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3、根是哪儿，话就是哪儿

《北京话》作者刘一达

闲话少叙，单说老北京人的“老”。远了不说，就说离现在比较近的清代吧。当时的内城，也就是大体现在二环路以里的地界，都住的是“八旗”，按“旗”划分居住的区域。

没有旗籍，也就是说不是旗人，您的官儿再大，比如纪晓岚、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也得住到外城。外城的人也算北京人，但归谁管呢？

原来当时的京城设有顺天府，下辖两个县：一个是大兴县（衙门最早在西城，后来改在东城，就叫大兴县胡同，后改为大兴胡同）；一个是宛平县（就是现在卢沟桥不远的那个古城），外城的人都隶属这两个县，东边的归大兴，西边的归宛平。

所以，您现在看到一些在京城住了七、八代的老北京，籍贯却不是“城”里。如文化名人齐燕铭、罗常培，其籍贯一个是大兴人，一个是宛平人。您别以为他们是现在的大兴区人或丰台区的人，人家二位正经八百是北京的城里人。齐燕铭先生的名字，带出了他是哪儿的人。其实他是蒙古族，姓齐利特。这位京籍文化名人，曾在延安“鲁艺”当过教员，并在那里参与主持创作了京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这两出戏让他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他后来从了政，当过政务院（国务院前身）的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要职。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满族正黄旗人，姓萨克达。在这儿得多说他几句，为什么？因为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在北大教语言学。上个世纪50年代，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他还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赵元任、李方桂并称中国早期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有意思的是，罗先生跟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发小儿”。当时老舍家住新街口的小羊圈（后改小杨家）胡同，十岁的时候，由私塾转到西直门内大街三井胡同口儿的二等小学堂三年级，跟罗先生正好一个班。两个人放了学，常到新街口的书茶馆听书，吸收老北京文化的营养，后来他俩又在国立北京三中念书，是中学同学。两人都是旗人，又志趣相投，自然成为莫逆之交。罗先生还是老舍的大媒。1931年，他把在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青，介绍给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两人结为秦晋。

老舍先生早年在英国教书时，用业余时间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寄给罗先生指点。罗先生的专业是音韵学和语言学，他说“：我本不是作家，老舍让我审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于是，一向谦和的他把老舍的小说，拿给有“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第一人”之称的鲁迅先生。鲁迅是绍兴人，北京话说得不太到位，但对老舍先生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第一部小说，还是给予肯定。虽然比较客气地说技巧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但京味儿文学语言的特色，还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对老舍小说评价的原话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小说后来在当时的《小说月报》连载。

老舍先生对罗先生一直非常敬重，因为罗先生是研究语言的，老舍是运用语言的，所以老舍先生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您从两位先生的客气劲儿，就能看出老北京人是多么看重研究北京话的人。齐先生和罗先生，包括老舍先生，应该算地道的老北京，所以，走到哪儿，都说自己是北京人。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了，还念念不忘祖籍，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如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和先生，一个祖籍福建闽县，一个祖籍浙江萧山。我跟二位大家颇熟，他们生前我多次采访过。二位都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别人问起他们是哪儿的人，王先生总是笑呵呵说自己是福建人；朱先生也谦和地笑道：我是浙江人。其实两位的祖上在京城做过高官，而且已然世居。

类似的还有老北京有名的大商人，如盐商查氏，也就是作家金庸先生的老祖，本籍是大兴，但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人家到什么时候也说自己是海宁人。老“同仁堂”的乐家也如是，乐家人从明末清初就到北京了，但世居多少代，依然说自己是浙江宁波人。

这些根儿在南方的北京人，世居京城几代了，身上也是京味儿十足，如王世襄先生是京城有名的大玩家，但他们在宅门内，其日常起居、生活习惯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南方人的一些习俗。至于说他们平时说什么话，当然是北京话。但他们说的北京话里也杂糅着一些乡音，因为平时在家里，他们的父辈说的是家乡话，代代相传，保留着一些乡音在所难免。俗话说：最难改的是乡音，真是一点不假。

您瞧北京人的构成是不是挺复杂？其实北京话的形成过程跟这个差不多。换句话说，北京话是棵大树，虽然它是在北京的地界长起来的，但它并不都是北京人撒的种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京人就是在北京这地界不停地在流动。

插图李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