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成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巨鹿之战的经过和影响
——兼论安阳位置与秦军运输线

靳成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以秦汉之际的一场关键战役巨鹿之战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这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战役的前因后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将历来为人忽视的几支武装力量纳入考察的范围。其次，本文从军事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历来学界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楚军逗留不进的安阳何在以及秦军如何将粮草运输到前线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最后，本文尝试论述了巨鹿之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可能具有的重要地位。

巨鹿之战；项羽；河水；太行道；彭城之战

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割据走向封建帝国的大一统要归功于秦，更具体地说，要归功于秦国强大的战争力量。秦国以富庶的关中平原为核心，历代苦心经营，形成了十分雄厚的战争潜力。从秦王政登基到汉高祖去世这几十年间，以关中为根据地试图打造或者保卫一个统一政权的尝试一共有四次：秦灭六国、楚汉之争、汉高祖剪灭异姓诸侯王，这三次尝试都成功了，而唯一一次例外便是章邯率领下的秦军镇压东方起义军失败，这次失败深刻地改变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为何强大了几百年的秦军会在统一天下十五年之后就倒在反秦的烽火中了？本文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次秦军保卫统一政权失败的关键——巨鹿之战。

一、战前形势——秦与诸侯的生死决战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巨鹿之战不只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一次战役而已，而是秦政权和反秦义军之间的生死决战。这一点从对战前形势的分析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秦军原本驻守在长城沿线的军队南下①按：当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这支秦军并不是此时才南下的，而是在定陶战役（二世二年九月）之前就已经南下支援章邯军。参见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收入《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70页。，进攻新立的赵国。一个月后，秦二世三年十月，刚刚在定陶打败楚军主力，击杀楚军主将项梁的章邯认为黄河以南的反秦武装已经不成气候，于是便渡过黄河北上，与南下的秦军相配合，准备攻灭赵国，途中将战国时赵国的旧都邯郸夷为平地，并将其居民迁移到河内郡。张耳与其所拥立的赵王歇逃入巨鹿城，被王离率领的秦军包围。[1]2578、2579这时由陈胜、吴广所掀起的反秦风潮已经过去了两个浪头，秦政权已经从最初的手忙脚乱，不得不组织骊山囚徒来反击深入关中的周文大军的窘境中恢复，战争机器又全力开动起来。在秦军的反扑下，陈胜和项梁这两任反秦势力的领袖先后兵败身亡，秦军收复关东大片土地，形势大好。

秦末战争中秦国的武装力量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部分，一是征伐南越的大军、二是分布在各地的守备力量，剩下的两支便是章邯军和王离率领的长城军。而当巨鹿之战爆发之时，秦征讨南越的军队已经断绝了和中原的交通，据险自守，“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囂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1]2967秦分布在各地的守备力量又难以在短时间内集结并大范围地机动作战，剩下的便只有章邯与王离所率领的两支军队了。可以说秦在此战开始前是把手里仅有的两支可以调动的机动力量集中在一处，可谓志在必得，务求一举灭亡赵国。相比之下，形势对于反秦势力来说就相当严重了，如果秦军拿下巨鹿城，灭亡赵国，势必乘胜剿灭黄河以北的各路反秦武装。赵国是河北大国，如果连赵国都被攻灭，那么弱小的燕国更不可能阻挡秦军的步伐。秦收复河北之后再渡河南下进攻齐、楚便无后顾之忧，天下很可能再次被秦统一。正因为如此，楚国虽然新遭大败，连国都都撤到了远离秦军的彭城，但还是“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将能够动员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北上救赵，正如项羽所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1]305除赵、楚之外，东方的齐、燕、魏等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二、战役经过——宏观视野下的三个阶段

对于这场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战役，我们可以依靠的史料却并不多，有很多细节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要想弄清项羽率领下的楚军是如何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取得这场胜利的，有三个地理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楚军逗留四十六天不进的安阳位于何处？项羽是在什么地方破釜沉舟，引兵渡河的？向巨鹿城下围城的秦军输送粮草的甬道其大致方位如何？在逐一探讨这三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再重申一个认识——这是一场秦与东方各路诸侯之间的一场大会战，秦、赵、楚、齐、燕、魏等势力都卷入其中，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宋义和项羽这一路楚军，而应该把眼光放得全面一点。奉怀王之名出发救赵的楚军都有两路，一支主力由宋义、项羽率领，另一支由刘邦率领，“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356楚国倾尽全力拿出的这支队伍人数却并不可观，据荀悦《汉纪》中的记载，“初。宋义与项羽将五万。距秦三将。当王离与羽大战时。精兵四十万众。并章邯军故也。”[2]9宋义、项羽这一路的兵力不过五万而已，而王离与章邯军合兵之后则有四十万之众。即便后来项羽得到了齐国的支援，兵力远逊于秦军应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不是主力的刘邦军，军力之少更可想而知。这场会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楚军出发到项羽诛杀宋义是第一阶段、项羽夺得兵权到解巨鹿之围是第二阶段、诸侯联军与章邯军相持到秦军最终投降是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刘邦军的活动对于巨鹿之战的影响历来研究者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这是整场会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刘邦军从砀郡出发，一路收编陈胜和项梁的败军，很快就与秦军发生了一场战斗，“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1]357《秦楚之际月表》（以下简称《月表》）将此事系于秦二世三年十月，“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1]769王离军在前一个月已经包围了巨鹿城，此处被刘邦击破的应该不是这支军队的主力。根据辛德勇的意见，这应该是定陶战役之后留在黄河南岸监视、阻击楚国援军北上的军队。[3]70此说可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刘邦此处打败的是“东郡尉及王离军”，应是由秦东郡的地方守备军和南下的边防军混编而成。经此一役，东郡的秦军已经基本被肃清，而秦东郡大致以黄河为界与邯郸郡和巨鹿郡接壤（见附图 1），可以说此时黄河天险的南岸已经暴露给了楚军，其军事上的防卫价值也随之大打折扣了。刘邦军在下一个月的行动，《月表》未记，但据《高祖本纪》，“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1]357、358与皇欣、武蒲合军一事《月表》系于二世三年十二月，其文曰“至栗得皇欣、武蒲军。与秦军战，破之。”[1]770由同表可知，楚国的两支援军出发是在二世二年后九月，项羽矫杀宋义在二世三年十月，巨鹿决战在二世三年十二月，二世三年十月前后应该就是楚军主力逗留在安阳逡巡不进的那四十六日。然而这段时间黄河以南的战场并不平静，刘邦军先在杠里大胜，接着又两次攻打昌邑，虽然并未得手，但是其活动有力地牵制并消耗了秦军在东郡的军事力量，使其只能依托城池固守，原本监视、阻击楚军行动的任务便难以完成了。这是巨鹿会战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刘邦军是河南战场的主角。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刘邦军在第一阶段的行动兼有为楚军主力开路的作用，是大军的先头部队而非只起策应作用的偏师。从战前楚军的部署情况来看，“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两军成掎角之势，刘邦军位于楚都彭城和秦军留在河南的部队之间，其在会战第一阶段的频繁活动是为了给楚军主力渡河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我认为楚国的两支援军在这一阶段的行军路线应该基本是一致的，即刘邦军在前方开路，主力随后跟进，但是《高祖本纪》中的记载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两支军队是分开行动的，即一支北上救赵，另一支西向入关，但我认为这应该是就其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而言的，不能据此推断两军具体的行军路线，尤其是在楚军主力还没有渡过黄河的时候，更何况成武位于彭城和砀郡的西北方向，和《高祖本纪》的文字其实并不矛盾。这样一来，楚军逗留不进的那个“安阳”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有了新的线索。当时各地叫安阳的地方很多，仅就巨鹿之战所涉及的地域来说就有好几个安阳。颜师古认为此安阳是唐朝的相州安阳，位于黄河以北。[4]1803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这种说法表示了怀疑，并提出应为唐宋州安阳，“此兵尤未渡河，不应即至相州安阳。今检《后魏书·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阳城，隋改己氏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二里有安阳古城是也。”[1]306辛德勇在此二说之外又提出了第三种说法，将安阳定在巨野泽以东，今山东东平以西的安山之南，并进而认为宋义、项羽所率的楚军主力是从彭城出发，沿沛县、胡陵、亢父一线北上，在无盐附近的安阳逗留。[3]73-79在这之外，项羽在何处渡过黄河历来也众说纷纭。当时战场附近的黄河有三个主要的渡口，分别是秦三川郡的孟津、东郡的白马津和济北郡的平原津。巨鹿之战时三川郡在秦军控制之下，楚军断不可能从这里渡河，剩下的白马津和平原津两个选项中，辛德勇主张项羽在矫杀宋义之后是在齐国田都、田安等人的接应下从平原津渡河，同时他还驳斥了颜师古所主张的相州安阳说，其说论述甚为精当，可以信从。但是我对安阳位于古巨野泽东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认为还是应以司马贞的唐宋州安阳说为上。从史书上关于之后楚军渡河的记述来看，不管是当阳君和蒲将军所率的先头部队和项羽亲率的大部队，其渡河过程都相当顺利，“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1]307可见秦军在巨鹿城到平原津一线并没有设防，否则凭借黄河与漳水两条天堑，秦军应该很容易地把楚军挡在巨鹿战场之外。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楚军大部队长期逗留在唐宋州安阳之故，因为这个安阳也在成武南（见附图 1），在刘邦军击破东郡秦军之后，宋义、项羽率大军跟进，在刘邦军继续清扫外围的时候在安阳长期驻扎。楚军这样的部署给了秦军一种假象，认为楚军会从东郡的白马津渡河，因而负责保卫秦军运输线的章邯军把布防的重点放在了南边，对着白马津的方向。楚军在解了巨鹿之围之后连续进攻章邯军，后者从“漳南”退到“汙水上”，再退到“洹水南殷虚上”，最终在这里向诸侯联军投降，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当初章邯军在漳水和洹水一带一定是层层设防的，只是预想中援军的攻击方向从南方变成了北方，如果楚军如辛德勇所言在巨野泽东的安阳长期驻扎的话，北上平原津渡河的意图早就暴露无遗，秦军不可能不有所准备。楚军能够完成这个出敌不意的战略机动要归功于项羽在齐国接应下顺利地北上平原津，细读《月表》中记述此事的文字，可以大致勾勒出项羽杀宋义、夺兵权一事的来龙去脉。楚军出发救赵是在秦二世二年后九月，下一个月“楚”、“项”两栏中都没有记事，反映的应该就是楚军在安阳长期逗留的情况。但是二世三年十月在“赵”一栏中记载了“章邯破邯郸，徙其民于河内”，“齐”一栏中记载了“齐将田都叛荣，往助项羽救赵”。两相比照来看，章邯军是在楚援军出发之后才北上与王离军合兵攻打巨鹿的，章邯很可能知道楚军已经进驻了安阳城，据此判断其渡河地点是白马津，并做了相应的布置；而对齐将田都的行动，《史记》用的“往助项羽救赵”，但是这时这支军队名义上的统帅依然是宋义，可见项羽应该是在得到了田都接应楚军北上平原的保证之后才下定决心诛杀宋义的。秦二世三年十一月，“羽矫杀宋义，将其兵渡河救巨鹿”；同月的“秦”、“齐”两栏都没有记事，此时巨鹿城下正在胶着中，而项羽军从安阳开赴平原津也需要时间。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巨鹿决战，此月“齐”一栏中则记载“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可见楚军到达平原津与齐国的援军会和是在十二月，之后渡河、破釜沉舟、解巨鹿之围都发生得十分迅速，因为楚军只带了三天的粮食，也正是因为王离军几天之内就败亡才让南边的章邯军来不及救援，让楚、齐军和其他救赵的诸侯联军合兵一处，势力大盛，所以在后来战役的第三阶段，章邯手下虽然还有二十多万人马，但是面对诸侯联军不敢轻举妄动，而是以固守求援为上。项羽诛杀宋义并北上平原津是第二阶段也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他在其中体现出的坚毅果敢和高超的战略眼光不能不令人钦佩，与之相对的章邯虽然也是一时名将，排兵布阵中规中矩，但是缺少了项羽拼死一搏的勇气。这是将领个人的素质影响战役结果的典型例子。

关于巨鹿之战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是“渡河”与“持三日粮”之间的矛盾，如果项羽破釜沉舟的地方是在黄河岸边的话，那么无论从白马津还是平原津只带三天的粮食都到不了巨鹿城下，更何况白马津方向上还有章邯的大军守候。所以早有前人认为此处的“河”指的应该是漳水，然而在唐宋之前，“河”是黄河的专称，为何漳水也可以称“河”呢？谭其骧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中指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黄河下游一直是分成好几支河道入海的，直到战国中叶，齐、赵、魏等国在最南边的一条河道两边修筑起了河堤，黄河才变成从这一条水道入海（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记的河道，简称汉志河），[5]59-83但是在当时还有很多称为“河”或者“某某河”的水道，“这只能是由于这些水道或其一部分曾经是黄河或其岔流的一部分，因而被称为‘河’或××河，后来黄河虽然离开了这条水，河的称呼却被沿用到了后代。”[5]81流经巨鹿战场附近的漳水正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流经巨鹿之东的漳水，原是《禹贡》《山经》时代的河水，当地人自然还会沿用着‘河’的旧称”。[5]80所以项羽破釜沉舟的地方应该就在巨鹿城东原为黄河故道的漳水上。

第二个问题也与“河”有关，秦军围攻巨鹿的几十万大军所需的粮草是如何供应的呢？《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章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1]2579《项羽本纪》中则记载巨鹿之围解了之后，“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1]308辛德勇据此认为棘原为章邯军驻扎和转运粮草的地方，此说可从。[3]81-83但他同时推断棘原位于黄河岸边，这点我认为却值得再商榷。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文献中“河”既可以指黄河干流，也可以指曾经作为黄河干流而如今被其他河流所夺的河道，那为什么《史记》中项羽“引兵渡河”的“河”可以指漳水，而章邯“筑甬道属河”的“河”就一定指黄河呢？辛文中对这个疑问给出了两条驳斥，“况且解作漳河无法解决粮饷的来路，一是漳河上游深入太行山区，无粮外运；二是漳河下游距巨鹿已经很近，即使在两岸能够弄到一些粮草，也没有必要采用水运，再说40多万大军的粮饷并不是在漳河两岸就可以解决的事情。”[3]82当时秦政权在关东能够支持几十万大军作战的粮草只可能从荥阳的敖仓调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敖仓的粮食并不一定非要走黄河的漕运不可，而且就战役当时的情势来看，通过黄河来运输给养恰恰是不明智的选项。原因有二，首先是黄河两岸并不安全。刘邦军在从砀郡出发之后不久就击破了秦东郡的守备部队和王离军留在黄河南岸的部队，能够直接威胁黄河上的运输，这一点上文已经指出了；而且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也不太平，这里有赵国的别将司马卬的部队在活动，他后来因为这份功劳而被项羽封为殷王，“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1]316这个司马卬和司马迁是本家，所以《太史公自序》中也记载了他的事迹，“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1]3286武信君是赵王武臣称王之前的称号，[1]2574可见这支部队很早就被派到河内一带作战，又据《高祖本纪》，“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1]359《月表》中记刘邦军“北绝河津”是在二世三年四月，[1]771此时巨鹿之围早已解除，正值章邯军和诸侯联军长期对峙之时。可见在整场会战的第二阶段，因为有司马卬部的存在，河内郡的黄河北岸地区同样是不安全的。其次是如果棘原真的如辛德勇所推断的那样位于黄河岸边的话，那么从棘原向巨鹿城下输送粮草就要跨越洹水和漳水两条大河（见附图2），这一区域内不仅漳水走的是黄河故道，洹水走的也是《山经》《禹贡》河的岔流，即《水经》中的“清河”，[5]82-83供应数十万大军的粮草是一个非常大的运输量，要跨越两条势必十分宽阔的河道，水路、陆路更替四次肯定是非常费时费力的，秦军应该不会选择这条路径。那么秦军的粮草到底是走哪条路线运输到前线的呢？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时针往前拨一拨，在半个世纪前的秦赵长平之战的最后阶段，秦曾经有过从河内向长平战场运输粮草的尝试，“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1]2334秦军援军所走的道路经当代学者考证，应该是从河内北上太行山区的“太行道”，“即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出发，迤西北经碗子城、天井关等孔道，达长平战区”。[6]78长平之战的主要区域位于今天山西省高平市北部临近长子县的地方，赵军固守三年的长平关就在两地交界处，“关北为浊漳河源头，属浊漳河一源，关南有丹河通关下逶迤东南”。[6]47按《水经》亦云，“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7]254与长平战场只隔着一座山梁。可见秦军在巨鹿之战时完全有可能将敖仓的粮食走太行道先运到晋城盆地、再沿着自北向南贯穿盆地的丹水运到长平关、最后翻过长平关，顺着浊漳水的南源运输到巨鹿战场。由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推断，章邯军在北上巨鹿的途中之所以要摧毁邯郸城并将其居民迁移到河内，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不能让自己和王离军之间横亘着一座敌国的大城，其二可能也是让邯郸城的居民去河内从事输送粮草的苦役。当然，如果当年长平之战的区域真如本文所推测的那样是秦军粮草转运的枢纽的话，秦军完全也可以从关中腹地按照当年的行军路线向巨鹿运输粮草。因为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秦国向东的军事行动本来就有顺流而下的便利，根据靳生禾、谢鸿喜的推断，长平之战时秦军兵粮走的应该是“河东道”：“由都城咸阳取水路舟行，顺渭河东下，至河曲折北溯黄河，至汾阴折东溯汾河东下，至晋故都新田，从此舍水路就陆路东行。……由新田东下越黄父（一作‘黑壤’，今山西翼城、沁水交界处乌岭关），就进入了上党腹地”，其中从咸阳到新田一段亦可沿河谷走陆路。[6]53-54巨鹿之战时形势有所变化，首先上党地区当时完全掌握在秦军手中，再者秦在统一后在荥阳设立了规模巨大的敖仓作为控制东方的战略基地，考虑到巨鹿之战的重大意义，秦军完全可能双线并进，既走河东道从关中调粮、也走太行道溯丹水从敖仓调粮。

到会战第二阶段结束，秦军攻灭赵国的企图虽然被挫败，但是章邯军依然有十分雄厚的实力（到新安杀降时仍然有二十万人），更关键的是其与后方的交通线依然牢牢地掌握在秦军手中，否则秦军也无法与诸侯联军长期对峙；而项羽统辖下的诸侯联军之所以连续攻击秦军，试图逼降章邯，主要原因就是粮草接济困难，久拖下去对自己不利，“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1]309可见章邯选择固守待援，与联军对峙是从军事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秦军能够再组织起一支援军，章邯重现东阿之战失败后得到增援进而在定陶之战转败为胜的旧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长期以来一直对前线作战的秦军提供着有力支援的战略决策层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章邯派回去请求增援和进一步指示的司马欣却遭到了赵高的算计，“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1]308这时陈余也给章邯写信陈说利害，信中先分析了于秦国有大功的白起、蒙恬最后悲惨结局的原因，“何者？攻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又指出章邯身负重罪，“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章邯受命于危难之际，破周文，杀项梁，收复大片失地，显然是有大功于秦的，但是三年之间也有多次失败，按秦法亦可论死。此时章邯选择固守求援，如果援军至而不能取胜则难免一死，如果能够反败为胜则是立了不世之功，又会因为功多不能尽封而受诛。几百年来一直是秦军战斗力坚实保障的军功爵制这时成了敌人用来离间秦军主将的利器。最终，章邯在陈余的劝说和联军新的攻势下屈服，在洹水上的殷墟向联军投降，而投降之后章邯的反应也说明了来自秦政权内部的压力是导致秦军在第三阶段的相持中最终败北的主要原因，“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1]310中央的猜忌直接断送了秦帝国最后一支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军事力量。

三、战役影响——列国军事力量的首次整编与中国重骑兵的出现

巨鹿之战是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会战，其结果直接影响了楚汉之争的进程。巨鹿之围解除到章邯军最后投降有大约有八个月的时间（二世三年十二月到七月），这期间“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1]307这件事从军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先秦诸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为了适应各自不同的自然和地缘环境，发展出了不同的军队形态，比如北方的赵国盛产骑兵，四战之地的魏国盛产以魏武卒为代表的重步兵，南方的楚国盛产舟师等。在巨鹿之战前，列国虽然也经常有联合的军事行动，例如合纵攻秦和五国伐齐等，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是独立的，互不隶属，且往往战事结束之后便各回本国。诸侯军队集中在一处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服从一个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在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的，也只有在这时，各国军队之间的交流和整合才变得可能。这八个月的成果如何呢？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不久之后发生的彭城之战的结果来做一番推测。项羽在秦朝灭亡之后所建立的新秩序几乎立刻就遭到了反对，因为不满项羽的分封方案，齐、赵、梁地相继反叛，汉王刘邦则乘机暗度陈仓，还定三秦。汉二年春，刘邦率领五路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东征西楚，此时项羽正带着楚军主力在齐地平叛，国内空虚，所以诸侯联军进展神速，很快就占领了西楚的首都彭城。项羽此时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回救，“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绕到了彭城汉军防线的背后，“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1]321、322彭城大战进行得十分迅速，从早晨到日中，只半天的时间就决出了胜负，汉军因为指挥中枢突然遭到袭击，几十万大军失去了调度和组织，出现了全盘崩溃的态势，不仅因为楚军的追击而在榖水、泗水和睢水中溺死了大量士卒，甚至连刘邦及其子女的性命都差点不保，“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1]322项羽所率的三万精兵，行动快速隐秘，作战迅如雷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此处明确提到“楚骑”二字，可见项羽的这三万精兵应该是以骑兵为主，而且还是以冲击肉搏为作战方式的重骑兵。之前从兵马俑反映的情况来看，秦骑兵大多还是马具简陋、防护薄弱、以弓弩之类的远程投射武器为作战方式的轻装骑兵，“在骑兵史上，秦骑兵尚处于早期阶段”，“在战场上，（秦）骑兵不是作战的主力，还处于辅助的地位。”[8]137-139赵国虽然以骑兵著名，但是“胡服骑射”走的依然是轻骑兵的路子，彭城之战是重骑兵第一次大规模且比较确信无疑地出现在中国战争史的舞台上。马匹的机动力和冲击力都不是步兵可以比拟的，因此这种革命性的战术甫一出现，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彭城惨败之后，刘邦退到荥阳，收拢败兵固守，楚军骑兵尾随而至，汉军于是开始模仿楚军建立自己的重骑兵队伍，被选为汉军骑兵将领的正是在彭城之战时多次保全了孝惠帝与鲁元公主性命的滕公灌婴，“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1]2668楚国原本并不以骑兵著称，那么项羽手下的这支精锐重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当时历史事件发生的进程来看，诸侯军队都归项羽指挥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巨鹿之战第三阶段与秦军相持之时；另一个是项羽率军屯驻关中之时。汉元年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十二月中，遂至戏”，第二年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1]364、367在后一个时间段内，项羽所部忙于在关中烧杀抢掠和分封各路诸侯，没有整编各国部队的条件。因此我认为楚军编练精骑唯一的可能便是巨鹿之战的第三阶段，正是在那八个月的时间里对诸侯军队的整编和优选让楚军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忽视英雄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推动——项羽本人英勇顽强、善于冲锋陷阵的性格也是他能够催生出中国第一支重骑兵队伍的关键因素。在楚汉战争中，西楚一方在政治、资源、人才和地理区位上其实都不占优势，但就是靠着军队先进的战术挺过了初期极为凶险的阶段，将战争延续了四年之久。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荀悦. 两汉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辛德勇. 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谭其骧. 长水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靳生禾、谢鸿喜. 长平之战——中国古代最大战役之研究[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7]郦道元. 水经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8]王学理.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9]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附图1 巨鹿战场附近形势[9]7-8

附图2 巨鹿城附近河流走向[5]85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周冰毅）

The Course and Impact of the Battle of Julu: Also on the Location of Anyang and the Supply Line of the Qin Army

JIN Cheng-c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Chin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attle of Julu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history between Qin and Han, analyzing in detail the course and effect of this battle that changed Chinese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the works by former scholars, I will scrutinize the battle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everal troops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by most studies. This article also brings out some new arguments on two questions which has been troubling the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the location of Anyang where the Chu army lingered and how the Qin army transport their supplies to the front. Finally, I will try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significance of the Battle of Julu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Battle of Julu; Xiang Yu; The Yellow River; The Taihang Pathway; Battle of Pengcheng

K234

A

1673-2030(2017)02-0078-07

2017-02-05

靳成诚（1986—），男，安徽六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