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毅英　童顺平

摘要：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核心与基础，一流大学的多寡又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探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和对策，可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和新视野，还能为供需失衡寻求新的平衡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是由供给主体、供给链条和供给关系链等要素构成的网状供给链。供给主体是一流学科建设的主体，包括政府、高校与社会；供给链条是一流学科建设的资源输入通道与产品输出通道，由政府政策链、高校服务链和社会支持链构成。当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内部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使得一流学科建设不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亦不符合需求端的期许与实际标准。因政策链和支持链不与市场对接，故其出现的问题较隐蔽且不易被发现。而高校服务链一端连着政策链和支持链，另一端连着市场，其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一流学科标准，通过“需求侧”便能得到答案。在内部供给关系链中，每一供给主体和链条都有互补作用，但只有在其他主体或链条失灵的情况下，互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鉴于此，着力从政府政策链、高校服务链、社会支持链、主体关系链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關键词：“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供给侧；供给链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4-0010-07

收稿日期：2017-03-28

作者简介：武毅英（1959- ），女，江苏连云港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专家委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经济、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童顺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位居世界前列，但整体水平偏低的状况一直倍受各方诟病，尤其是规模体量与质量水平不相称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达不到高等教育强国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要求。鉴于此，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即“双一流”）的建设。一年多来，“双一流”建设不仅成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而且也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新契机。“一流学科是构建一流大学的核心与基础，办大学就是办学科。”[1]“一流的人才从一流的学科走出，一流的成果从一流的学科产生，一定数量的一流学科才能真正支撑起一所一流大学并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2]可以说，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要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就必须从一流学科这一基础性工程抓起。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高水平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就意识到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曾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但当时的主流意向更倾向于外延扩张，以为办好巨型大学就是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从而错过了内部学科建设的最好时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而客观的认识，一些高水平大学更是瞄准“世界一流”标准在推进学科建设。有学者认为，一流学科建设，“只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达到一流，单独搞一流标准只能偏离方向。”[3]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世界一流学科必须进入ESI排名前1‰；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确定的世界一流学科标准，排名必须是进入ESI前10%（含10%）以内的学科。可见，国际标准比国内标准要求更高。

那么，依照国际标准，我国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现状究竟如何？据武汉大学赵蓉英、郭凤娇最新发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报告（2015～2016）》显示：我国已有部分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但占比差异较大；进入ESI排行学科数及学科竞争力与美国比还有一定差距；多数学科的发展在世界上还较落后[4]。莫蕾钰、洪成文基于InCites数据，通过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与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国际数据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大陆顶尖大学与美国公立顶尖大学在整体实力与分学科实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大陆整体科研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5]。张伟等人以ESI最新学科评价数据为基础，从学科、高校和区域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与潜力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ESI设置的22个学科中，我国高校入选1‰的学科有9个，化学、工程、材料和临床医学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学科水平；其他新兴学科、综合交叉学科、空间科学等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6]。邱均平、楼雯通过对2006～2013年进入ESI排行的学科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目前看来，只有北京大学这样个别的大学，在学科建设全面性和优异性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标准；就学科来说，也只有工程学、材料科学和化学这样个别的学科达到了能跻身世界一流的标准，而这些都与世界科研强国美国、英国存在巨大差距。”[7]

综上，我国能跻身世界一流学科的数量偏少、占比偏低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要推进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流学科在数量、占比上的差距，就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且不能囿于传统的思维与改革套路。鉴于此，我们尝试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问题，或许可以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和新思路。

二、“供给侧”改革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与新思路

“供给侧”改革是出自西方经济学的术语。“供给侧”改革即从供给一端或供给一方进行的改革。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倡导、研究和传播“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被称之为“供给侧”经济学派。根据贾康等人的研究，“供给侧”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开端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但凯恩斯主义兴起后遭到否定；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重新兴起，但很快再次湮灭于“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供给侧”学派又重新回归[8]。根据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周刊》所称，“供给侧”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裘得·玩尼斯（Jude Wanniski）等人，他们强调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更能振兴经济，进而主张政府降低税收、削减政策开支、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

国内经济研究专家贾康等人在研究和继承“供给侧”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问题和对策而创立了“新供给经济学”及其学派。2013年1月，贾康等人发表题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论文。同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相继成立。很显然，“在中国发展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派，绝非脱离轨道的偶然，而恰是沿着历史的长周期和发展逻辑，实质性地构成了‘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9]新供给经济学派的相关研究表明，有效供给比有效需求更能促进经济发展。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中低速增长、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新增劳动力就业低迷的新常态，新供给经济学派主张政府从“供给侧”入手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提质量、去产能和去库存来推进新一轮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政策主张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界的呼应。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使得“供给侧”改革变得“炙手可熱”。应该说，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初衷是用于解决经济领域的供给问题（如产能严重过剩，产品质量普遍不高，产品结构不合理等）。但是，“月亮出来亮满天”，许多社会科学都将之引入进行相关问题的分析探索，使得“供给侧”改革几乎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热门话题。一些研究者也将之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如田书源[10]、黄美娟[11]、马世洪[12]、刘亮[13]、刘玉颖[14]等。

以上文献分析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将其理念和改革方法引入其他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鉴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十分强调以改革为动力、以方法和创新为路径，故本文将“供给侧”改革视角引入一流学科建设的研究中，试图在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环节找到问题，为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思路。

三、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及其结构

经济领域的供给侧与教育领域的供给侧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构成要素和运行规则却是相通的，都是由供给主体和供给链构成的网状结构，其输出的终端产品是否符合市场标准和需要，将由需求端决定。一流学科建设是否达标，将由国际公认的标准所决定。

（一）经济领域的供给侧及其结构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对应概念；同样地，“供给侧”与“需求侧”也存在对应关系。一般而言，“供给侧”指商品、服务等终端产品的供给端或供给方；“需求侧”指商品、服务等终端产品的需求端或消费方。商品、服务的供给侧存在诸多主体，如向市场提供终端产品（商品、服务）的生产方（企业），以及向生产企业输送各种资源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银行、供应商、制造商、仓储方、配送中心、分销商以及渠道商等。这些主体有的提供资金，有的提供原料，有的提供仓库，有的提供配送服务，有的提供销售服务等。围绕终端产品供给，这些供给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信息、服务等供给链条与供给关系，并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网络状供给链，经济学称之为“供给链”。通常情况下，供给侧提供产品，需求侧购买产品并消费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处于大致的平衡状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供给侧提供的终端产品不符合需求侧需要，或需求侧对终端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为保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大致平衡，就需要对产品的供给侧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变革，即所谓的“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对产品的供给链进行综合性调整与变革。

（二）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及其结构

如果将“一流学科”视为向国际高等教育市场提供的“终端教育产品”，那么，围绕一流学科建设就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概念；一流学科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也就存在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内在关系，即供给端出现的问题会从需求端得到反映和反馈，需求端的利益诉求也会引发高等教育供给端的回应。一流学科的供给侧实际上包括了向市场提供终端教育产品的高校，以及向高校输送办学资源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与社会等。其中，政府提供政策、办学经费、信息等；社会提供学费、舆论导向、舆论维护和第三方评估意见等。“教育供给侧与经济供给侧一样，内部都会形成一条供给链。”[15]由于一流学科供给侧主体中，政府主要为终端教育产品提供政策，高校主要提供服务，社会主要提供支持，因此其对应构成的内部供给链，还可分别称为政府“政策链”、高校“服务链”和社会“支持链”。此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链条之间的相互连接还形成了内部“关系链”。由此，围绕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实际上是由供给主体（政府、高校、社会）、供给链条（政策链、服务链、支持链）和内部供给关系链等要素共同组成的一个相互交错的网络状供给端。这个供给端我们称之为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

（三）一流学科建设供给链的功能与作用

客观地看，在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内部，各个链条的功能、作用并不相同，但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均对一流学科建设产生影响和作用。政府的政策链由各级财税、教育行政、直属机关构成，主要负责向高校提供一流学科建设所需的政策、资金、战略和信息，并对一流学科建设发挥导航、调控、监管、治理和扶持作用。高校的服务链由各级各类高校构成，主要负责向国家和社会生产、提供符合要求的一流学科产品。因各校历史、类型、水平、目标、定位和功能不同，向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学科产品质量也各异。社会的支持链由政府和高校之外的宣传媒介、民间团体、协会行会、第三部门、企业、学生个人和家庭共同构成，主要承担为高校提供舆论导向、环境维护、社会保障、物资补充，以及评价、接纳、消费和反馈的责任，对一流学科建设起支持、维护、保障、评价、反馈和监督作用。一流学科建设的内部关系链经常被忽视，但其对一流学科建设所起的作用却十分明显且不可取代。关系链主要是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协调、平衡、补位、衔接和保障的作用。由于一流学科建设各链条是作为整体在发挥作用的，只要其中一根链条断裂或链条之间衔接不畅，就可能出现内部供给关系的紊乱。此时，关系链在其中起连接、补位和平衡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

四、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供给链问题检视

如前所述，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实质上是由供给主体（政府、高校、社会）、供给链条（政策链、服务链、支持链）及内部关系（支持链）等形成了一个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状供给链。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之所以还不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根本原因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供给链在诸多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政府政策链的问题

一是政出多门，提供的政策和信息不准确。如关于一流学科建设，政府印发的文件有的说是“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的文件说是“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提法不同，容易引起高校的误解和误判。二是没有提供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政府关于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政策，其建设理念、建设制度、建设标准、建设对象和建设重点等只有统筹方案，缺乏科学详尽、可操作、可实施的顶层设计。政府政策遵循的是行政逻辑而非学术逻辑，以实用为目的，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学术本性考虑不够，而且相关政策未经学界充分讨论便匆匆出台，造成学界政界看法不一。三是各级政府分工和职责不甚明确。围绕一流学科建设，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向什么样的高校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信息、提供多少建设资金和物资支持、又如何抓督導和检查、怎样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责与分工。四是以政策链取代其他。各级政府在提供政策、信息，或进行宏观调控、规划和管理的时候，仍是一家独大或自己说了算，在法律关系上未摆正政府、高校、社会的平等关系，出现政策链取代服务链和支持链的现象。

（二）高校服务链的问题

高校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生产性”主体，但是在一流学科建设的各环节都存在不少问题。从投入环节看，多数高校对如何抓、怎样抓一流学科建设心中无底、对象不明，导致在投入上陷入“两难选择”：若只重视原先排名靠前、发展前景看好的学科平台投入，则易导致学科的分层与分化；若注重公平，各学科平均投入，虽对学科整体或弱势学科有益处，但又会损害一流学科建设效率，尤其不利于发展优势与特色学科。从生产环节看，科研成果的生产重数量、轻质量；科研评价指标重刚性、轻弹性；学科建设重硬件、轻软件；学科导向重国际、轻本土；智库建设重政策解读、轻理念引领；理论研究重模仿、轻创新；研究机构重平台、资金和项目，轻基础设施与人员匹配。从产出环节看，学科建设投入大，产出少，产出效益和效率均不够理想，向国际、国内、社会各界所供给的符合其需要和预期的一流学科产品（包括先进理念、创新成果、合作平台、特色学科、一流人才等）不多或不足；相反地，一些重复设置或低水平建设的学科产品则大量充斥市场，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社会支持链的问题

一是主体意识淡薄。社会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主体，在参与一流学科建设方面主体意识相当淡薄，很少主动参与一流学科建设，甚至认为“与己无关”，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回应。二是供给职责不到位。对高校一流学科学术生态提供的建设、保护和维护职责履行还不够到位，尤其在媒体宣传和舆论导向方面，常以负面宣传或新闻炒作为“噱头”。三是社会评价机制不成熟。针对高校学科排名的社会评价及第三方评估刚刚起步，制度建设和评价机制尚不成熟，其规范性、权威性和影响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四是捐赠热情不高。欧、美国家的高校每年都能获得数量不菲的捐赠；而我国社会对高校捐赠的热情、积极性不高，为数不多的捐赠，主要也是基于“学缘”关系的原因，比较少有非“学缘”关系而向高校提供捐赠的社会团体和个人。而且，多数捐赠针对的是高校的硬件建设，很少有针对高校管理、学科建设等软件方面的。五是反馈不及时。社会作为接纳、消费、评价和反馈产品质量的需求方，未能及时、有效反馈学科产品的质量状况，因而也不能起到引导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四）主体之间关系链的问题

一是主体发挥作用不平衡。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供给侧各主体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发挥作用。当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主要由高校承担，这对高校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直接影响了一流学科建设的质量与水平。二是“政-社-校”共建机制没有确立。政府、社会、高校是利益共同体，本来应该共建一流学科，但现实是“一头热一头冷”，最热的是政府，高校被牵着鼻子走，社会对一流学科建设“不感冒”，“政-社-校”共建机制没有形成，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路。三是主体地位不平等。一流学科建设供给链各主体职责不同，但地位应平等。政府有时在其他链条未断裂或缺位的情况下，就“越位”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指手划脚，造成一流学科建设各主体地位的“事实上不平等”。四是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亲疏”会导致一流学科建设资源流向和配置的巨大差异，进而使不同大学、同一起点的学科在建设水平和质量上产生明显差距。这种基于“关系亲疏”而不是“效益”“效果”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一流学科建设有害无益，也是关系链需要改进的问题。

上述问题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成为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整体上落后、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病灶。“一流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向市场提供的“终端教育产品”，其落后状态导致的结果是供给端提供的学科服务和产品质量不符合需求端的期许与实际需求。这客观上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五、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改革思路

针对以上一流学科建设中供给链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改革思路：

（一）政府政策链的改革

政府作为一流学科建设供给链主体，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科学规划、顶层设计、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进行必要的督导检查，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因此，改革政府的政策链可从如下方面着力：一是要明确其“掌舵”职能，正确引领当前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与未来发展方向。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依托具有创新性、交叉性、前沿性、引领性的“大项目”[16]，通过创新团队、资金支撑、平台构建等加快一流学科建设的进程。二是要确立分权与共治理念，一方面落实一流学科建设自主权，另一方面建立“政-社-校”相互协作、配合的共建共治机制。“政府的善治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17]政府只有敢于分权、共治，崇尚、推行善治，主动转变职能、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才能为“政-社-校”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一流学科共建共治机制提供可能和实质行动。三是要重视政策、资金、信息供给的实施成效、效率与绩效，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督导、检查和验收，做到“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学科间的差异，在投入模式、产出预期、建设周期等方面，均要有所区别”[18]，还要及时开展评估、反馈。评估、反馈跟不上，政策的成效、效率与绩效就会大打折扣。四是应尽早建立一流学科建设动态调整机制，使一些新兴、交叉的学科能找到自己的归属，也使一些原创的、有中国特色的二级学科能调为一级学科，使之在知识体系建构上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空间。

（二）高校服务链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奉行追赶发展模式。“大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用少部分资源做最需要的事情”，“在‘选优理念的导引下，采取同一性模式有其现实性。”[19]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服务链改革，关涉高校内部诸多方面要素，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一是做好改革顶层设计。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服务链改革，涉及理论层面（如改革的理念、目标、标准、评价等）以及实践层面（如一流学科建设的投入、生产、成果产出和产品供给等）的很多问题，必须有系统观念、全局观念，科学统筹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防止改革的空泛化、片面化和碎片化。二是调整学科结构。重点在于对趋同的、重复的、低水平的学科进行整合甚至撤销，对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优势鲜明的学科进行重点投入，对具有一定特色、发展空间较大、市场尚有明显需求的学科进行调整，并根据学校实际与市场需求及时增设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通过学科结构调整为一流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三是提升办学质量。没有一流的办学质量很难孕育出一流的学科。高校要通过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以办学质量提升推进学科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四是完善内部治理。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制度保障。高校内部一流学科建设治理的关键在于，要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边界，适当弱化行政干预，让学术权力真正成为“学科建设”的主体和治理结构的核心。

（三）社会支持链的改革

社会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主体，其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一直不为人重视，导致社会“游离”在一流学科建设之外。社会活力可以施展的空间有三个维度，从思想观点、对策建议方面解决问题的建言进策维度；从行动实践、补位跟进方面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维度；从促进公开、强化监督方面解决问题的社会监督维度[20]。改革一流学科建设社会支持链的关键在于，彰显社会主体地位，激发社会应有活力。为此，改革一流学科建设支持链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在建言进策、实际行动、促进公开、强化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有关学会、研究会要关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组织专题调研等，积极为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帮助其更好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要积极参与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诊断与评价，为其提供公正、权威的评价信息。企业、社会团体、个人要加大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捐赠、信息反馈、意见表达等，为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积极报道宣传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措施、有效做法、动态信息，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生态环境。社会还应对学科产品的质量、标准、规格不断提出新要求，促使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朝着创新、变革、进取的方向变化。

（四）主体关系链的改革

“当组织创新要求与其自有知识存在较大缺口时，往往会寻求伙伴结成战略联盟，利用联盟中的知识实现创新和发展”[21]。关系链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特殊且不可取代。因此，改革一流学科建设各主体之间关系链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顺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经验表明，仅依靠政府来协调三者的关系，可能又会落入行政干预和行政逻辑的怪圈。因此，要理顺三方的关系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专门法律，以立法方式协调三者关系。“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22]。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内尚没有专门法律用来规范和调节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办学行为，明确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政府权力强势、高校权力弱势、社会权力失势留下了极大空间。因此，改革一流学科建设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链，最关键的是要从法律层面合理界定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活动边界和职责范围，进一步明确各建设主体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改革一流学科建设各主体之间关系链的有效举措，也是凝聚政府、高校、社会各方面能量有效实现一流学科“政-社-校”共建的基础和保证。

六、结语

总之，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与基础，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内部（政策链、服务链、支持链和关系链）均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使得一流学科建设不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亦不符合需求端的期许与实际标准。针对一流学科供给链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供给侧”改革，能够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对改善一流学科供给生态、促使供需双方达致新的平衡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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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