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专职监事李保民：首先，深圳明确了组织建立和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整个流程及相关要求，提出了八大管控措施，给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抓手，对于如何预防腐败、实现标本兼治提供了思路。其次，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可以成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的重要基石。深圳标准的各项指标是非常好的基础，对央企反腐倡廉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再次，导入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是企业提升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正是我们参与标准制定的行动，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对于“走出去”过程中的标准输出和企业管理都有重大意义。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实现三个转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倪星：深圳这一套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标准实现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从零星探索到标准的转变。深圳一些企业对反商业贿赂都做了相关的探索，比如万科、碧桂园等一些企业就反商业贿赂建立了业界联盟，现在发展到160多家企业，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零星探索。但怎么把这些探索转换成一个标准？我觉得深圳市纪委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建立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第三个转变就是从规则到指引的转变，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就是一个操作手册，根据这个指引一步步怎么走，将纸面上的制度变成行动中的指南，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 推动社会反腐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公婷：首先要大力宣传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于深圳市纪委来说，如何使这种认证成为企业一种自觉行动，这是一个挑战，需要进行大力宣传。如何争取社会支持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制度反腐，还要做到社会反腐。反贿赂管理的标准认证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加强它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相结合的认证机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反腐问卷调查把不良风气“问”出来

万科集团董事会原主席王石：从1995年起，万科开始了反腐败之路。万科的经验：一是制定摆在阳光下的制度，比如招聘员工施行亲属规避制，业务上也回避和朋友亲戚做生意。二是每年都要做一次反腐败问卷调查，问员工对工作环境和领导是否满意，通过问卷把不健康风气反映出来。凡是员工反映不好的，出事概率就比较大。万科的经验主要是做好防范工作，而不是出了事再严格处理。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更适合中国企业

中兴通讯副总裁、全球合规总监谢国辉：《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中兴通讯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提升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家全球性设备供应商，打造反贿赂合规体系是中兴通讯在进行企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工具与措施。我们在公司内部推行反贿赂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37001时，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是按照国外的思维与文化制定的标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企业。深圳标准发布后，这些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深圳制定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时，充分了解深圳本地企業的诉求，它是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标准，给企业提供了适合中国土壤的详细操作指引，因此，能够更好地适用于中国的本土环境。

推行“留痕计划”构筑防腐堤坝

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曾敬东：《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不仅适用于商业和社会组织，而且也鼓励党政机关参照执行。大鹏新区主动承担参照执行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试点工作，引进一流的管理理念，因地制宜地提出推行“留痕计划”试点工作。通过运用《反贿赂管理体系》，推行“留痕计划”，逐步建立起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基层实践版本，大鹏新区“留痕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力证该体系之于党政机关具有重大意义。

责编/赵光菊 孙娜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