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忠义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的1964年春节之后的一天，我们家中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收信人是父亲常崇宗，母亲按照惯例等待父亲中午下班后由父亲拆信。父亲看到信封上并不熟悉的字体和通讯地址，便急切地打开，来信页数多张，其中还夹着照片。父亲顾不上吃饭，仔细的逐页逐句读着来信，眉头渐渐紧锁且喃喃自语：写信人是谁？当看到信底落款“你的三十多年前的先生——任行健”时，父亲则一时脑子空白，坐在床边陷入往事的沉思与回忆中，尽力钩沉脑海中少年时期的丝丝记忆和缕缕画面。

任行健先生是我父亲在老家山西榆次县车辋村读小学时的一位教书先生，于1930年底离开车辋村后，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任行建原名任际运，字汝昌，山西平遥县人。先生在信中简单介绍了离开车辋村之后的经历，写道：

咱们自1930年底分别后，1931年春到秋，我曾在北平闲住几个月，和学思在一起游过北海，记得也曾给你和锡五写过信。这年的8月回到本县，到1936年秋，（之间）我又教了五年小学。1936年冬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受了几个月训，1937年起就在阎（锡山）所办的国民军军官教导团做政治工作。这一年的秋天，因日寇入侵，由太原转移到平遥—安邑—临汾。1938年4月脱离开阎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从陕西宜川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当年冬天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一直到1940年秋又回到延安。1945年日寇投降后回到晋西北晋绥日报社做党的工作。到了1948年又到晋绥八地委任宣传部长。1949春在榆次城外旧的职业学校办了几个月的晋绥干部行政学校。太原解放后就进城在山西公学任学生部的主任。1950年冬分配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副校长，1951年4月调来北京，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又到故宫工作，1956年秋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副馆长，一直到现在。

任行健1981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1981年5月25日曾予以报道：

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任行健同志因病于5月7日逝世，终年78岁。任行健同志生前历任中共延安自然科学院总支委员、晋绥日报总支副书记、晋中地委宣传部部长、山西公学教育长、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秘书组长、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等职。有关部门于5月15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任行健同志举行了追悼会。

打开山西平遥政府门户网站、党建网站，均对任行健一生的革命活动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述，记述了他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任教于临县，但是没有看到他曾在榆次车辋村教书的经历与介绍。 本文主要回忆任行健先生寻找我父亲及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平凡故事，从而看到这位老共产党人革命活动外的另一面。另有同为任老先生的学生史锡五与父亲来往的点滴事宜。

教书育人难忘师生情

任行健在榆次车辋村教书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父亲在回忆往事时并没有察觉到先生平日有哪些异常举动，由于是幼年时期，只是感觉到他的慈祥和教书认真。任老先生在村中教书仅有一年半的时间，究竟是怎样的情结使得他过后三十多年了，还去寻找自己的学生，竭力了解他们在解放前后的生活状况、家庭状况，以及个人学习与进步等？这些都彰显了一位教书先生的高尚情操。

任老先生在榆次车辋村里教書时携妻子郝亮同住在村子里面。在写给我父亲的信中这样表述：“在我将近十年的教书生活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在车辋的一年半，因为在那里有我喜爱过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其中尤以学思、你、汝为和锡五为最喜爱。经过三十余年的隔绝，现在总算都取得了联系。”一位小学时期的教书先生，在三十多年之后始终惦记着相处日子不长但十分喜欢的学生，这样的事例并不多见。

经过辗转问询，任老先生终于打听到居住在榆次老城中我的大爷常崇仪，从那里才得知父亲的准确地址。从来信中可以看到老人家是在前一天得到父亲的地址后，不顾正在病中休养，第二天便提笔写下密密麻麻长达三页的信，时间注明是“1964.1.31下午四时”，信的字里行间足见老先生喜悦与急切的心情。信中还赠送了他的全家合影、抱着孙子的两张照片。

父亲读过老先生的来信，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照片，思绪的闸门终于完全打开，显得很是激动，露出少有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与先生在榆次车辋的学校生活之中了。父亲的情绪带动着母亲同样高兴，家里面喜气洋洋。我那时已经小学六年级了，中午放学回到家中，再次为父亲母亲认真地读了一遍来信。 父亲接到先生来信的感动，其中之一是没有想到已经是老革命干部的教书先生在寻找自己，非但没有任何的“官架子”，却充满着即为师长也为朋友的真情问候和关怀。任老先生的第一封信的落款是“你的三十多年前的先生”，而在第二封信中则称自己是“你的老友”。“亦师亦友”是师长与学生传道授业关系中的最高境界，而任老先生只是在车辋村里与我的父亲相处了一年半的时间，却有如此的师生情谊，令我们深深感动。

父亲接到任老先生的来信后，思绪万千却难以提笔，三天之后写下第一封给老师的回信，并且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一种少年时期的真挚师生情怀，使得父亲敞开心扉，详细向先生诉说着自己几十年的经历。

我的父亲常崇宗是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十七世后人，民国十年（1921年）重修的《常氏家乘》中记载有序。晋商常氏虽为近代山西望族之一，在清末民初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走向衰落，而在整个家族的不同门第支脉中又有着不同的遭遇和变故。我的祖父常乃祺正值壮年因病去世，祖母乔哲元（祁县乔家）身体多病，家中长子年少夭折等等变故和遭遇给少年时期的父亲造成了心里压力，由此也没有机会像其他家门的孩子再去多读几年书。

父亲的家庭境遇，任行健先生非常了解也很同情，这也是老先生在三十多年之后仍然挂念我父亲的一个缘由，老人家如同父辈一样说：你虽然一小就无亲人照拂，年幼学商精神上常受压抑，也是属于苦孩子群里的一个。我的父亲不能继续求学后，十四岁时由本家祖父送到太原一家字号，十六七岁时来到张家口福信成银号学徒，从此在张家口落下脚来，开始打拼，始终以金融、财务职业为伴，娶妻生子，终了一生。

1963年中国刚刚度过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困难的三年，老先生问询：“塞外苦寒，今年的年景好吗？”

这句看似平常的问询，让父亲倍感亲切温馨，却也勾起父亲心中的隐痛。我家六个孩子，八口人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在三年困难期间，孩子们正是长身体、求学习的时期，父亲的工作需要经常下乡，母亲身体不好，这就使得父亲肩上担子沉重。由于缺乏营养和劳累，父亲身体浮肿，眼疾复发，曾经多次住院治疗。

任老先生信中问道：“南北挑角两大家（指南常、北常）的子孙也有在革命队伍里的人吗？”

常氏家族是榆次车辋的大家族，曾经历了清代近二百年的经商活动，积攒下了一些财富，筑起了街院。清后期至民国年间各代世孙中多有走读书道路之人，南常一门的常乃志在学生期间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奔赴延安，也有为中国前途而担忧奔走呼号之士，如南常十六世常乃悳（字燕生）在民国期间曾经著书立说多种，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编撰的“中国近代百位思想家文库”中将其列入。 老先生三十多年之后，清晰地记得所教多位孩子们的名字和一些学生的家庭状况。信中提到了自己的多位学生或其他熟悉之人，其中有：学思、汝为、史锡五、刘燕章、刘慎之、常崇典、常士烈、常纯如、常乃羲、常国瑞、鸿瑞等人。

同门之下的同学情谊

史锡五是任老先生一同打听到地址的另一位学生。1964年时担任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46年10月时，国共内战烽烟又起，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围攻张家口，八路军及晋察冀边区政府做战略撤退。就在撤退之前一天夜晚，史锡五先生来到我们家，与我父亲彻夜长谈，困累了睡觉时便把手枪压在枕头之下。此事我的母亲在1980年代还记忆犹新，多次向我讲述。

史锡五与父亲为小学时期要好的同学，在张家口相遇便无话不谈。他告知父亲八路军即将撤退，力劝我父亲随同部队撤退并参加八路军金融方面的工作。八路军在张家口的14个月中，我父亲先是参加了政府“大众合作社”的工作，后又参加了“恒裕晋”银号的工作。八路军在张家口期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并且发行了钞票，但是开展对外界的工商业贸易，需要与国统区北平天津等地金融机构做资金流动，而边区银行和边币又行不通，必须要有其它金融机构为张家口与外界的金融往来做服务，由此在张家口市成立了六家以私家银号挂名的金融机构，“恒裕晋”是其中之一。

张家口从清代直至民国期间，由于旅蒙商贸和中俄外贸的兴盛，银钱业（金融业）非常发达，而银钱业多为晋商把持，即使不是晋商的钱庄银号，也要聘请晋人来做掌柜和职员，否则钱庄银号的生意难以开展起来，形成了近代张家口金融业中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史锡五了解我父亲参加了多年的银号、银行工作，既熟悉业务又有着晋人诚实守信的作风，同时部队也需要善作金融业务的骨干力量，故动员我父亲随着部队一同撤退，并且告知一年后还会回到张家口的。父亲一生以自己钟爱的业务为重，并不拒绝老同学的善意劝说，只是自己的家庭已经有两个孩子，母亲又在身孕之中，一走之后妻女生活无以为继，无奈之下没有随着同学史锡五撤退。值得一提的是14个月之后，解放军果然重返张家口，张家口二次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

相互赠送照片话家常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照片现在已然成为了老照片，那时的每个家庭大都要有全家合影。任老先生第一封信便寄来自家的合影，并向父亲逐一做了介绍，让我们看到一位家庭圆满幸福、尽享天伦之乐的老人。老伴郝亮曾相伴他在车辋村教书，儿子任玉锁进入博物馆学习文物修复，儿媳在女五中教书，女儿任玉洁在北京电子管厂做技术员，女婿于飞是解放军少校，还有孙子、外孙等。老先生尽管身体欠佳，但膝下儿孙满堂的温馨，给老人晚年增添了无尽的幸福。

任老先生在信中索要我家的全家合影，父亲寄去了一张1963年的照片。老先生十分认真且又风趣地对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做了评述：

从你寄来的相片看，你是有些憔悴，要劳逸结合，加强体格锻炼；你的爱人和孩子们倒都很丰满坚（健）壮；慧珍有点胖，应少吃脂肪性食物；（慧）琴和（慧）智面带深思，可能正当学习的时候，可不要用功太过；（忠）义和（慧）贤怎么不笑呢？从整体上看，除了慧珍和慧敏有笑意外，都显得有点严肃。是不是你们的家风偏严，能更愉快活泼些才好。

五十多年過去了，当我再次读过信中的这段话语后，似乎看到老人家仔细端详着我们家庭的合影照片，以慈爱关怀的口吻与他的老伴评说着自己学生的一家人。老先生的评价十分准确，我们的家风是严格的，每个孩子的学习必要上进，生活上简朴自立，工作上奋发自强。生活最为困难的三年过后，父亲患病后未完全康复和工作的劳累，确实有些憔悴和疲惫。而我的母亲胡锦兰十分善于操持家务，热爱生活，尽力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和生活压力，以减少父亲肩上的担子。父亲和母亲共同的家庭责任感，使得我们六个儿女健康顺利地成长起来。 任老先生对于学生史锡五和我父亲送给他的各自家庭合影，还做了对比：

从你们两家的相片对照看，他们的孩子都是笑眯眯的。这不能完全以目前工作岗位、经济情况来衡量，我看还是家教和家风不同。我说这话是希望我的崇宗恢复少年时期的活泼天真、乐观愉快的风度，并以教育儿女。

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担任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却如此心系着三十多年前的学生，记得少年时期的父亲是活泼天真、乐观愉快的，都给了父亲莫大的心里慰藉。

先生的指教与勉励

每个人童年、少年时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而所遇的教书先生则是重中之重。任老先生以自己曾经担任小学教师颇感自豪，故此念念不忘初心，仍旧在三十多年后为自己的学生所写信件作出评价和指误，至今使我对他充满敬意。

老先生实事求是评价了父亲写信的水平：

从你们三个人的发展情况来看，锡五受的革命锻炼要多一些，参加了多次战斗到过朝鲜，1940年就入了党。但从来信的措辞看，文化修养反不如你。汝为比你们俩各方面都要差一些。你有几处把‘由字写成‘尤字是习惯还是笔误呢？

任老先生不忘教书先生的职责，做到不偏不倚评价并指出父亲信中的一字之误。“一字之师”是我们常常以谦虚之心感知他人指教之情。老先生之指教实为“终身为父”教书先生之楷模矣，令后人敬仰。我的父亲虽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由于年轻时在银号的刻苦磨炼，写信措辞还是很讲究的，信中常用“之、乎、者、也”，其字体更是有着独特的韵味。我从父亲所遗存的信件草稿和其它文字资料看，父亲写东西时确有个别字是习惯运用，比如老先生指出的“尤”字，还有“妳”“汝”等。

任老先生信中还鼓励父亲：“你要积极入党啊！要奋发图强，轻装上阵，像雷锋那样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老人家还随信寄来一本毛主席诗词，提出：“我不知你们的孩子喜欢读什么书，我很想给他们寄一些书报，请来信告知”。

师生书信告慰安

任行健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信件，现在只有两件，信封仅留存下一件。老先生第一封信写于1964年1月31日，我的父亲于2月3日和3月1日两次回信，任先生于3月4日再次回复父亲一信。任老先生的两封信件一直被父亲视若珍宝藏存，父亲去世后我收藏保存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甚为遗憾之处是没有发现父亲写给任老先生的信稿，父亲对于一些写给亲戚朋友的重要信件必要打草稿留存的习惯，这也是在旧时代银号时养成的一种习惯，但是我可以从任老先生回信的内容中了解到父亲是怎样倾诉了自己的情感。

任老先生1964年时身体状况较差，经常住院疗养，父亲特意去北京看望过他，也去天津看望过史锡五。1981年，任行建先生逝世。任先生是位老革命干部，更是一位读书人、一位教书先生。他寻找自己学生的行为及其相关信件，展示了一位正直而善良老人的心境。五十多年过去了，谨以此文纪念任行健老先生，并记述父亲与先生的一段师生情谊以及追忆信件所关联的一些各自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