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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实事求是领导山东整风运动

2017-09-08黄瑶

党史博览 2017年9期
关键词:罗荣桓整风军区

黄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6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和整风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整风的一系列文件传到山东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山东视察。罗荣桓、萧华一面向部队部署整风学习,一面继续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对山东抗战以来工作的总结。

刘少奇4月初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临沭朱樊(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朱范村)。他是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赴延安途中到山东来调查研究,以解决朱瑞同罗荣桓、陈光之间的分歧和争论的。刘少奇到山东以前,从2月4日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就给刘少奇连续发了6份电报,反映山东领导之间的分歧。

刘少奇到山东同整风有密切关系。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已经收到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的电报指出山东党在过去锄奸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及损失情况后,要求刘少奇“到山东时对此问题进行彻底检查,以纠正山东党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必须从整个思想中、工作中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仅从锄奸工作着手是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刘少奇到山东后,经过调查研究,于4月26日召集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会上,刘少奇就山东五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做了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山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目前山东敌我友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的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地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即将发生更大的困难。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蓄力量,准备条件,迎接国际国内伟大事变的到來。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做好上述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风。

刘少奇到山东来是要通过对山东抗战以来工作的调查研究,以召集罗荣桓、朱瑞等领导人开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因此,必须贯彻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而这也正是整风中需要贯彻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少奇到山东来解决山东领导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一次领导干部的整风。山东整风首先解决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这是山东整风的重要特点。

当领导干部集中精力总结工作时,一一五师一般干部的整风文件学习则由政治部的宣传部门负责布置进行。

对一般干部整风文件学习的情况,罗荣桓不甚满意。1943年1月28日,他在一一五师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整风学习联系实际不够。这固然因为有的工农干部理解力差,有的知识分子干部实际经验差,也说明我们学习不得法,只是在学习文件时片面回忆实际,而没有站在每个实际行动上去联系文件。领导操之过急,想三天完成整风。有的甚至光想整连队,而不从主要干部开始,没有把延安与敌后环境区别开,教条主义地搬用。这些都使我们没有获得必要的成绩。”

重新进行整风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一元化领导。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决定》提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还提出,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认为这样做既可纠正领导的缺点,又可克服在干部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还可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以尽量暴露其反党的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4月1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致电各党委、各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要求改组各级学委会,吸收宣传、组织各部门人员参加,以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为学委会书记,并由专门干部任秘书。学委会领导的重点是中心组的学习,以中心组学习的模范精神和学习心得去推动、督促、帮助中下级干部的学习。指示提出:“讨论时必须一面联系实际,一面联系文件。不能联系实际的学习是教条主义的学习,不能联系文件的学习也不能得到文件中原则的指导。”“在学习的领导上,必须纠正过去完全交给宣传部门和秘书的现象,只整下级不整上级的现象,不顾及具体对象无目的学习的现象,借口工作忙,不努力挤时间学习的现象。”指示要求各单位订出计划,在“五五”前后正式开始重新进行整风学习。

从这个指示看,它虽然起草于“第二个四三决定”之后,但内容完全着重于整风学习,对“暴露的方针”只字未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山东整风比延安晚一步。虽然“第二个四三决定”已经下达,但山东首先是要贯彻“第一个四三决定”。endprint

这一指示下达后,各级领导仍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广大干部的学习上。这是因为从5月17日至8月8日,朱瑞主持召开了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山东各战略区的主要干部都出席了会议,而罗荣桓从4月中旬到7月初去淮南新四军军部请奥地利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断肾病。真正开始重新进行整风学习是在此次会议结束后。

在整风学习中,罗荣桓对于破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整风学习实际上是思想教育,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思想改造。1943年9月5日,罗荣桓在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直属队学习委员会总结会上指出:“整风是最细密的思想改造。”他说,文件学习容易看到成绩,但问题在于联系实际。“我们这里斗争比延安更丰富。我们理论与实际联系更便当,主要阻碍是教条主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

据谷牧回忆:

在1942年学习节(学习节为5月5日)开大会,罗荣桓同志在报告中讲了一个问题: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列主义?罗荣桓同志说:“有人讲,毛泽东同志是山沟里出来的,打仗可以,搞农民运动可以,搞理论不行。这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叫理论?能指导革命实践并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现在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理论,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那种照搬马列主义,在实践中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的‘理论,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要斩钉截铁地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这种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是对中国革命真正有用的马列主义!”说实在话,对罗荣桓同志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直到党的七大以后学习了有关文件才明白,他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罗荣桓同志讲话扼要深刻,但也不咄咄逼人,虽然在大原则上决不让步,对同志、对统战对象却又很宽厚。

罗荣桓把这种山沟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4年7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直属机关纪念中共建党23周年的会上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指出: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为说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罗荣桓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说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列宁主义产生于俄国。在欧洲国家,革命的中心都在城市,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但是中国情况不同。他说: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军阀主义的割据统治,外有各个帝国主义的侵入,划分势力范围,而同军阀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与民主;要有革命的地位,工农的地位,只有武装斗争。还由于资产阶级大地主叛变了第一次大革命,武装斗争要依靠农村这是长期的斗争;游击战要有根据地,造成武装斗争的地方割据,并利用军阀混战(亦是长期存在的),反对四面包围的敌人,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到来;而且规定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这是一条很明确的武装斗争道路。谁要不依照这条道路做,武装斗争必然遭到失败。

要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罗荣桓说:

毛泽东同志在建设红军和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给我们很好的示范。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曾亲自下手去建立连队支部,重视小组在班排的分布,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建立自觉的纪律,巩固官兵一致,军民一体,反对打骂战士,废除肉刑,有了争取俘虏的政策。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革命军队的本质,同一切其他军队、旧的军队完全区别开来,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

罗荣桓指出,建军“并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是经过同军阀主义、流寇思想及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不断地作着严重的斗争”。罗荣桓历数了红军历史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说,教条主义“在抗战初期是严重的,尤其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而宣传着洋八股,强调正规化、形式化,有的准备去同国民党军队溶化起来,传播出旧军队的习气,生长起军阀主义的倾向、单纯的军事观点,就不能不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战士,不爱护伤员。如果我们再不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整风,是很危险的”。

关于反对宗派主义

山东重新进行整风学习时正值实现一元化领导。此前,山东抗日根据地一直未能实现统一领导。在一一五师入鲁前,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亦即一一五师同在上述地区战斗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合编。但是,在一一五师入鲁后的5月4日,中共北方局提出了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领导上述地区的方案。这一方案在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之间加了一层第一纵队。1942年1月,第一纵队番号停止使用。山东统一领导未能解决。此时,形成一一五师领导鲁西、湖西、冀鲁边、鲁南、滨海地区的抗战,山东纵队领导鲁中、清河、胶东的抗战的局面。1942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相对于1943年3月成立的新的山东军区,此处的山东军区以后称为小山东军区),归一一五师指挥。但这一方案仍未能彻底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直到1943年3月,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小山东军区政治委员黎玉任山东省战工会主任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朱瑞仍任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兼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山东省战工会合署办公。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在敌后,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军事领导统一了,山东局面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endprint

实现一元化领导后,第一件事就是配备军区机关和二级军区的领导班子。对此,罗荣桓历来主张实行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宗派主义。他常对干部说: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1944年,他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说:“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決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把熟人也来一个大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十分精辟地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

实现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对干部配备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在山东6个二级军区中,胶东、清河、鲁中军区原由山东纵队管辖,除小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建安改任鲁中军区司令员、鲁中军区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舜初专任政治委员外,其余领导人基本不变动。在配备机关干部时,为更好地熟悉和使用山东纵队干部,将小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有法升任山东军区组织部副部长,9月升任部长。原组织部部长梁必业调任教导一团政治委员。此外,卫生部部长白备伍、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均由山东纵队干部提升。

在山东军区的红军干部中,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其中在第一次授衔中,授上将的7人,3人是四方面军的;授中将的30人,6人是四方面军的;授少将的近200人中,有26人是四方面军的,2人是二方面军的。罗荣桓对这些红军干部一视同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他们的爱戴和敬仰。

罗荣桓十分注意新老干部、外来和本地干部搭配,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增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的干部数量多,与当地人民有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民情,在群众中有威信,应大胆放手使用。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清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景晓村等当地干部均为二级军区的领导人。由于对本地干部的大胆使用和精心培养,在第一次授衔授少将的干部中,有72人是山东本地的干部。

罗荣桓对审干的观点和做法

中共中央在“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提出了审干和肃反的任务,但又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

罗荣桓认为“审查干部的着眼点”是:“从言论中去认识,尤其从长期行动实践中去认识,并经常从实践中去审查、充实、纠正及修正结论。要抓住每个干部的不同特点,从思想意识的转变和发展的规律逐渐达到比较完满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不同种类的、不同出身的干部应有不同的要求和着眼点,将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标准分开。领导者着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是否能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

要审干,就必须对本地区的干部政治状况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1943年10月9日,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在整风中审查干部的指示,罗荣桓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对山东干部做出如下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来的;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指示》在指出审查干部、进一步巩固党是当前急务的同时,指出:此次整风,目的不仅是清除奸细,尤在打通干部思想。故必须与整风相结合,强调审查思想、改造思想,在干部的自觉基础上具体指导他们写反省自传,组织坦白运动。

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做出中共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日军和国民党“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的情况下,罗荣桓认为潜藏的坏分子是个别的。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小册子传到山东,罗荣桓翻了翻就决定不下发。因此,山东没有搞抢救运动。

这么说是否可以不进行审干呢?不是。罗荣桓认为审干还是必需的,特别是在机关的机要、组织、锄奸、一科(作战科)、电台、秘书,这些行动部门,应首先进行审查。审干主要是审查思想,改造思想。其方法则是按照上级要求写反省自传。为了解上述要害部门的干部,罗荣桓曾批阅了他们的自传。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按照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在一些干部中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至于贯彻“第二个四三决定”提出的通过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问题,罗荣桓决定在1944年6月15日至10月1日举行的山东各战略区的主要干部出席的分局军事工作会议上,采取小型座谈的方式,以发扬民主,总结山东抗日战争的经验,并准备自上而下逐步推开。而对通过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办法,山东没有执行。

“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为终结”

1944年9月5日左右,舒同由延安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9月6日,罗荣桓、黎玉、萧华致电毛泽东:“舒同同志来此,对我们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有极大帮助。我们意见,留在分局工作,并请决定舒同同志参加分局委员会。”9月14日,毛泽东复电:“舒同同志参加分局为委员,中央前已决定,可照来电分配工作,不必去华中。惟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这些均请你们及舒同同志注意。”endprint

舒同到山东后,任山东分局委员,分工负责整风。于是,已被搁置的通过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即所谓“暴露的方针”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0月13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致电胶东、渤海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告山东前一阶段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并根据“第二个四三决定”,提出今后的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这一决定当时简称为“双十三决定”。

11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致电胶东、渤海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山东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要求“继续贯彻暴露方针”,“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以达暴露内奸的目的。这一《补充指示》所批评的某些领导同志实际上包括了罗荣桓。

罗荣桓决定首先在一些非战斗部门试验

尽管“暴露的方针”来自“第二个四三决定”,但是,罗荣桓持保留意见,不赞成全面铺开。按照上述毛泽东9月14日复电“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的精神,罗荣桓决定首先在一些非战斗部门试验。试验的单位有中共山东分局兼省行政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办公厅、卫生部、大众日报社。

办公厅只有几十名干部。动员发扬民主时提了一个口号:“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开始,一些干部对领导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不久便被极端民主化的风潮淹没。有些干部在会议发言、墙报中讽刺、谩骂、挖苦领导干部。他们提出要按照“三三制”的方式(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对领导有意见的所谓“积极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改组支部委员会。他们还把领导和被领导看成“成分”的不同,说干事是基本群众,应掌握支部的脉搏。于是,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即同领导越对立就越显得是积极分子;真正从党的利益出发的积极分子却被责骂为“狗腿子”,遭受孤立和打击。

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支委会分析了干部的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谩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即王若望,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因曾受批评而对领导不满,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他们在王若望的鼓动下,也跟着王若望对黎玉进行谩骂、攻击。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出席了办公厅民主检查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王若望的错误思想。他针对王若望等提出的所谓“三三制”意见,明确指出:“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建立在共同抗战、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并未取消各阶级、阶层的独立性,所以‘三三制内部有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这次的发扬民主是要把党内不完善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生活推向前进。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是通过马列主义思想上的一致,加上组织上的物质基础巩固起来的,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所以党内民主是为了更加巩固发挥党的一元性、组织性与集中性,是与党外民主完全两样的。”

另一个试验单位是卫生部。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最后会议出现了冷场的现象。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后建议结束。舒同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运动既然不能收,在会上有的干部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舒同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又气又急地回答:“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这时,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罗荣桓对卫生部的情况有点不放心,对谷广善说:“这一次你们卫生部单独行动。你们民主会开得那样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当时,敌人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路。谷广善急忙赶回去做了反“扫荡”的紧急动员,宣布民主会暂停,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反“扫荡”结束再接着开。经过七天反“扫荡”的考验,证明在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非坏人,有的还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领导干部的威信又恢复了。

经过试验,罗荣桓感到在山东敌后不宜采取延安的做法

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对于在延安搞暴露方针的是非,没有发言权。但他坚信,这种方法不适宜于山东敌后。

依据“第二个四三决定”和9月14日毛泽东复电指示,结合山东实际情况,罗荣桓对山东整风和审干连续发出三封电报。

12月21日,罗荣桓致电各区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把整风作为审干的基础,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很容易走上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逼供信。”他还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的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限制是因为当时鲁中、鲁南、滨海已连成一片,而且山東分局机关就在滨海地区,易于掌握。

1945年3月12日,山东分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宜发动”。“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

3月15日,罗荣桓以山东分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民主检查的情况。他首先回顾了发扬民主的过程。罗荣桓指出:“我们在开始提出发扬民主,是分局军事工作会议采取小型的座谈的方式,初步求得各级领导的上下通气,克服上下脱节的现象,是准备由上而下逐渐地推广起来。这与此次运动后来的迅速展开,成为群众性是有出入的。”运动的迅速展开起于何时?电报说:“在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缺点的。”即起于“双十三决定”发布以后。缺点是什么?电报说:“如果把发扬民主只是强调出审干的目的,强调出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这是错误的。”

罗荣桓指出:“在运动中偏向很大,如极端民主化,否认领导、打击领导、侮辱领导、毁坏领导,不要组织,不守纪律,都成为一时的风气。”他指出,存在上述问题同领导的缺点密切相关。电报说:“领导上存在许多缺点,有些是严重的,尤其是官僚主义的生长,自满麻痹的脱离群众,故引起干部存在对立的思想。因此在各单位偏向之大小,是与各个组织领导的缺点严重的程度相一致的。还由于我们原来的整风是极不平衡,因此偏向之大小,这也决定于我们各个组织领导上的整风如何为标帜。有的组织领导上,自己就没有很好地整风,光要下头整风,甚至使某些人感到整风是增重了包袱,也激起一些不满。”他还指出,发生这样的问题同各单位机关中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着绝对的优势有关,虽然也经过战争的锻炼,但思想上没有提高自觉,考虑个人前途,长期不安心工作。此外,在战争环境,民主受到限制,没有民主习惯的养成,对民主的认识不可能正确。

罗荣桓指出:“分局因发觉缺点,防止错误,于是很快地提出了发扬民主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并规定这一运动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为终结。”这正好同1943年康生在延安提出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完全相反。

罗荣桓在领导山东整风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既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又避免了在延安曾经出现的偏差,取得了比较圆满和丰硕的成果。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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