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信恩

航班误点，赶不上末班高铁，我改搭客运，晃返高雄。

自从高铁通车后，我鲜少接触这类驰驱梦土的夜车。当意识浑沌之际，车内便亮起灯来，原本预估五小时的车程，三小时半后，窗外匝道指示牌已写着：“楠梓右线”。

距上次搭客运纵贯南北，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学生。客运会先在楠梓交流道下客，接着往高雄市区驶去，终了停在七贤路的麦当劳前。

由于路况过于畅通，使得原先“一觉醒来天就亮了”的盘算生变。这多出的时光如何打发？我想了想，不如先在麦当劳里小食，天亮后搭首班捷运返家。

很快地，车子来到七贤路，转了两个弯，停下。然后司机广播：“终点站高雄车站到了。”

“会停七贤路那间麦当劳吗？”我问。

“早就没停了！麦当劳也撤了。”司机说。

我下车，愣在熟悉而发黑的城里。此际，脑中空荡荡，徒存一件事：哪里还有麦当劳？

仰头一望，一具M型招牌，不偏不倚正对新火车站，黄亮亮悬在天边，炽热燃着黑夜。

我拖着行李，朝M型招牌走去。那似乎是一种幽微的磁力线，牵引我，告诉我：来到一座城市，毫无头绪时，第一件事就是找麦当劳。

是的。我常如此。

比方某年初夏，我来到直布罗陀旁一个叫Aigeciras的小城，准备搭船前往北非。这城和西班牙的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盛开的夹竹桃、蒙面的伊斯兰女子，偶尔经文会在清真寺的尖塔扩音器上念诵着。对我而言，身处这种阿拉伯文与西班牙文冲积的语域里，最困难的事是点菜。

那个燥、渴而饿的午后，我走进又走出几间食堂，有些沮丧，菜单让我体验到文盲的艰辛。望着整城繁乱的文法与字母，我心中想的是：去麦当劳吧！至少有图案、有编号、有无需讨还的价目，有薯条、大麦克、可乐等单调却安心的滋味，即使店员不谙英语，比个手势也能点餐。

提行李，端食盘，我险些失重地拾级而上。这是我第一次凌晨三四点走进麦当劳。

来到二楼，选择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观四方，此时的站前麦当劳比我想象的还生动。有进食、有嬉闹、有翻阅、有鼾响，全天候的生理时钟于此连贯摊展，好似机场转机时，旅人带着各自时区交错来去。

一位妇人，桌上与麦当劳相涉的仅只一杯饮料，其余尽是小说。她发丝略呈灰白，简单束了马尾，赤足盘腿而坐，脚趾不时蹭着，肤层磨落，姿态有些失雅。这不见面目、专注书页的妇人，是怎样的身世？

四位有着移工肤色的男女，金链银环挂满颈肢，据一角，薯条倾倒一桌，拉扬嗓门，不怕被窃听，反正是赤道国度的语言。岛上的人很陌生，放胆宏亮吧；但就在同一侧，几位男子，被欢乐的移工衬出身上的寒凉，他们或卧、或趴、或倚，以桌椅壁墙承载今夜梦寐。其中有位醒着，但魂神皆离，恍惚吞着鸡块与浓汤。他穿着破旧，长发纠结，胡碴蔓生，一只捆着空宝特瓶的麻布袋搁于桌下。他何处来，又哪里去？

而最显眼的大概是一位金发男，臃肿的长型背包占了一张椅面，里头填塞了多少游晃的日子？他滚着鼠标，皱眉，或许正规划日出后的旅程，流浪日记仍待续。

还有一群男孩，坐了几桌玩起扑克牌来，喧噪声不输那群移工。地上一包包行李（感觉藏有A书）邋遢地堆满走道，或许是在等头班列车，于此暂歇脚。

而儿童区的球池旁，此刻正传出鼾声，一双着牛仔裤的粗短腿肚，大剌剌从溜滑梯底座伸出。若无鼾声，心脏电击去颤器可能要准备了。

我想起有次过境香港。因抵港夜已深，而转搭之航班是隔日一早，这尴尬的转机时间，说明机场过夜之必要。但既然难得出外，就安心睡一觉，何必以一种保持警觉、随时醒来的方式睡机场？

后来我决定订旅馆，却发现机场附近房费过高。我念一转，想着那么几小时，睡个觉，快捷经济就好。于是在agoda订了间旅店，二十四小时柜台服务，网路相片看来净亮，但地址在九龙弥敦道的重庆大厦。

关于这大厦，我听来的多是龙蛇混居、违章的负向说法。但我告诉自己，能在agoda网上供顾客检视预订的，应该经过认证，毋需多虑。

搭上A2l巴士，五十分钟后便抵重庆大厦。来到柜台，一个老男人向我确认订单。从他混杂京腔的那种普通话口音判断，应该不是香港人。他要我押港币一百元。

“我明早六点退房，有人在柜台退我押金吗？”我向他确认。

“六点？没人。”他说。

“那将钥匙放回柜台，今天不收押金可以吗？”我又问。

“不行。”他告诉我，除非睡八人房宿舍。但别担心，今晚入住的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欧洲大学生。他带我看那間宿舍，门开，一群洋男洋女挤成堆，咆哮烂醉，四架上下铺的床把空间占满了，睡上铺的只要起身，便撞及天花板。

“不行，我不能住这间。”我很坚决地拒绝。因为我不知道这群人何时熄灯，要求老男人按原预订的房给我。

但他语气上扬，急了，说：“这不是五星酒店，还要那么早坐车来还你押金？”

“那我托香港朋友明天还你可以吗？”我说。

“钱退你，算了算了。”他像极赌气的小孩，将原预订的房租退给我。并说，看我是台湾人，为我好，我原预订的房在别栋，那里住了很多印度、巴基斯坦人，无卫浴，晚上如厕得外出，很危险。

我向他解释，我不介意卫浴，只要睡一觉就好，澡在台湾已洗过；关于印度、巴基斯坦人，我住过一些青年旅舍，不是没相处过，无须假想人人皆恶远避之。请他照我预订的房给我。

就这样，在柜台僵持一会。时间已过凌晨十二点半，我脑中想的是：如果离开这里，要去哪过夜？

很直觉地，浮现的念头是：麦当劳。

不一会，老男人说，有间附卫浴的房可给我，但得追加港币三十八元。不是已经说我不需卫浴了吗？按我预订的房给我有那么困难吗？我心中疑惑着，却忍住不说。也罢！费神解释多疲倦，睡一觉，从此不复返。

“小伙子，记得，明早六点，我在柜台等你退押金。要准时。”离开时，老男人重申着。

我来到这间房，门开，眼前的一切只有两字：恶心。这长型之房，窄得像储藏室，什么卫浴设备，仅是尽头地上一具阿拉伯蹲式马桶。墙上有洗手台，再往上是热水器，冲澡得跨在马桶上。这寒伧的卫浴，以一片半透明挡水布隔着弹簧床。无窗，无空调，只有一台小电风扇。

而那枕套、被褥、床单有洗过吗？整间房都和老男人一样不可靠、肮脏、发臭、充满疑点。

那夜我不断控诉自己，为何当初要贪小便宜，让自己住得如此狼狈？七八千元的过境旅馆费支去，心割一下痛就过了，钱再赚就有。

隔日六点来到柜台，一片黑，只听见打鼾声。我敲敲柜台，无人接应。于是握拳，重击了柜台几下。老男人惺忪起身，拉开拍屉，口中碎碎有词，将押金退还给我。

“你很准时。”他说。

我没回应。

“小伙子，你很准时，我在夸奖你。再见。”他说。

我不发一语离去，带着愤怒与怨恨。我实在很难相信他有回家，为了退还钥匙押金一早坐车来。

步出重庆大厦，我竟感到自由，第一次觉得香港的街道是透气与宽阔的。之后沿北京道走去寻早餐店，不知不觉来到尖沙咀码头一间位于地下室的麦当劳。

走下楼，我有些诧异，这隐于地底的麦当劳，清晨已如此繁忙——提公文包的、背书包的、拖登机箱的、拎家当的；醒的，睡的、老迈的、青壮的、浓妆的、素颜的。那是一个画面冲突的时段，拮据的香港正要退去，富庶的香港才要登场。

然而我也才知道，在香港的麦当劳过夜，一点都不孤单。至少不用屈就不实的旅社。

2015年，有次我结束一场内地的研讨会，在香港飞往高雄的机上报纸上，读到一篇新闻，整整据了一个版面。

报道讲述印度摄影师苏拉杰·卡特拉，在深夜踏进九龙多间麦当劳，以影像记录一群夜泊于此的人。文中称这些人为“麦难民”，他们多因房租昂贵，在人潮彻底退去时进驻麦当劳。他们或许知道，白昼一直到午夜，旺角油麻地尖沙咀，人来人往，地狭人稠的印象如此逼近，就凌晨一两点后过来吧，这时间仰卧在软垫椅上，摊开全版报纸，盖住肚面，或跷个脚跨过桌椅，如此睡态至少较不会感到歉意。

看著报上图片，它传达给我的感觉是疲倦。那种疲倦架于无力、松手之上，放水东流，不少麦难民都上了年纪，表面安详地熟睡，却难掩醒来后要面对的荒凉。

苏拉杰·卡特拉除了摄影，也采访店员与麦难民。店员说，有些人是熟面孔，他们知道他会来，几点后又会撤退，定时且守序；但有些不然，借厕所梳洗甚至抽烟。驱逐，又折返，只要不逾矩，井水不犯河水，便在怜悯不选择无视。

然而称呼麦难民并不贴切。报道也指出，有些夜宿者其实是上班族，非缺钱或缺房，只因家住离岛或内地，为了隔日一早上工，节约通勤时间，简单果腹歇一晚。麦民，或许还是较礼貌的称呼。

几个月后，我在香港脸友的动态上，读到一则新闻转载。有天，九龙坪石邨的麦当劳，走进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子，她在角落坐下，趴桌，然后睡着了。而这一睡就不再醒来。当她被发现、叫唤时，已是几个小时后的事了。她身上无证件，仅有一张八达通与2.6元港币。麦当劳人来人往，座无虚席，没人注意到伏尸正在那儿。

我想着那样的离去，无痛无声无息，虽然寂寞，比起医院插满管路、血肉模糊地离去，也算好走了。

不久，天亮了。城市初醒，一切新始。方才遇见的身影，半数已消失，那魂神皆离的男子仍在，拎起宝特瓶麻布袋，一步按一步走下阶梯，消失在我的视野外；醒目的金发背包客也在，此刻脸正贴着笔电涎流睡去。而新的面孔，学子与白领纷纷上楼用餐，动线无声地流摆，一出一进，一场快餐哺喂，正给城市朝时的气力。

我收拾餐盘，想着火车站前、百货公司地下街、社区三角窗、交流道下、机场、医院……大城小镇，麦当劳惊人地繁殖、布局着。从我懂事起，这岛就步入麦当劳时代。当年若有人问我：高雄有几间麦当劳？我数得出。第一间开幕的在三多圆环、第二间在澄清湖门口、第三间在大统百货旁……从屈指可数到无力也无心数算，从十点打烊到二十四小时营业。

那曾是一种奢侈。孩提时，只要同学到麦当劳庆生，便投以羡煞眼神。如今，麦当劳平民化，不能跻身宴客的选项，甚至不是一个食欲的意义，更多时候是睡欲、尿意，或者避暑、K书、言事，甚至栖身。但无妨的，点杯可乐，获得接纳，就算流离的身世不被理解，接纳已是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