她见我可怜，给过我一把钱，我这话能糊弄别人，可糊弄不住黄财，他在这方面，心细着呢！”

我问：“你告诉过他吗？”

吴老太摇了摇头，说：“那哪能告诉他呢，私通红胡子，这可是掉脑袋的罪。打那儿，黄财就对我起了疑心。”

我问：“你后来告诉他没有？”

吴老太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可没想到，后来西满大妮给抓回来，尸首就扔在那里，衣裳都给要饭花子剥去了，我看不下去，要把她埋上，老黄就借着这事逼我说出和她啥关系，要不他就不干。我先是让他盟个誓，这事不要说出去，他就盟誓了，我就把我们的事说了。”

我问：“他知道后，有啥表现？”

她说：“还能啥表现，他说我也不容易，以后要好好待我，就这样我们偷偷地把她埋了。谁知两年后，老黄就拿这个事连逼带哄地把我撵出来了，跟那个刘秀琴过上了，刘秀琴也就是黄福茂的妈。要说这事到这也就算完了，我毕竟不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的事给捅出去，后来一有运动来了，就把我折腾一遍，而他好像一下子恨起了我，觉得我给日本人当婊子，对他是个辱没，他比谁都恨我，也折磨我。”

我把话题岔到西满大妮身上，说：“西满大妮被枪毙时，你见了她最后一面？”

吴老太点了点头，说：“嗯，一点儿没怕死，死得很英耀。我们是在一起落难的人，是我把她埋了，我死后就跟她做个伴吧。这一辈子，活到我们这样儿的人，也不多，啥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亲人都没有，活着的时候没活好，死了也孤孤单单的，到时候，我想碑就立在这儿，不单给我立个碑，也算给她立个碑，我就是这么想的。”

为了更详细更准确地了解西满大妮这个传奇人物，我通过关系找到县档案局局长，请他为我查一查这个人的信息，几天后，我获得这样有关她一段简要的资料：

太安那场战役结束后，吴大嫚和黄财到了城南做了一个小买卖，开了一个杂货店，这个店主要由吴大嫚经营。分到他们两人名下的两垧地不够黄财一个人种的，因此他常常帮她。几年过去了，黄财一直苦于吴大嫚没给他生出一个孩子。黄财算是一个有心人，自从经历了郭家那件事，他对吴大嫚的身世更加怀疑了，因为他常常想起西满大妮出身窑子的传言，又想起吴大嫚又与她有旧，他还想起人们说过窑姐都不能生孩子，于是怀疑吴大嫚当年可能是从窑子里跑出来的。

可是吴大嫚一口否定，她只能靠编故事来应付黄财喝完酒后的逼问，或拐弯抹角的询问，可故事编得越多，漏洞也就越多，黄财拿这些前后不一致或是矛盾的地方质问她时，她就沉默了。

他为自己娶了这样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人感到憋屈，也感到吃亏，喝了点烧酒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哭得很绝望。

吴大嫚说：“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窑子里出来的，你容不下我，我也不赖着你了，你也不用哭天抹泪的，我走。这几年，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当初，我是臭要饭的，可你也是个穷光棍，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能不能娶上个媳妇，这都很难说。我不说那回救过你一命，就是辛辛苦苦地攒了几年，也算给你攒下了些家底了，你也能找上一个媳妇了。”

黄财见她果真要走，哭得更伤心了。

吴大嫚没走，其实她也没场走，她就舍得了黄财，也舍不得这个家。后来常想自己不能给人家生一儿半女的，也不能怪人家。人这一辈子，过日子其实得有人哪，没有人，还过什么日子。可这也怨不得自己，只能怨这个命。第二年她就想找个补救的法子，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样沦落到太安城里的一个女人，这个人挺可她的心意，模样不如自己好，嘴还挺笨，样子老老实实，她把这个叫刘秀琴的女人收留在自己的家里，此后便让她在店里安了身，替她看店，当然属于雇用，钱给得比别家的都要多。不久，她就把自己的意思对刘秀琴说了，同时把一大堆票子放在她面前，这个女人暗淡的眼神因惊恐而闪亮了，随后脸红起来，最后总算点了点头。

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黄财被吴大嫚推进了这个刘秀琴的屋里，后来的几个夜晚，黄财的路就熟了，他自己就摸进了刘秀琴的屋里。几个月，刘秀琴的肚子上就有了响动。黄财心里对吴大嫚十分感激，处处都高看了她一眼。吴大嫚精心地照顾刘秀琴，她盼望着得个小子，这一点与黄财是一致的。她打算孩子生出来，就把刘秀琴打发了，这样她就啥都不缺了。眼看着刘秀琴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这天，黄财回来后，又用从前那种疑惑的目光偷看着吴大嫚。

吴大嫚说：“你咋又贼眉竖眼地看我呢，看得我直发毛。”

黄财说：“西满大妮给抓回来了。”

吴大嫚说：“你说啥？抓回来了？咋抓回来了呢？”

黄财说：“这样的坏种，不抓住打死，能叫她像以前那样祸害人？该，她也有今天，当年，她差点没要了老子的命。”

吴大嫚叹口气。

几天后，太安城里要召开公审大会，西满大妮也就活到头了。这几年，太安城里的居民见死人见得太多了，并不把这些太当回事，连刑场也安排得也十分草率，出了街再往南一走，就是一趟榆树林，后面是一片旷野，这几年，都是在这里枪毙人的，这时节弯曲苍黑的老榆树的枝干上，点点地还剩着一片黄叶。

人群跟在后面，满街是人。西满大妮走在最前面，尽管双肩绑着，可身板笔直，步态从容，除了向后捆绑的双手看起来有些别扭外，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透着安静，平和，根本看不出这是走向死亡。一路上她两眼仍微垂，嘴角似乎在微微地动。天上的老云像一块一块灰色的石头，这时从它的缝隙间露出了阳光银子般湛亮，可是冰冰凉凉的。西满大妮就平静地走在这样的阳光里。阳光照在她的头上和露出的脖子上，那截脖子是白白的，溜圆的头也在短短的头发下面白得耀眼。

吴大嫚从人丛中钻过去，想跑到她跟前同她说句话，她尽可能走得离她近些，可她并不回头，两眼闭着，只管那样走下去。

那趟榆树林子里惊飞了两只喜鹊。

西满大妮回过头睁开眼睛，似乎早就知道似的，目光一下落在吴大嫚的脸上，一下给定住了，随后见西满大妮点了点头，才又能动了。

她平静地跪在树前，仍然闭了眼，嘴上还在念着，另外两个人也被拖过来跪下，很快枪就响了。西满大妮当天没有人收尸，下午天竟阴了，下起了秋雨。吴大嫚脑子里装的全是她临死前的目光，她似乎明白了这目光的意思，她抹把眼泪说：“我要把她埋了，要不到了晚上，说不上就让啥给啃了。”

“说吧，把你的事说出来，我就帮你把她埋了。”黄财说。

吴大嫚说：“你叫我说啥？”

黄财说：“咱两个过这么多年了，你还把我当外人瞒着？”

吴大嫚说：“你知道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非知道它干啥？”

黄财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啥也别说了，告诉我，回头咱们就把她埋了。”

吴大嫚说：“你得盟个誓，这个事就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对第二个人说。”

黄财就冲着外面的天说：“老天看着呢，我黄财死活把这个事咽到肚子里，要是对第二个人说了，就不得好死。”

吴大嫚流着眼泪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给了黄财，黄财听完，也掉了几滴眼泪。

他说：“这事也怨不得你们，你们也不容易，这都是命啊，走吧，咱们把西满大妮埋了。那年，她差点要了我的命，这会儿，她得靠我送她入土为安，这不也是个命？”

吴大嫚去买了一身装殓衣裳，在天还没黑透时给她穿了，又用酒给她擦了脸，那脸还是那样白，两眼还是那样微闭着，吴大嫚看着看着，就在连绵的秋雨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直到黄财赶着车去棺材铺把一口薄皮棺材拉过来，她还在哭。

黄财说：“别哭了，她杀了那么多人，死得也不冤了！”

吴大嫚说：“我不光是哭她，也是哭自己。”

那天吴老太嘴里讲着，两眼虚望着墙壁，看得出，她的精神已经全部回到了从前的某一个时刻，渐渐地，两颗清澈饱满的泪水从眼角渗出来。

她说：“我们这些人上辈子没修行，这辈子就是受罪来了，罪遭够数了，才能走，我活现在也差不多够数了。”

我说：“你身体看着挺好。”

她说：“快了，有时，我都能看到那边了。”

我说：“哪边？”

她说：“就是死人那边，有一回我去了屯外，就看见一个又好看又年轻的女人，光着头，穿着一身白衣裳，我想这是谁呢？后来我忽然一下想起来，她是西满大妮，我还能见我的父母、还有爷爷，还有一天，老黄也进来了，就是从这门上进的。”

我感到一阵头皮发炸，我问：“他死多少年了？”

她说：“多少年？黄福茂五岁那年，他就死了。”

我问：“他是咋死的？”

她说：“出民工去修水库，马车翻了，砸死了，他也真就没得到好死，我后悔当初让他发了那个誓。要是细想想，他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发这样的誓，这不是害他么！”

我笑了，说：“他当初咋违背自己的誓言的？”

她也笑了，说：“这年刘秀琴生了黄福茂，我们都很高兴，好好待承她，她呢奶水也充足，孩子长得白胖白胖的。半年后有天晚上，他喝了半斤酒，眼睛都喝红了，他就说：‘有个话要对我说！’我心不知咋的，当时就咯登一下，想把他的话岔过去，就说：‘你喝多了，早点歇着吧！’他说：‘我得跟你说，我黄财对不起你了，你看儿子这么大了，人家刘秀琴也舍不了孩子，不想走。我又不是财主，一家也不能养两老婆，你说得咋办？’我就急了，我说：‘当初咱们不是跟她讲好了吗？’”他一边撮牙花子一边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我的意思，我和刘秀琴在一起过，你在一边单过，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还跟以前一样，就是避避人的眼目。’我说：‘那不行！’他就啥也不说了，躺下就睡了。”

我问：“后来呢？”

她说：“没出几天，农妇会的人就来了，她们一来，我就知道咋回事了。”

我问：“咋回事？”

她笑了，说：“还能咋回事，这个老黄，跑到人家那里去告我了呗，告我和日本人的那些事。农妇会叫我过去一趟，我就过去了，人家就逼我跟他离了婚，我当时死活没干，回到家一看，啥啥都搬走了，他就跟刘秀琴过上了。”

我问：“后来呢？”

她说：“老黄没了的时候，黄福茂才五六岁。第二年，刘秀琴就走了，她狠心地把孩子撇下，赶黑一个人走了。第二天天亮，满屯人都听到他像狼似地嗥，我就把他抱过去。”

我点了点头，赞叹地说：“你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啊！”

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几年后，我偶尔来到太南村，想起了吴老太的事，打听一下有关她事，在场的人竟都不知道，我不想说就是那个曾给日本人当慰安妇的那个人，就想起黄福茂，说就是黄福茂的妈。有人笑了，连说知道知道，她早死了，黄福茂也不在这里了，他带着全家都去一个遥远的城市打工了。

我又想问问那块碑的事，想了想没问。这天黄昏，在乡里的食堂吃过饭，就同乡里搞宣传的小李一道走进田间小路，这时是九月份，田野因为半熟的庄稼而显得厚重了，起伏的平原密密地驮着密密的庄稼奔向了天边。太阳落下去了，起伏的地平线上凝然不动地呆亮，衬得大地一片苍黑。天上那层薄薄的云彩红了，一直红到我们的头顶。

小李说天一黑，蚊虫多，还是往回走吧，我摇了摇头，说看这景色多美，在城里是看不到的，走吧，这样的美景不享受享受，太可惜了。

其实我早就望到了那块青石碑，因为它差不多有一米多高，它在暗绿的庄稼衬托下显得孤孤单单地又小又白，这块白就在我眼里摇晃着大了起来。

小李说前面是坟，我说去看看那块碑吧，小李说那有啥看头，可他还是陪着走向那块碑。

然而令我无比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块空碑。

那块青石大碑立起来了，不过没有把我写的那篇碑文刻上去，村里很多人都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要刻了，若是刻了，又立在那里，是丢整个村子的脸。黄福茂叹了一口气，就夹着几张黄纸来到坟前，烧了纸，磕了几个头，对着那个小土堆说：“不是我不张罗给你刻碑，屯邻都不让，我也没办法。这些儿，你要是有灵都能知道，要是没灵，立不立碑也没有啥用！”

这块青石碑虽说不刻了，可还是不能留，留下墓碑，可是不吉祥的，黄福茂就请来左邻右舍，把这个碑立在那个小土堆前，碑上原来用红油漆写了几个字。可几年后，漆就脱落了，它就成了一块干干净净的空碑。

我站在这座空碑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小李很吃惊，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在往回漫步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原委讲给他，他沉默了。

“人年岁一大，就变得赖了，本想为她写一点东西，材料都预备好了，可一搁，就搁到了现在。这回，不能再搁下去了，得写出来。写好写赖且不论，就算是满足这位老人生前的一点心愿吧！”我感慨地说。

责任编辑 阿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