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立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旅美文群的基本特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陸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政策，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民众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二十世纪60 年代中期到80 年代中期，将近15 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1追求富饶自由的生活和个人前途当然是留学和移民热的普遍心理动因，但相关学者也分析指出，“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2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盛行并影响深远，出现了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丛甦的《盲猎》，欧阳子的《考验》等作品。70年代后，台湾作家意识到应越出早期留学生文学的限制，在题材和创作方法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转变，“将视野推及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身处的这个异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且更关注地推向彼岸——自己来自的地方：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大陆，就深度来说也是由异国飘零的生活感受层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异、认同、民族主义、历史等等较深刻的问题”。3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经明晰地指出50-70年代台湾旅美文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4我以为，白先勇的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的情况，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0-70年代赴美的台湾作家当中，不少人自身或父辈有着从大陆到台湾的流亡经验，从一定程度上看，出国意味着进一步的自我放逐与漂流，他们必然对复杂诡谲历史背景下台湾乃至中国的命运保持着一份深切的关注。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丛甦、欧阳子等作家将台湾现代派文学叙事弥漫的乡愁理念和荒诞意识延展到了北美新大陆；相当一部分台湾作家群的旅美文学书写了一种现代屈子式的放逐精神体验，他们笔下的海外华人往往身心分离，身躯在新大陆，内心却剪不断理还乱地牵系着原乡，难以顺利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他们以感性形式反省和解构台湾社会的崇洋之风，书写各自在政治和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情怀，传达海外华人边缘人之生存困境和心灵漂泊的痛苦，以浓郁的自我放逐与寻根意识，塑造了“流浪的中国人”的艺术群象。上世纪70年代初期，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起了一场保卫钓鱼岛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台湾留学生也投身其中，如郭松棻、刘大任等保钓运动骨干分子为这场运动付出了可贵的激情和巨大的代价。以“第二次五四运动”自况的保钓运动也影响了海外台湾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注重此前所匮乏的政治和社会关怀视野，为改变台湾作家群文学精神的孱弱质地提供了一股动力。如在张系国、李黎、李渝、平路等作家的部分作品里，就充满中国知识人热切的民族意识和介入精神，也留下了保钓运动的珍贵历史记录。此外，台湾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种种政治变化，大陆的文革和改革开放，也都受到台湾作家群的高度重视并体现于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创作中。总体而言，台湾作家群内在地呼应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域外写作）浓郁的家国忧患意识，承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啼泪飘零”、悲凉郁愤的美感传统，也铸造了迄今为止台湾作家群最为显赫的成就。这些大多接受过英美式西化教育的台湾知识分子，带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到这个自由、陌生而异己的国度，得以反顾包括“五四”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在生存与文化的双重压力下重新反省和定位自己的归属性，在大洋彼岸关注着海峡两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民族忧患和认同焦虑因而浓墨重彩地铺陈出他们汉语写作忧郁激愤的苍凉底色。如果承认迄今为止美华文学书写拥有或正在构建某种自己的传统，那么不难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台湾作家群在美华文学史上营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华人美学意识形态，富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意识，揭示了冷战时期流寓海外放逐自我的华人的精神痛楚，也留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技巧娴熟的汉语文学作品。

迁徙异国的人们通常会产生移民休克症等心理症结，这种因生存与文化适应的障碍而发生的精神困扰是任何民族的移民都同样会面对的。但台湾作家群在50-70年代创作的华文文学给予人们的悲情震撼显得格外突出，他们以此奠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美华文学的美感基调。当人们历史性地回溯他们当初的复杂生存境遇以及美学经验，你会发现，那种从白先勇自觉意识到的“流浪的中国人”的漂泊情怀，到马森分析的台湾文学以及绵延至海外文学的“中国结”，以及简政珍提炼出的“放逐诗学”，乃至今天后殖民批评所言说的“离散美学”，也正可以形容台湾作家群美华文学写作的精神内核。阐释的意义在于保存文化价值并使之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5对于台湾旅美作家群的域外写作而言，解析其华文创作范型所蕴含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认识其历史局限，分辨其间丰富的文化主题及其变迁轨迹，仍是当今研究者需要深入考察的课题。

二、认同问题：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

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 Hum 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区隔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在《多重小我》一文中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之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6 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趋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是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規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理想寄托之地。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时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7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一）中美文化夹缝中：边缘人的忧郁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牟去国留美十年，艰辛地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以及许多人向往的美国永久居留权，他却感到深深的失落。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跨越、坎坷的世事历练等情节因素让作品多少有些成长小说意味，但故事的本质却是成长的惨淡和青春的失落；十年异域生活，让一个棱角分明热爱生活的青年变成了落落寡合犹豫寡断的边缘人。可以说，作者对人人羡慕的留美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与反省。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8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尽管主人公已在美国度过十年时光，而他的亲友和整个台湾社会都崇尚美国，他的留美博士身份不仅成为家人的骄傲，也是获得年轻美丽的意珊爱情的保障，但他的内心却拒绝认同美国——除了肯定美国女孩的开朗大方这个优点。留美十年，卑微屈辱的打工磨光了他的棱角剥除了他的尊严，枯燥艰苦的读书生涯则耗去了他的青春，他因此还失去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个人遭遇令他逆反性地排斥美国：“一个中国人怎能在美国落户呢？”（44页）显然，他感到留美对他而言是得不偿失的，他的情感和价值认同都固执地朝向留有自己青春美好记忆的台湾；他希望将事业和未来安放在台湾。但他的这一想法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对立。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受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珂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

作品细腻流畅地刻划了留美边缘人的复杂心态，也渲染并批评了台湾社会过度崇美的氛围。当时这世俗的崇美欲望蕴涵着相当强大的能量，席卷着周遭的人和事物，像一股难以阻挡的洪流；按照作者的观点，它被视为物质主义的美国价值认同和世俗中国的虚荣势利心态的综合体而遭到质疑和解构。小说清晰地表示出对美国式的商业化“恶俗”的鄙视，这从隐含叙事者和主人公对一些人物的描写与判断可明显窥出，比如那些成功留美学人得意炫耀的举止言行往往被描写得令人生厌，甚至其容貌形体也相应的肥胖丑陋俗不可耐；在牟天磊眼里，“太老练，太正常，因此就俗。”（189页）这种对于俗的洁癖式判断反衬了牟天磊心性的清高孤傲。与这世俗力量相对的，则是富有土地关怀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未经污染的传统社会的灵性诗意。如关怀本土的台湾知识分子邱尚峰，他真率洒脱的个性和理想主义的持守令人敬佩，而他的热情对优柔寡断丧失活力的牟天磊尤其富有感染力，他因车祸身亡的结局则渲染了一种悲凉和悲壮气氛；牟天磊孤独忧郁的气质隐含着他对诗意和灵性丧失的忧虑悲哀。这里透露出一种田园化浪漫主义想象与存在主义诗学相夹杂混合的高雅旨趣，只是这旨趣在现实生活中注定曲高和寡。小说主人公本人也并非天生免疫于世俗的崇美潮流，他的反省态度来自他对美国社会现实黑暗面的亲身感知。“以前在台湾时看电影，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豪华，它的现代化，每一种用金钱与科学合制的摩登的享乐，美国都有。羡慕纽约的锥子似的高楼和第五街的橱窗所代表的高级生活，以及赌城五色夜灯下闪烁的高级享受。但是到了美国，去过曼哈顿的黑人区，芝加哥的南面，洛杉矶的瓦兹街，才知道美国的丑恶原来都是藏匿起来的，而一旦发现了之后使人觉得格外的惊愕，因为它所代表的贫穷不亚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贫民。”（210页）这一段看来十分平常的表述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看其实挺有趣，它直观地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后殖民时代强国与弱国间文化传播的不对等现象，这是一种由强主导向弱的单向度文化输入，也是弱对强的文化接受和洗礼，在这种文化传递过程中，强者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有力的阐扬，弱者的自我主体则于潜移默化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动摇和贬抑。美国电影在赚取可观商业利益的同时充分扮演了文化传播的意识形态角色，积极塑造一种召唤弱国民众“现代”欲望的世俗化美国想象。於梨华小说中牟天磊对美国贫富结构的观察和分析，不仅是人物的一种自我嘲讽和否定，实际上也在解构台湾民众美国想象的盲目性和虚幻性。

饶有意味的是，伴随着受辱者的自伤自怜心态，牟天磊眼里的美国往往野蛮、自私、冷漠而异己，他甚至认同姑妈的看法把留学看成是“越洋过海地跑到身上长满了长毛的蛮人的国家里去”。（172页）将异族视为蛮夷乃是东西方都普遍存在的一种世界性现象，但具体情形各有不同。小说中牟天磊认同的民间排外情绪，追根溯源，是古老中华儒雅文明的昔日辉煌业绩在国民中沉淀的一种他者化民族意识形态。晚清以来，崇尚仁义礼仪的孱弱中国遭遇野蛮强悍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是被侵害的弱者，对于列强又缺乏认识，因而自发产生了本能的排外意识和保守消极的阿Q精神。一般而言，这种意识在文化水准不高的底层社会更加明显。接受过西化教育的留美知识分子牟天磊，却退回这种封闭心理寻求平衡，这与其被解读成近代中国人防御性自发民族意识的延续，不如说更是他在美国的失意生活所引发的情绪宣泄。作为知识分子，牟天磊的思考却限于对处境的一种消极犬儒的反弹，包括他软弱地从上一辈的落后观念中寻找慰藉，说明他缺乏对现代世界客观理性的认知。不过无论如何，从人物丝丝缕缕的情绪躁动中，读者不难辨识他明白无误的民族国家认同。可想而知，民族国家意识与去国离乡行为在本小说的语境中是相互矛盾的，有时甚至尖锐地对立着；按牟天磊的观点，留学不仅葬送了他青春时代的甜美爱情和个人幸福感，也不符合他的民族国家认同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小说结尾，邱先生之死坚定了他的民族认同，更促成了他的自我抉择的行动，他决定留在台湾。回归，在此被当作解决人物认同危机的一种选择。从小说整体情绪和情感层面看，这样的抉择是必然的。这也是人物犬儒消极精神状态的一个突破。

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核心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当年牟天磊站在金门的了望台遥望厦门，他百感交集：“这就是厦门。这就是祖国的土地，这就是被多少人想望而不敢回去的地方！在外国的寂寞，‘无根的寂寞中，祖国已不是一个整体的实质，而是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充满着哀伤又欢喜的一种凌空的梦境。……祖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而仅有回忆的梦境。”（168页）这段话可以当作美华文学中“流浪的中国人”形象群以及乡愁书写的一个注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9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多数“流浪的中国人”像他一样，其个体生命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紧密相关，异国遭遇以及与母国分离的现状刺激着他们更执着于民族情感诉求——於梨华后来的另一长篇《傅家的儿女们》，白先勇小说里的吴汉魂、李彤、依萍等“纽约客”，聂华苓笔下人格分裂的桑青（桃红），丛甦作品中的文超锋、沈梦、刘小荃与“自由人”古言泉，张系国小说里的“香蕉人”，以及平路《玉米田之死》里的陈溪山……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体的漂流与内心的乡愁情结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矛盾。直至70年代末，丛甦依然强调海外华人的无根感：“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连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10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知母国土地。然而这种不计后果的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极端的，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劇。

（二）“纽约客”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性视野

白先勇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受存在主义和佛教宿命观的影响，白先勇从本体论范畴看待生命的漂泊和流浪状态：“人一生下来就开始漂泊，到宇宙来就开始飘荡了……”与於梨华相比，他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宿命的悲剧色彩，也在小说中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而苍茫凝重的历史感则是“纽约客”与“台北人”系列作品的共同特质。赴美之初，白先勇就对认同危机感触颇深：“像许多留学生一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都得重新估计。……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11异域的异质文化刺激以及开放的视野，让他更敏感于认同问题的迫切性，也激发了他重认家国历史的自觉意识，促使他蓦然回首凝眸中国传统，以至于“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他沉浸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学中，包括在台湾遭禁的五四文学，“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12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经历出国初期文化冲击之后重新创作的感受：“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十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荷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13《芝加哥之死》意味着他创作的重大转折：从仅仅关注人性本能与抽象命运到渗透民族历史意识与文化忧患感。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情境令他更为焦虑祖国的弱势和落后，异域冷漠的都市文明令他更强烈地认同祖国优雅细腻的历史文化。白先勇身上延续着郁达夫、鲁迅、闻一多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吴汉魂、李彤之死，与《沉沦》主人公的蹈海自沉，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流泻着20世纪流散华人难以解构的悲情。

《芝加哥之死》是纽约客的开篇之作。小说中的芝加哥大学留学生吴汉魂与牟天磊相似，只是他的遭遇更为凄苦，精神创伤更加严重，结局也更为可悲。吴汉魂多年居住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打工、苦读，过着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没有朋友，孤独寂寞，失去了台湾的恋人，母亲去世也没能回去，整天钻研地下室里成堆的外国文学书籍，千辛万苦地熬到了拿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那一天。这一天，他压抑多年的苦闷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以至于惊人相似地演绎了郁达夫《沉沦》中的一幕：在堕入异国妓女怀抱自我作践而沦为物化的中国符号之后，黯然自沉于密歇根湖。不同的是，郁达夫笔下客死日本的主人公仍然保持着纯洁殉难者的身份而呼吁祖国强大，以期民族获救背景下的个人灵魂拯救，他自始至终未改自己的中国认同；而吴汉魂却在梦里将赤裸冰凉的母亲的尸体奋力推进了棺材，他拒绝了母亲的呼唤，拒绝了回归。不必祈求于精神分析学和析梦术，也不难从这个梦魇看到浓烈的隐喻性：不能为母亲送终，是尊崇孝道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不能容忍的罪过，推走母亲尸身的梦中情节，喻示着他对母亲的背弃，他为此陷入极度的痛苦和歉疚；推走母亲冰冷的尸体也隐喻着他原就希望逃脱落后的母国，“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很明显，牟天磊式的回归并非吴汉魂的选择，吴汉魂这个命名就已经明确地为人物规定了无根漂流的特性，实际上是他主动选择了摩天大楼所代表的现代化美国，他推走的不仅是母亲也是母国的象征，在他心中那一切已经仿佛没有生命力的冰冷尸体。可悲的是，“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二十层公寓的地下室去。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湿的霉气。他不能再回去与书架上那些腐尸幽灵为伍。六年来的求知狂热，像漏壶中的水，涓涓汩汩，到毕业这一天，流尽最后一滴。”美国高耸的大厦并不属于他，在那里他只是个落寞卑微的异乡人，只能拥有地下室里坟墓般潮湿黑暗的生活，以及整日与西方“腐尸幽灵为伍”的压抑。背弃母亲，象征他弃绝了中国魂；二十层大厦的地下室以及那些陪伴他“腐尸幽灵”，却又意味着他与西方文明同样相互隔绝无法沟通。在中西文化夹缝之间，他成了进退两难的边缘人；麦克白的独白遂成为他死亡的籖语：“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虚无一片。”他的死是失去情感依托和文化母体土壤的生命个体的必然枯萎，也是异乡人对于荒谬人生的绝望反抗。从《芝加哥之死》，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离散华人的边缘人特征，生存的困窘和精神的虚无使他们的人生如一场梦魇。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的一个有关美国想象的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和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就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目中，与题目的明快相比，小说的内涵却并不轻松。叶维廉认为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在想象中两者都是亲切美好的，經过百老汇街道时，她觉得“不是离家，竟似归家一般”，因为这条街道“听来太熟，太亲切”，那是她想象中熟悉的美国。想象中她与姐姐的相聚将会无比的兴奋和温馨。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姐姐玫伦对她的突然来访没有表现出她期待的惊喜，而是照样出门参加聚会，扔下玫宝一个人去看皇家大厦。此时幻象破灭，摩天楼不再亲切而是显得咄咄逼人，她眼前的皇家大厦“像个神话中的帝王，君临万方，顶上两筒明亮的探照灯，如同两只高抬的巨臂，在天空里前后左右地发号施令。”如果把这两筒耀武扬威的探照灯与文中那两盏精致的中国宫灯比较一下会如何呢？“两盏精致的中国宫灯上，朱红的络缨绾着碧绿的珠子，灯玻璃上塑着一对十四五岁疏着双髻的女童在扑蝴蝶。”比起探照灯的帝王巨臂般的冷酷霸气，宫灯显得多么和平温煦，两个意象巧妙烘托了各自背后的两种文化背景：一种强大、现代、冷酷、富有侵略性；另一种柔弱、精美、和暖、缺乏进攻性。这是玫宝感觉世界反照出的两种文化的错位，也反映着白先勇彼时的文化比较意识。站在102层的世界最高摩天楼顶，玫宝发现：“纽约隐形起来了，纽约躲在一块巨大的黑丝绒下，上面洒满了精光流转的金刚石。罡风的呼啸尖锐而强烈。”玫宝面对的原来是完全陌生的纽约，她陷入了恍惚与迷失之中。其实她更无法接受的是她丧失了从前被姐姐宠爱呵护的那种安全感，美国的生活把玫伦变得似乎不再有人情味儿。玫宝再也无法适应纽约的冷，她“愤怒地将栏杆上的积雪扫落到高楼下面去。”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到白先勇三姐先明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杀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处理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14 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小说结尾也很有意味，在玫宝的想象中，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变成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自己则成了树顶上“孤零零的洋娃娃”。圣诞树上的洋娃娃，一个渺小到可有可无的卑微存在，正对应着这个中国女孩在强大的异文化面前的柔弱孤独与无能为力，显示了作者对人物的深深怜悯。相反，姐姐玫伦是那种已经接受美国文化改造的中国青年，他们正在逐渐美国化；这类人物在白先勇小说中不仅较少得到深入刻划，而且也受到了隐约的谴责。

《谪仙怨》同样书写中国姑娘的海外遭际，这篇作品采用了书信体与旁观者叙述两种叙述方法，制造出真相与假相之相互参照的反讽情境。真实情形是：母亲想方设法借债送漂亮女儿黄凤仪留学美国，但女儿并未如愿学成迈向成功路，而是退学做了陪酒女郎，在异国都市靠出卖色相为生。她的祖国国别变得无足轻重，像个讽刺般地，她常被人当成日本姑娘，在酒廊里还有着“蒙古公主”的美名，被模糊地界定为“东方神秘女郎”以供消费。女儿给母亲的家书报喜不报忧地隐瞒和改写了真相，她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纽约这个“年轻人的天堂”，在那里她活得如鱼得水。有趣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摩天楼意象，但她对之的感受大大不同于吴汉魂和玫宝：“戴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 的人潮中，让人家推起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丁点儿那么大了。湮没在这个成千上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 袁良峻先生指斥这个自甘堕落的人物为“摩登型的民族败类”，15有其道德的理由，作者的叙述策略其实也已经表达了对她的处境的暗讽，只是作者的暗讽还伴随着同情。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东亚人的国别身份在美国常被混淆，黄凤仪任其自然地听任他人模糊地看待她，而在出卖色相的买卖中，她的面容躯体形象直接转化为一种具有商业交换价值的东方情调。身份的模糊和泛化给人物带来了放纵的自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纽约客”，她所理解的缺乏自律随波逐流的自由似乎是对美国这个自由之都的一个嘲讽？对吴汉魂和玫宝二人兼有引诱性和压迫性、令他们向往却又让他们恐惧的摩天大楼，黄凤仪却不再感到恐惧反而觉得自由。原因是她已经彻底美国化了，就连中国饭她也已放弃。这篇小说似乎传达了一种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放纵堕落完全不分彼此；但作者也不忍将责任完全归于人物，他充分地考虑到人物在异国他乡生存本身以及寄钱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卖自己年轻肉体的混世就变成了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最后，应该谴责的就成了台湾社会非理性的出国热。从这一角度看，作品带有警世意味。

《谪仙怨》发表之前，“纽约客”系列里还有一个姊妹篇《谪仙记》，通俗的理解是，女主人公虽有天人之美貌却不幸遭到贬谪而流浪在外。如果说《谪仙怨》是一篇讲述美丽女性在异国堕落的警世小品，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深刻的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形象说明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四个中国女孩于二战后的1946年出国赴美，机场上李彤俏皮地将四人命名为“中、美、英、俄”四强，她自己则以中国自居。四个身穿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那段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人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李彤同时失去了父母，陷入痛苦的深渊，沦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高傲的“中国公主”落魄后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男性叙事人陈寅的叙述视角，敏锐地描摹了李彤非同寻常的灼人的美；她父母出事后，小说的叙述强化了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放纵和非理性，但叙事者则以低调的关切揭示出她放纵深处的绝望与高傲倔强背后的痛苦。因此，这个人物不仅以惊人的美丽和个性的光芒让人难忘，她心灵创伤的深度和年轻生命的自我毁灭更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同时白先勇将富有历史含量的中国符码巧妙地安放在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身上，她自命为“中国”，而李彤打牌时的对话听来也别有一番滋味：“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作者举重若輕地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带进人物的身世遭际。被李彤封为“美”、“英”、“俄”的几个女友，逐渐结婚生子进入中产阶级稳定的生活轨道，更反衬了她的形单影只；事实上，“只有吃败仗的份”的玩笑话似乎成了一句李彤宿命的隐喻，虽然她表面上从未放下高傲的自尊。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有关国共内战的历史大叙事中，留下姓名的大多是将领、英雄等风云人物，人们看到的是胜王败寇的两岸不同叙述版本；但是悲悯的作家关注的却是每一条生命在历史变故中所经受的具体伤痛与悲哀。对于李彤这个曾经鲜活美丽的生命而言，内战让她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她的海外流亡者（谪仙）身份更加强了她无家可归、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痛。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

叶维廉曾以王昌龄《闺怨》一诗的结构形式来平行阅读此篇，十分细致地解析了小说的结构方法和主题意旨，认为小说如同“闺怨”一样，前半部分开启了一个幻象，后半部分则在一种突起的惊觉中打破幻象、生出张力。16这种论析确有其新颖别致的独到之处，而且用“闺怨”一诗来论析此小说，暗合小说中女主人公依萍的内在情绪酝酿和发展的流程。不过我略有一点不同意见，叶文认为这小说在前半部分精心经营了一个安逸的幻象，后半部分在突然事件发作时幻象被打破，幻象制造得越是成功，最后幻象破灭时形成的张力也就越大；我以为，就这篇小说而言，小说前半部分对安乐乡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的细致描摹，以及对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内容的回顾与穿插，并非在有意制造安逸的幻象，而是始终在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白先勇非常注意小说的叙事观点，也就是叙事视角的设置，这篇作品采用了第三人称旁观者的叙述观点，但叙事者的视角显然与依萍的视角有诸多相互重叠之处，可以说在第一段纯客观叙事过后，依萍就已经成为潜在的叙事人。开篇是有关安乐乡这座美国上流居住区的地貌环境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长篇铺陈，安乐乡表面上显得安逸宁静、井然有序，但是从叙事者隐含挑剔和不满的语气，不难感受到安乐乡的安乐显然已经带有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可怖的非人因素，而绝非桃花源式的和平安乐。这里的市容“好像全经过卫生院消毒过，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一般，给予人一种手术室里的清洁感。……草坪由于经常过分地修葺，处处刀削斧凿，一样高低，一色款式……”再看依萍伟成住宅所在的白鸽坡，“这是城中的一个死角……这条静荡荡的柏油路，十分宽广清洁，呈淡灰色，看去像一条快要枯竭的河道，灰茫茫的河水完全滞住了一般。白鸽坡内有它独特的寂静。听不见风声，听不见人声，只有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却有砰然一下关车门的响声，像是一枚石头投进这条死水中，激起片刻的回响，随后又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死寂。”社区的住屋“活像幼儿砌成的玩具屋，里面不像有人居住似的。”依萍家的厨房虽一应俱全却像一个实验室。很显然，在这样的叙述氛围里，安乐乡并不安乐，作者也并非在经营一种安逸的幻象。小说的主观叙事语调始终意在交待人物与环境的疏离与格格不入，在她的主观感觉世界里，清洁的市容竟然召唤出手术室的恐怖联想，而现代化的厨房则成了毫无人味的“实验室”，安静宽阔的道路如同灰暗凝滞的死水，整齐划一的住屋则是不像住人的玩具屋。这一切异己的缺少人情味的景观，渗透了依萍寂寞、无聊、抵触、压抑、恐惧等不愉快的主观心理感觉。不仅如此，小说在叙述母女文化冲突这个风暴般的高潮之前，还补叙了依萍在社区人际交往的不快经验以及家庭生活的潜在问题。她的不快首先在于她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她不能适应这种异类感，作为社区唯一的中国女性，周围的美国人对她的过分热情与好奇态度让她难受，这也是一种将她区别对待的他者化，让她敏锐地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对于自己屈从美国人的他者化眼光而刻意表演自己的中国特征她更感到辛苦而别扭。因此她没办法融入美国人的社区，找不到真正的在家的感觉，而是每时每刻被环境提醒着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也同样是异类，伟成和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孤独郁闷。这些补叙的内容也绝非意在制造一种和平安乐的幻象，而是必要的情绪铺垫。从笔者以上的分析看，作品前半部分的铺叙包括细致的环境写实并非意图经营幻象，而是明确地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充分的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女儿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呼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的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在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冷静地批评她：“说老实话，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我基本赞成叶维廉对依萍“身份顿然落空，自我瞿然消失”的伤愁的理解，以及对于依萍与伟成不同身份认同的解释：即自我意识的强与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过去的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她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感到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但事实上依萍的挣扎显得孤单而徒劳。

70年代白先勇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其主要情节场景在台北。这部小说取材于60年代台北的边缘弱势群体即同性恋社群的生活内容，突破了华文文学题材的一个禁区。“纽约客”的故事不算《孽子》的重点，只是其中的一个枝节；不过作品部分地延续了“纽约客”以及“台北人”系列作品的主题意趣，那就是带有家国意识与历史感的放逐与流亡主题，具体表现了父子两代人从疏离怨恨到带有救赎意味的和解的过程。小说中同性恋圈中的青少年几乎都背负着一段辛酸历史，都是遭放逐者。他们与父辈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如主人公李青遭到外省老兵的父亲的驱逐，其实那也是他的自我放逐：“父亲那沉重如山的痛苦，时时有形无形地压在我的心头。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无法承担的痛苦。”王夔龙，因与野凤凰阿凤惊天动地的同性爱情而成为新公园的历史传奇人物，后遭到身居国民党将军高位的父亲的严厉驱逐而流亡美国十年，直至父亲去世：“我背着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个流犯，在纽约那些不见天日的摩天大楼下面，到处流窜。”父辈对子辈堕落行为的严厉处置裹挟着上辈人退守台湾而不甘的遗恨，子辈们则不愿背负这重担而逃往自由无拘同时也遍布危险的黑暗王国。子辈们历经炼狱磨难终于在心中与父辈和解，李青原谅了父亲，王夔龙理解了父亲的苦心，阿玉固执地寻找抛弃了他的父亲，吴敏给吸毒的父亲购买治病的药……扭曲、脏污、卑贱的生活中仍有可贵的真情流露，如李青、阿玉、老鼠为救吴敏而毫不犹豫地输血给他，王夔龙对哥乐士等中外沦落少年的悉心照料，李青对流浪的智障少年小弟的无私呵护……这些是作品特别能打动人的地方，也可窥出白先勇独特的观物视角和佛性的慈悲情怀。作者从同性恋者这种特殊的弱势边缘人视域，呈现了一个不分国别、难辨善恶、沉沦与挣扎并在、罪恶与救赎俱存的令人目眩的人性世界：王夔龙的美国经历与李青的台北遭遇一样冒险离奇；台北有“安乐乡”，纽约也有“快活谷”，这充满嘉年华色彩的同性恋酒吧，象征着中外同性恋少年朝不保夕的混乱生活和短暂欢娱；波多黎哥少年哥乐士和台湾少年阿凤、李青、吴敏的身世一样的悲惨可怜。王夔龙异域流浪十年，有一天他听着老黑人拉奏的一首黑人民谣：Going Home，心中情不自禁涌起回家的欲望。他的浪游美国和思乡归家构成了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强化了人物在放逐与回归之间的情感张力，也扩大了作品的社会视域。

以上分析表明，白先勇笔下的华人大多尚未真正归化美国，或者说他更关注那些心灵放逐的漂泊者，悲悯着那些异乡人的愁苦，因此他的北美华文书写始终未曾脱离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视野，同时，深深的民间佛教情怀为他的作品笼罩上一层悲悯和宿命色彩。

（三）少数话语与民族认同的坚执

丛甦六七十年代的许多作品在挖掘海外华人认同主题方面也相当突出。她的早期作品充斥着青春期敏感迷惘的主观感觉和存在主义的孤绝气息，以意象的精细塑造和人物情绪心理的细腻经营见长，而存在主义人生哲学似乎成为丛甦长期以来塑造人物演绎主题时常常运用的思想资源。如被白先勇称为台湾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盲猎》，以寓言形式“写出了现代人的焦虑、惶恐”。17显示出存在主义文学寓言化和抽象化等特征；《在乐园外》里的陈甡则更是明显受存在主义影响，在留美的打工、读书和交友等日常生活中难以适应美国都市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激烈竞争，反感美国文化熏陶下过于随意开放的两性关系，孤芳自赏地持守着所谓的“不必须主义”，在艰苦获得硕士学位后选择了自杀，并将写有遗言的纸条夹在他喜欢的《西西福斯神话》一书中，宣称：“我死是因为‘不为什么。”此书扉页上加缪的话似乎就是这位东方青年哲学性死亡的注释：“在某种程度下，自杀是对荒谬意识的解决之一途。”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特别是加缪的哲学）顽强地影响着作品人物面对生死的基本态度，这种情况一直到70年代后期丛甦的创作中也仍然存在。

70年代后的丛甦已久居美国，创作更多涉及美国社会现实，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社会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华人族群的边缘地位和民族意识问题，都进入了丛甦小说的叙述视野。不过，丛甦的小说题材虽然比起一般留学生文学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甦非常关切的对象。

小说《想飞》的情节主旨与《在乐园外》和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十分近似，讲述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留美生活中丧失生趣的可悲故事。主人公沈聪与陈甡一样也是贫穷的留学生，但他比吴汉魂和陈甡更为不堪，因经济和语言问题他无法完成学业，只能“打工，赚钱，混饭吃，瞒移民局，追女孩子，日久成周，周久成月，月久成年，像是坐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地下火车，直往前奔，永不见天日，永不达目的……”毫无乐趣和希望的生活让他感觉自己如西西福斯一般永无解脱之日，最终从几十层的摩天大楼上跳楼自杀：体验了生命里的最后一次飞翔/坠落。沈聪与陈甡的身世和思想都带有存在主义的孤绝气息，而他们虚无绝望的存在哲学似乎也是华人知识分子乡愁的精神产物。美国文明不能安慰漂泊者的灵魂，沈聪的孤寂与悲愁是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之后的虚弱无力，“他望着铁槛外的哈德逊河水和远处的自由女神像。河水混沌，在靠岸处有不少污脏杂物。那灰绿色的女神在七月的阳光下高持火炬，在她脚下站着的台柱里写着：‘给我你疲乏的，贫穷的……那无家可归的……‘无家可归。沈聪默念着，眼睛不禁充满了泪水。”像这篇小说传递的美国景观所喻示的，丛甦的多数小说所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甦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相反倒呈现了一幅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甦的描写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甦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甦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不已，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中国人》里的华大姐说得明白：“在一個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18 同篇序言中，作者以希腊神话中的巨神安泰与大地母亲的关系来比拟中国人与母土的关系，并套用屠格涅夫的话来传达她的心声：“中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中国而存在。”《中国人》里的多数作品，都在倾诉一种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和离开母土后放逐流离的彷徨忧伤。《自由人》里的古言泉在冷漠的个人主义与狂热的政治行动之间如同困兽，更如同迷失了家园的羊羔；善良的女叙事者在飘荡五年后也选择了回归。《窄街》以双线平行兼意识流的叙述方法，描述了年轻的底层华人刘小荃在美国窄街被黑社会成员枪击身亡的故事，显现了美国都市社会的不安定、底层华人缺乏安全保障的生存状况；与华人知识分子乡愁的浪漫化、犬儒化倾向相比，底层劳动者的忧愁与欢乐显得更为平凡质朴，刘小荃父子俩的无辜之死也就更加触目惊心。《窄街》是作者偏爱的作品之一，从中可以看到丛甦挣脱一般知识分子趣味、关注海外底层华人生活的意图。

另一篇作者偏爱的作品《野宴》主要讲述了中国留学生一次野外聚会的遭遇，他们中的一人被當地居民诬陷为入室强奸抢劫而遭到打骂，原本欢乐祥和的聚会变成了一场民事纠纷，作为外来者的中国留学生在异文化面前明显处于弱势，他们老实本分忍让的言行没有换来理解和尊重，却遭到利用和欺侮。虽然留学生们满心屈辱和不平，但为了不吃眼前亏，还是不得不付钱私了。这一事件传递了一种异乡人的生存忧虑。女主人公沈梦忧郁地道出小说的思想主旨：“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只不过是夹缝里的人，是的，夹缝，边缘人……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屋檐虽好，终究是别人的，也好像是生活在岩石的夹缝里的小草，遮风避雨，但是假如有一天大石头倒了，我们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中国人》里的文超峰同样认为：“身为一个移植的异乡人，他的存在充其量是边缘的。”

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9 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中国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但这并未让所有中国人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甦就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计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中国人》的结尾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当文超峰离开沈梦所在的城市之前，他遇到了一位曾经打过日本鬼子的山东汉子丁长贵，后者粗放豪爽的话语给了他鼓舞和力量，家和祖国都装在心里，“可别小看它呀！”丛甦在这篇名为《中国人》的作品里热情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少数民族的海外中国人仍葆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情怀，这热情是那么强烈而执着：“中国，中国人！这多么荣耀又多么沉重的名词呀！中国，这闪烁着过去的荣耀和未来允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黄帝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他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中国人一天到晚自怨自艾，说美国社会不接受。其实自己根本不想被同化，怎能怪别人歧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情感上的包袱，要是中国人不先把这个扔掉，一万年也休想打入美国社会！”但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被众人视为一种圆滑俗气的势利主义者，遭到沈梦等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华人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在此是不被鼓励的，而是受到作者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种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小结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0观察六七十年代旅美台湾文群的小说创作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台湾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