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我有段时间住在永和，就是那个传说中生产豆浆的地方，但和我初到那儿时的认知不同，也不是每一爿饮食店都卖热腾腾的豆浆及烧饼油条。更多的时候，它像是一个古旧又成熟的社区，镶嵌着种种社区生活机能。仿佛居民们最最需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毫无虚荣与奢侈的象征，也不需要外人品评，呈现为最朴质的生态。因而“永和”二字，是那么净洁寻常，就仿佛许多与“安”字、“和”字相关的路名，在夜间望上一眼，有灯塔般暖意。可见异乡人总是爱附会。以想象来安顿百折千回的心绪。那么期待被懂得，又害怕被看穿。

捷运顶溪站往往到了夜晚十点以后依然熙熙攘攘，还有不知疲倦的商贩兜售水果、鞋袜及各种服饰配件，这番由人口密度所制造的喧扰，常使我想念起故乡。许多高端社区是见不到这样活泼泼的人的情态的，夜晚十点在信义威秀看完电影出来，马路死寂一片，好像湿漉漉的荒原。永和此时却还笼在一派生机之中，有卤味摊飘香，夹杂打折面包的气息，汇集人的气味与生活的原貌。但我从来没有流连过这些陌生人所经营的生计，我觉得他们是风景，生生不息，却遥不可及。路过捷运站口，与一个又一个连绵不绝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无论清晨日暮，多少有了抽象的意味，就仿佛成长之于蓬勃的少年，多少有些冷却的姿态。我努力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旅居，有一点辛苦、黯然，却没有什么不好。眼前的这一些人，更因为接近生活打拼与辛酸，才显得十分兢惕励志。

那是我第二次去到台北，一座福和桥牵起了住地与学校的距离，分野着台北市与新北市。而我每天沿着捷运往返两站路，特别像从上海浦东耀华的家到南洋中学的距离，隔着五分钟的打浦桥隧道，便是浦东到浦西。那一站较之其他间隔会显得有一点漫长，却并非不可忍耐。但它却被划分为公平的单位，明明是可感的特别，以示刻意的寻常。

穿越打浦桥的这段距离对于上海人来说，曾经是天堂到地狱。由黄浦江隔开的，只是现如今时间概念上的短短几分，但对于彼时的上海人，却可以说出一百句俚语，指出东西差池的天壤之别。这之中还包含着婚姻、地域、文化的种种歪曲和想象，就好像爱斯基摩人可以说上几十种关于“雪”的词汇。一切语词，都凭借经验而生。又凭借经验时移世变，渐渐消亡。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宁要浦西一张床，勿要浦东一幢房”。可如今浦东大部分区域已经贵得离谱。我常常到隧道那一头的地铁出口，七拐八弯进入一间好吃得不得了的缩头面店，远远望见马路对面的速食店大排长龙——那是多么懵懂的浦西游人啊，他们连什么好吃都不知道，只会喊口号。我在心中默默想着，感叹着，而直到我来到台北，看到这座福和桥，模拟起相似的感知。

但由于是在异乡的缘故，我却没有对福和桥产生过超越距离本身的解读，也弄不清楚台北人心中所谓的近与远，前世与今生。我听舒国治说过，小的时候“就像小动物，每天可以跑很远很远，坐很久的车去永和看我的好朋友”。我在心中默默疑惑着，有那么远吗？可见我就是那种无知的游客，好在有长时间可供摸索、勘探、感知。我只在谈话节目中听名嘴们冷嘲热讽，说福和桥下的中古屋竟叫价到三千万元是如何如何夸张。我假意附会着那种夸张，以为真的那么不可思议，其实心里空空荡荡，什么体己的冷热都没有。如是奇妙的陌生感，不知为何，竟在如今的我的心中，成为了一种值得珍惜的记忆。而我所怀念的那种新鲜与忐忑，如今是越来越难以酝酿。

习以为常，是越来越平淡的爱，催生着自然而然的遗忘。

在台湾我有幸念过三所学校，所有对于空间建立起来的认知，都是以学校为圆心，以住地为半径。其余的，则都当做奢侈的旅行。无所谓远近，只有学习或者玩乐之别，公共交通与包车之区分。因而我曾经最熟悉的这段距离，由于桥的贯通，显得十分古典。我联想过许许多多场景，“桥”是最为神异浪漫之处。古人穿越阴阳，或凡圣恋人相会，生动的注视、契阔的牵挂即是漫长的鹊桥。

唯一感到不便的，是新北市电影院不多，戏院不多，往往要换兜兜转转的捷运，才能从永和到长春。不过那是三年以前。今年捷运改道，倒是将那段我最爱的距离缩短到令人惊诧的地步，哪怕是去文艺的永康街，也不必从古亭走到热汗淋漓。可惜我却已经搬去木栅，真是遗憾。若有机缘，真想再回到曾经熟悉的、热闹的中永和，享受一下它与城心越来越紧迫的切肤质感。就仿佛是一个旧家，一种旧情怀，安抚过初来的我忐忑的心绪，凝成感激。

我记得，中永和的市民清晨或晚晌会群聚在台湾图书馆分馆门前锻炼身体，闲聊时他们也常常谈到大陆，挺有意思。我偷听他们说话，以排遣寂寞。駱以军习作录梦，我是盗窃他人的语句。如他们没见过冰雪，就特别夸张地向往哈尔滨，但同时不忘彼此提醒“听说北方厕所超可怕”。如他们讨论起世博会远多于花博，而世博中国馆就建设于我家门前的马路，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也不觉得有任何遗憾。有时我想与他们搭话，告诉他们世博不仅人潮骇人，它的建设还拆毁了我童年的乐园。但终究还是忍住了。内外之别，有时超越语言，就仿佛我所眷恋的这片地域，非常可能，也是别人逝去的往昔。

与学校宿舍不同的是，从早上十点起，住处附近就开始缭绕着垃圾车的声音。这令我每一次在家里做一些录音工作时，都心中忐忑。那段乐曲，如今已经成为了我心中，最能代表台北的市声。我爱市声，因为每一座城市的市声都不尽相同，无所谓好坏。在上海时，往往是清晨嘀零零的自行车铃，台北不流行自行车，于是那种声音，离开家以后就听不见了。上海也有垃圾车，总是放着另一段音乐，名曰《十五的月亮》，说的也是异乡情怀，却听到起腻，只要想起那段音乐，就会联想到臭臭的气味。近几年是再也听不到了，上海的垃圾车不再唱歌。因而在新北，反倒是勾连起童年记忆。很有趣。每到要丢垃圾时，每当为分类而十分头疼时，我才会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到了此处是多么的不文明。而直至回到上海，发现到处都是行人垃圾桶，竟会觉得十分兴奋，也是别致的体会。

然而生活还不只是静态的陈设。在捷运永安市场站对面的麦当劳，我曾经偷听两个女生的对话，一老一少。年轻的那位，戴着夸张的假睫毛，年长的那位，则显得朴质矜持。我猜她们是什么关系，开始以为是卖保险，因为女生拿出了印章法条，不停垂询。而后又觉得是房东与房客，因为她们开始说起房间的布置、朝向与清洁。最后发现，很可能是二房东与房客，因为那妇人说，她也借住不久。事成之时，伶牙俐齿的女孩信誓旦旦拉着妇人的手说：“阿姨你放心啦，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先带来给你看过，你要不喜欢，我就不跟他一起。毕竟你知道，家里有个你不喜欢的男人走来走去，总是不好，对不对？”妇人不语，不知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有些异常。而盖章之后，女孩说：“阿姨，我们周末还可以一起逛街啊！我们可以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妇人答：“我从不逛街。”

不知为什么，有时我路过永安，会想起这对女生，凭直觉我觉得妇人往后未必能过上舒心的生活，但谁知道呢。年轻的那一位，真好像是会惹麻烦口蜜腹剑的骗子啊。可我又为何要为路遇的这个场景而牵挂？那句“我从不逛街”，真是爽利，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逛，大部分就是穿行、穿行就能找到生活必需之所有，也正因如此，过于包装的城市化的语言，反倒是显得有些不妥帖。因不妥帖而形成地域的特质，人的特质。

那时为了补贴生活，每周都有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到我家补习作文。她念淡水的初中，下了课赶来我这边，往往已經入夜。台湾的学生与大陆不同，常常很晚还背着书包在路上行走。有的是参加补习，有的也是闲晃，总之并不会显得有我感知到的那般不易，而我们的中学生，下午三点半就起程回家了，过了八点，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背书包的孩子。而我到捷运站接她，等待的时候，都会看一遍那红色的站牌，自上而下，数着遥远的里程。想想她特地跑来，我也教不了什么，很内疚。

但每回我问她累不累，她都轻声说，不会啊。

因为要写作文，我们在一起聊到许多事。曾说到最难忘的一次体验，她想不出，我提醒她，不好的经验也可以。她突然两眼放光，说：“在上海啊，世博会，超恐怖的。”于是我告诉她，所谓“两地经验”，已经在她的生活中成为了难得的体会。我让她操练写作“搬家”、“难忘的旅行”、“一个人做的事”等题材，似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她写到自己到上海的第一夜就哭了，想家，想阿嬷，想吃阿给。就宛若我到台北第一夜，租住在中山站附近的青旅，五百块一个床位，心底荒凉，想家，想妈妈，想吃粢饭糕。

那些遥远的事，令我想到我也曾作为一个旅行者行游此地。只是我的旅程显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寻常。

在台北，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没有“一〇一”，没有故宫，没有夜店，也没有垦丁天气晴。从一开始，我就活在了上海同伴们对于台湾认知的外缘，恐怕写成书都卖不动。三年来，我接待了无数友眷，他们携带着书写得密密麻麻的行程表，去到了无数杂志上拍摄过的各种台北文艺地标，仅仅是为了看一眼，看一眼就满足了。我想念那种热望，我曾经也是有过的，但如今似乎渐渐淡去，只留下一些碎片，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与这座冷观变迁的无辜的城。

记得自由行刚开放时，台湾的媒体都严阵以待。他们将我们称为“陆客”，没有什么明显的感情色彩。要感激台北，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过去。由于家族离散，我不喜欢过年，是因为拒绝不完满的团圆。2012年，我在台北过年，殊不知那七日台大公馆百余家店铺全部关闭，整条罗斯福路被陌生的黑暗笼罩，我找了半小时没有地方吃到米饭。但彼时携程网上台湾游的报价却已经逼近两万，匪夷所思，农历年的台北就是一座死城。景点更会因为人手紧缺而调涨包车车资。中永和更是荒得异常，三天听不到垃圾车的声响，催生着奇异的想念。而我一连吃了一周的意大利面，因为门口只有那一家，出于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开着。但没有游客会直面这样的落差。或许漂亮高级的信义区会年中无休，还有陈升口中“鸡毛掸子”一样的“一〇一”烟火。对于台湾人来说，陆客象征着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对大陆人来说，台湾是电影、音乐，是避世乐园。就连美食都成为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他们的行程到不了永和，但只要到过台湾，他们就觉得遍地都是正宗的永和豆浆。

士林夜市搬迁那阵，许多人都表示惋惜。2010年我甚至就住在一个夜市里，每天都是鸡排、奶茶、花枝、蚵仔煎、关东煮，这些小吃我曾经在台湾综艺节目中看过多次，小S推荐过的某个汉堡，她吃到转圈儿，我咬了一口后非常疑惑，可能调味料也不习惯，台湾人喜欢酱油膏、蜂蜜芥末，我们上海人却喜欢生抽、陈醋。时间久了，习惯就回来了，后来我很少去夜市吃东西。我知道永和最棒的鸭血、锅物、意大利面、披萨是哪家哪家，旅行书上都没有写，它们都在我的心里，却都不在夜市。但我曾经是台湾梦的沉迷者。我去过三次鹿港，为了凭吊一首歌；两次去九份，为了两部电影；一次去垦丁，为了太平洋的梦。我最喜欢的倒是阿里山。人与景的关系很是微妙，有时为了一个情结，实现了以后却感觉寡淡。有些被嫌弃烂了，倒会因为时地与人心，令人牵挂。

和许多大陆人不一样的是，我并没有在台湾丢过东西，失而复得后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倒是在乐华外听到一个歌者唱《思慕的人》，感觉怅惘，听到《流浪到淡水》中唱“才知影痴情是第一戆的人”，又莞尔。文艺梦，终究是故土生成的旧梦，逐之而不得，才一股脑投射到异乡。台湾如今对我已经失去了魅力。抽丝剥茧，心中所能剩下的，唯有一个异乡的“家”，一个安静的学校，一座贯通的桥——它有一个好听吉祥的名字，福兮和兮，却勾连着三年一地，一颗变迁中孤独的心。我不知道自己还要逗留多久，但心中总有温暖一隅，是别人偷不走的台北，偷不走的百年前、百年中、百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