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海兵 裴静蓉

晋阳故城古城营村西夹子地战国墓葬人骨研究

□原海兵 裴静蓉

古城营村西夹子地战国墓葬，位于山西太原晋阳故城西城墙以西约200米处。2013年发掘的M1、M2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为南北向，葬具均有棺、椁两重，人骨头向均向北。其中M1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壶 2件、豆 2件、鼎 1件，M2为单人仰身屈肢葬。两座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晋阳古城战国时期的城市范围、布局及规模提供了重要线索[1]。鉴于出土人骨保存较好，2013年年底我们将人骨标本运至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类学实验室，在室内对其进行了人类学的观察与鉴定，结论如下：

保存状况。标本整体保存相对较好，但由于受埋藏环境影响，骨骼大部分残损，如颅骨大部分保留，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碎裂现象；长骨大部分保留，但两端大多残损；其肩胛骨、肋骨、椎骨、手骨、足骨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为测量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观察标准。我们对人骨标本性别及年龄的观察与鉴定主要依据吴汝康、邵象清等在有关论著中提出的相关参照标准[2][3]。性别的鉴定主要依据骨盆及颅骨的性别特征，年龄的鉴定主要依据耻骨联合面形态、骨化点的出现和骨骺的愈合、颅骨骨缝的愈合及牙齿的萌出与磨耗等情况综合判定。此外，笔者采用肉眼与放大镜、显微镜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对标本进行了病理、创伤和异常形态的检查。

性别与年龄。M1：根据该个体耻骨下角形态以及颅骨枕外隆突发育粗壮、眉弓发育较为粗壮、乳突较大等综合判定其应当为男性个体。另根据其耻骨联合面形态已达十级，再结合牙齿磨耗较为严重的情况，如左侧上下颌第一臼齿磨耗已达五级，第二臼齿磨耗已达四级，但右侧受上颌第一、二臼齿缺失的影响，下颌第一、二臼齿磨耗相对较轻，但磨耗也已达三级且偏重的状态，综合判定其死亡年龄在45～50岁。M2：根据该个体盆骨的坐骨大切迹形态以及颅骨枕外隆突发育粗壮和其他骨骼的发育情况综合判定，该个体当为男性。另外从该个体的牙齿磨耗情况来看，其上下颌两侧的第一、二臼齿磨耗均达四级且偏重，左侧磨耗略重，据此判定其死亡年龄当在50岁左右。

古病理观察。M1：存在于该个体骨骼上的病理改变主要有口腔疾患、脊柱的退行性骨关节炎和下肢胫、腓骨的骨折三种。

口腔疾患。该个体上颌左侧门齿部位可见齿槽脓肿造成的骨质融合，且在齿槽唇侧形成明显的瘘管；上颌右侧第一、二臼齿缺失，其齿槽部位可见明显的齿槽脓肿骨质融合现象。下颌左侧犬齿可见明显的根尖脓肿，且在齿槽唇侧形成明显的瘘管，瘘管边缘延伸至左侧侧门齿远中面和第一前臼齿近中面的齿槽边缘。

退行性骨关节炎。该个体颈椎的第四、五、六、七椎体边缘以及上下关节突边缘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赘滋生；胸椎的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椎体上下边缘均滋生不同程度的骨赘，且呈由上及下渐重趋势；腰椎的第二、三、四、五椎体上下边缘及关节突边缘有不同程度的多孔和骨赘滋生等退行性骨关节炎表现，且基本呈由上及下表现渐重的状况。

骨折。该个体右侧胫、腓骨中段略偏下部位可见骨折且已完全愈合的痕迹，愈合部位中轴线稍偏离正常的骨骼形态 （图一），表明该个体的骨折得到了较好的矫正，骨折并未长期影响正常的行走等活动。

M2：存在于该个体骨骼上的病理改变主要有脊柱的退行性骨关节炎、肋骨骨折和足骨跪踞面的功能压力三种。

退行性骨关节炎。该个体颈椎的第三、四、五、六椎体左侧边缘滋生骨赘以及左侧上、下关节突可见多孔且边缘不同程度的骨赘滋生；胸椎的第七、八椎体边缘可见滋生骨赘，而胸椎第九、十椎体可见上、下关节突的多孔性骨关节炎。

骨折。主要表现在左侧第十肋中段偏肋头处（大体位于整个肋骨2/5处）骨折；此外还有右侧第九肋近端处 （大体位于整个肋骨1/4处）和靠近远端处（大体位于整个肋骨1/3处）骨折；两根肋骨三处骨折均已完全愈合，且基本形态未发生明显改变，表明该个体的骨折得到了较好的恢复。

足骨跪踞面。该个体右侧第一跖骨的跖骨头关节面上后方出现由于长期活动形成的假关节（图二），又称“跪踞面”，另外其第一趾骨内凹关节面与第一跖骨的跖骨头关节面周围多孔且存在骨质增生病理改变，这种功能性改变被认为可能与人们的跪坐习俗相关。

步骤3 建立目标回波训练样本集z1,z2,…,zL，对目标回波构造描述向量i，wi=1为标准SHNN-CAD，wi≠1为加权SHNN-CAD，根据式(8)、式(11)可得加权SHNN-CAD的NCM值αi和异常程度值pi，同理可得标准SHNN-CAD的NCM值为βi和异常程度值为pbi；

图一 M1胫、腓骨骨折

图二 M2右侧第一跖骨的跪踞面

小结与讨论。通过观察和鉴定西夹子地战国墓葬的人类骨骼标本，我们大体有如下认识：

第一，两例个体均为男性，死亡年龄均处于中年期。

第二，两例个体均存在脊柱的退行性骨关节炎病理改变。一般认为，退行性骨关节炎病理改变与发生位置的过度劳损使用有关，表明该人群可能存在较大的颈肩部、腰腹部的活动强度。

第三，两例个体均存在骨折类损伤，如M1的胫、腓骨骨折和M2的肋骨骨折等，表明其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导致其骨折创伤的暴力行为。联想到两座墓葬墓主人身处的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当时的一些暴力活动。

第四，从两例个体骨折愈合的情况来看，骨折部位愈合较好，未发生明显的愈合错位。以此来看，墓主人受伤以后应当得到了比较好的照顾，其骨骼恢复状况良好。这可能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骨折类损伤已经有较好的处置方法。

第五，从M2存在的足骨跪踞面来看，当时人们可能存在跪坐行为。目前来看，类似的骨骼功能压力改变在殷墟大司空和刘家庄北地的殷墟中小墓商代晚期人群中大量出现[4]，此外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时期人群[5]、安徽霍邱堰台周代人群[6]、山西左权石匣东周墓葬以及重庆巫山曲尺大水田战国墓葬中都有发现，表明这种行为改变在商代以后的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内可能有逐步扩散蔓延的趋势。

本文标本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裴静蓉同志提供，谨致谢忱！

[1]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2]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人体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1984年。

[3]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4]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5]王明辉：《前掌大墓地人骨研究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 (上、下)》，文物出版社，2005 年。

[6]原海兵、朱泓：《堰台周代遗址人骨研究》，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附录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