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步

【摘要】中国价值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而形成独特的价值传统。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中国价值开始了新的转型。当下重构中国价值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文化自信，重建价值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思想价值基础。

【关键词】中国价值 价值传统 价值变革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价值传统发端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处，虽历经数千年的延续和发展，但其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却始终留存。这便是中华道统之传承和意识形态之主流，也就是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而形成的“文脉”。

中国价值源于“道”，中国价值传统就是中华道统

西方价值源于“逻各斯”，而中国价值源于“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也是价值之源。道是一种存在，但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不可道”之道。但是“不可道”之“道”必须有“可道”之“道”来体现，这就是道体。这种有象有形，可道可名的道体，就是天地与人。《尚书》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有天地才有人和万物，而有人在天地之间，天地才有了灵，也就是有了心，即所谓人“为天地立心”。在人与自然为一体时，人心就是道心，但随着人的发展和异化，人心就可能脱离道心，从而与道心相异。所以《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但人心总归要符合道心，即便是时有偏离，但终究要回归。

道体流行就是宇宙间道德秩序的生成和发展，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具体说，就是人心以道心为基础的演变。这种价值思想的流变，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传承，最后汇结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构成历史上的价值传统即道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社会发展必须依道而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还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社会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则决定着社会发展和运动的方向。

从中国历史上看，尽管这个道统有时会中断，人们的价值观有时会变形，但终究要回到固有的主体轨道上，也就是回归道统。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都必须符合道统，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落甚至败亡，即荀子所说：“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变革，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理性价值传统

一个民族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沉淀，必然会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某些历史时期的重大变革会导致民族价值获得整体上的提高或飞跃，也将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更新的历史阶段。

第一次价值变革完成于商末周初，其标志是文武周公制礼作乐。由于夏商两代晚期出现统治危机，促使统治者改变治理方式，实现社会转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确立了人的价值和人的本位。周初政治家提出敬天保民、倡导人文、推行教化，并创建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人文价值传统。

第二次价值变革是发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儒家革命”。由于周文疲敝、礼崩乐坏，人们开始对礼乐制度进行重估，由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孔子在继承先前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实现了从“人本”到“仁本”的提升。汉武帝时通过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和官方意识形态。

第三次价值变革是始于唐中期、完成于宋明的“理学革命”。魏晋以降，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乱时期，中国价值传统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士人再次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重大使命，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其中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以及物理为普通的世俗价值，使儒家价值传统进一步理性化，实现了从“仁性”到“理性”的跨越。

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变革，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理性价值传统。所谓价值变革，就是原有价值传统从破坏到重建的过程。原有价值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在受到外来思想挑战的情况下，往往会遭到破坏，从而走向衰落甚至暫时中断，但这也是价值传统重建的开始。

价值变革一般会经过价值重估、价值损益、价值回归和综合创新四个阶段。价值重估，即对传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在这个阶段，新的价值不断成长发展，传统价值不断减损和消解。当传统价值完全消解之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人们便会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所以就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由于价值传统的破坏，社会上会出现各种思想的竞争和碰撞，但最终会通过一种综合创新来完成这种思想的整合，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并构成新的价值传统。这就是价值变革和价值传统演进的一般规律。

实现中国价值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价值体系

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国价值传统，具有无可比拟的内在生命力。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逐渐衰落，中国历史和社会变革需要新的价值思想，中国面临着新的价值转型，即第四次价值变革。

第四次价值变革始于“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打出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动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道统传承的中国价值传统，与外来思想进行艰难地抗争，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在中国全面展开的时候，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就导致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时面临着两个选择——现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这样，“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三川并流”的局面：一条是随“西风东渐”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一条是十月革命后迅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思想，还有一条就是作为历史延续的中国传统思想。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想的竞争与纠缠。最终，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正是因此，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不仅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方面实现了复兴。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现代化仍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之下，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仍不得不运用外来的现代逻辑进行阐释。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未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世界上有多少人使用中国的产品，而在于有多少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国价值。因此，中华民族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价值体系，即继续完成新的价值变革。

新的价值变革包括新启蒙、新传统和新综合。新启蒙不是重提旧的启蒙话题，而是反思现代性、重塑民族性。经过百年来的奋斗，中国的现代化逐渐走向成功，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重新唤起民族文化的自觉，确立文化自信。新传统就是要重新认识传统，重新建立和发扬传统。传统不是旧物，而是“日日新”的价值传承。经过百年的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价值已逐渐中国化，并与正在复兴的中国价值传统共同构成三种思想传统。而当代中国价值的重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西方现代价值，实现中国价值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通过一个新的综合过程，创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价值体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