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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星之死:一个大学生的悲剧样本

2017-08-11王珊

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33期
关键词:李正文星专业

王珊

8月4日是李文星的“三七”。按照老家的规矩,这天下午,李文星的父母李正和宋敏应该去给儿子上坟,烧纸钱送儿子一程。不过,两人都没有出门,让女儿李文月和女婿去的。

李文星的家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他的坟在村外的小树林里,按照村里的说法,在外冤死的人不能够进祖坟,也没有资格立碑。唯一的标志是坟前的那口井,那是李文星小时候经常过去打水的地方,小时候,妹妹李文月跟他开玩笑说:“你那么喜欢这口井,就在那儿守着吧!”

宋敏觉得儿子死得冤屈,她整天地待在他生前住的房间里,不愿意出来;丈夫则相反,一步也不愿意踏进那个房间。李正始终难以相信儿子已经走了,他总觉得孩子还在北京上班,哪天就回来了。他抱着手机陷在沙发里,读着关于儿子的一条条新闻。

李文月与李文星是一对龙凤胎,二人生于1994年,哥哥只比他早出生了10分钟。李文星去世后,23岁的李文月打理着家里的一切,包括照看父母、应付警方,甚至在凌晨之后还有媒体打电话给她。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需要照看。

她总是想起哥哥许给她的承诺。“他说等工作几年后,要在镇上给我买一套房子,方便我照顾父母。”全家人憧憬着更好的生活:等赚了钱,一起在德州买房子,两户要挨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苦日子要结束了。”李文月对记者回忆说。

然而,这些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乐观都因为李文星的死戛然而止。李文星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张遗体火化证。“我不恨他,也恨他了。”

改变命运的高铁票

改变李文星和全家命运的是一张高铁票。

2017年5月20日早上,李文星拖着行李箱从位于天通苑的出租房出发,到北京南站坐车。一家在业界颇为有名的软件公司给了他一个“录取通知书”,岗位是Java开发工程师,派他去天津滨海高新区工作一个月。火车10点27分发车,48分钟后到了塘沽。

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室友许明还提醒他注意安全,“可能是传销”。许明的判断基于两点,第一,一家大公司在简单的电话面试后即给了入职聘用书,而且是异地邀约,很不正常;第二,这家公司在Boss直聘平台上的账号突然被冻结了。不过,许明也只是吐露了疑虑,并没有对此上纲上线。“他走的时候都没有带毕业证,我觉得他不是抱着非入职的态度。”

李文星选择去看一看。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工作了。上一份工作他觉得没有前途,三个月的试用期都没有过就辞职了。前几天,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工作的父亲给他送了3000块钱。但是刨去每个月800块钱的房租以及生活费,很快就所剩无几。“他太渴望一份工作了。”许明理解李文星的焦虑。每天他看着李文星一份份投简历,很多都石沉大海或者面试一次,就再也没有消息。“刚开始他还给自己设定了找工作的标准,比如说工资要达到多少,后来他觉得只要是一份工作就可以。”

更多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憧憬。在聘用书里,给予李文星“录取通知书”的公司开出了5000元的基本薪资,并且包住,每天还有25元的餐补。与上一份工作到手只有2000元的薪水相比,这显然很有诱惑力。重点是,他对母亲的承诺有了实现的可能。“他说如果有人能够带着他学习,半年或者一两年间达到十几万元的薪水,或者更多。我要把花出去的钱都赚回来。”宋敏对记者说。

十幾万对于李文星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父母身体不好,16岁时,妹妹就外出打工供他读书,结了婚后,想买房子都凑不起钱,家里至今还有数万元的欠款。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李文星还在跟她视频,两人聊了接近一个小时,此间,李文星再次给母亲描述了未来的前景,语气中难掩兴奋。不过,他也提到,如果面试不成功,就回家看看。

这是李文星为数不多的几次坐高铁。他大学在沈阳,每次回家都是选择硬座,晚上出发,早上抵达,需要11个小时多。到了北京工作后,回家也不会坐高铁,因为票价要比普通车贵上3倍。

抵达天津后,按照约定,李文星用微信给许明发送了一个位置。地点显示在家世界商业广场。许明回了句“到了”后,还收到了他肯定的回答。

8月6日,来自天津警方的消息阐释了李文星被诱骗进入传销组织的经过。消息称,李文星到达天津后被诱骗至静海,并购买了传销组织“蝶贝蕾”的产品,这是加入组织的标志。

如果是外人,可能很难想象李文星为什么会在家世界商业广场出现。但对于同样落入传销网络并成为李文星师傅的冯征来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冯征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这使得他在组织内被信任,也更容易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所谓产品就是一个概念,可以叫蝶贝蕾,也可以叫安利。”

而对于传销组织来说,路线的设计也颇有讲究。“他们一般会找理由遥控面试的人坐公交车到一个还算繁华的地方,以减少他们的怀疑。”冯征说,家世界、朝阳道、西边庄、福花园均是传销选择的地点。去年,冯征就是在朝阳道见了两个与他接洽的人,然后被带上出租车,进而控制了人身自由。传销者发展对象也不是来者不拒,会经过一定的筛选。“比如说,他们会问你天津有没有亲戚,如果有的话,亲戚们很容易寻来,不利于组织的安全。所以,基本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进入传销组织。”

冯征统计了一下,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份,他所在的蝶贝蕾下面的一个网络就接纳了不少于200人进来。其中就有李文星。

冯征见过李文星。他印象中,李文星对传销人员还算配合,也不像一些人那样闹事或者暴力反抗,看起来“闷闷不乐”,喜欢“干坐着发呆”。另一位同样陷入传销的年轻人对李文星也是同样的印象。他跟李文星一起打过牌,觉得他牌技不错,“但话真的很少”,以至于他们两个一起在一个房间大通铺住了3天,他都记不清李文星究竟睡在哪个位置。

我真是读了一个垃圾专业

李文星所在的村子位于德州市区西南方向,处于武城县和平原县的交界处。村里有1000多人,靠务农和外出打工为生。整个村子沿袭着老一辈人留下的“房子要高度一致”的传统,一溜儿的小平房加配房,谁家的房子都不能高于别家的,否则叫“压着”对方,这在崇尚乡土民俗的社会里是断然不允许的。

2011年2月25日,陕西西安小寨路派出所民警将涉嫌非法拘禁的8名传销犯罪嫌疑人刑拘。一名曾遭非法控制的被害人(前左)讲述当警方入户调查时,犯罪嫌疑人(右二)如何掐着她的脖子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出声

2016年8月9日,河北燕郊燕顺路派出所院内,被抓获的传销人员接受调查

李文星家在村子里的最西头。从外观上看,新建设的房子跟村里的房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走进李文星的家里,除了妹妹李文月用打工的钱添置起来的冰箱和空调外,家里很难再找得出像样的家具,卧室的门是最简单的三合板,一层漆状的外皮眼看就要脱落,关合之间还会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李文月对此已经很满意了。此前,他们住在土砖混合建造的老宅子里。李文月记得,每次外面下大雨,她都要和哥哥拿着盆子放屋里接雨。直到有一天,房子突然一角塌了下来,父亲才狠了狠心借钱建起了现在的房子。“家里的钱都给哥哥上学用了。”

谈起李文星,母亲宋敏最喜欢用的词是“成绩好”“有主见”。她一遍又一遍向前来采访的媒体讲述着一个故事:6岁时,李文星拉着她的手去学校找老师要求读一年级,缘由是幼儿园的课程太简单了。在被老师拒绝后,李文星说:“你别看我年龄小,我保证不输给那些比我年龄大的。”老师因此给了他一次机会,“他一直没留过级,初中在全镇数一数二,高中也是尖子班名列前茅”。

2012年,李文星考上东北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名牌大学生。李正觉得很长脸,表示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上大学。这一年,全国高考人数有915万,保持了一直以来的高数字。李文星考了630分,高于重点线约50分,在山东22万名理科考生中的排名为1.5万名左右。李文星不满意这个成绩,他觉得自己的水平应该在670分左右。他向家人袒露之所以发挥失常是因为“高考前一天他出去玩了一晚上”。

报考志愿的时候,家里人劝他报考“医生”和“教师”。“家里姑姑是村里的幼儿园老师,伯伯是县里的一名医生,我们觉得这个职业很稳定。”李文月说。李文星执意选择了东北大学计算机系,按照父母的说法,这是他跟老师商量的结果。他的高中班主任也向本刊表示,“李文星可能觉得计算机就业前景好。他英语和数学都很好,我也觉得比较适合”。

在当时,这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麦可思发布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2011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红牌警告专业是连续3年失业量较大、就业率低的专业。不过,对于当时只有一个老年式手机的李文星来说,他很难获得这些信息,身边也没有人能够对他进行帮助。现在推测看来,李文星对计算机的选择颇具有随机性,只是在互联网浪潮下出于一个少年对于未知世界的最本能的好奇。

從目前的报道分析来看,被调剂到资源勘探专业是李文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内,李文星给高中班主任打了很多次电话。“他不太想读这个专业,想过复读,又怕来年考不好,问过我很多次。”班主任发现,在高三的时候,李文星的状态已经不如前两年,“高一高二成绩在前几名,高三的时候在班级十名左右。”李文星读的是尖子班,高一高二的时候,班主任觉得这个孩子学习和休息能够结合得很好,到了高三更多的是苦读。“他理综不好,每次考试都显得压力很大。”

李文星大学所在的班级有25人,他的同班同学许明向本刊记者介绍了资源勘探学科在东北大学的位置。“这是我们学校的边缘学科,专业排名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二本学科。大多数人都是被调剂过来的,基本是家庭比较贫困的孩子。”

许明说,班级同学普遍对本专业失望和不看好。“我们是理科生,但是很多主要课程,比如说岩石学,都是需要背诵的。让一个理科生天天这样做,真的特别难,只要不挂科基本都能拿奖学金。”

李文星表现出了更大的失落。在大学里,他一改在村里的热情和向上的形象,他沉默,不喜欢说话,“没有参加过社团,也没竞选过班干部”。就连跟男生们一起玩《英雄联盟》的游戏,在选角色的时候,他都是让别人先选,自己做补位。“他是那种心思很细腻的男生,喜欢古风歌曲,爱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古装玛丽苏剧)。”许明介绍。

李文星不是没有努力过。大二的时候,他报名去吉大交流。“吉大的地质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三,他去也是想镀一层金。不过我听说他挂科了。”他也向母亲抱怨过几回,表达出了失落的意思,“他说同样的成绩在吉大却不能拿奖学金。”很明显,以在学校的寡言性格,在新的学校里,李文星有着吉大的不适应和难以融入感。回来之后的李文星更沉默了。他开始逃课,学习也不如以往积极,即使去听课也会去干别的事情。

对就业前景的失望加剧了他的焦虑。许明记得,李文星甚至没有参加校园招聘。“说要回家陪母亲,我们专业要经常出差野外,他觉得父母年纪大了,不合适。”校招的情况也不乐观。2016年,人社部用“比较复杂、非常艰巨”八个字描述了当年的就业形势,高校毕业生人数为765万人,比2015年增加16万人,而且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也是这个数量。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大约有1500万左右。

资源勘探专业的招聘更少。在许明的印象中,一场大型的秋季招聘会下来,学校里并没有来几家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即使来了,招聘的专业大多数是土木工程,并不涵盖他们的专业。“其他专业9月份就签了,我们一直等到11月份后都没见着企业,心里特别慌。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跑出去到别的学校面试。”

与班里其他同学一样,许明也是临近毕业的时候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去了一家建筑类的国企,做的是工程管理或者技术员,“多数跟本专业没有关系,工资在3000元左右”。

出事后,许明分析李文星不参加校招的原因。“他对于社会理解并不高,对毕业以后的发展也没有做过规划。”他犹记得,在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时候,李文星曾经感慨:“我的高考分数比你们都高,但最后念的都要找不到工作了,我真是读了一个垃圾的专业。”

到手2000元的工资

李文星的失意,家里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只知道儿子不喜欢就读的专业。

现在想来,宋敏觉得李文星也表露出了一些迹象。放假回家的时候,她曾催促儿子去看看班主任,儿子拒绝了。“他说,等我毕业了,有了成绩后,去拜访班主任,老师有面子,我也有面子。”她又让他去看看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一个恩人,他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性格很要强,有什么计划,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实现。”他的班主任向本刊记者分析,不过那时候,宋敏并没有觉得儿子言语中流露出情绪,“我觉得这是他的愿望。他觉得拿着父母的钱去,说不过去。”毕竟,李文星一直以来都是她的骄傲,让她很放心。

在妹妹李文月的描述中,李文星算不上内向,他遇到熟悉的人非常爱聊,跟母亲更是无话不说,一周要打一到两次电话。每次放假回家,他都会跟同学聚会,遇到村里人也会主动打招呼,甚至农忙时也聊上几句。“很多学生回家里来,见到村里人都不爱打招呼,哥哥不一样。”

李文月已经开始为哥哥的未来编织图景,这些全来自她的电视剧经验,“他应该是西装革履,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的环境明亮干净,不用像父母一样面朝黄土或者到处打零工”。在李文星后来找到第一份工作后,她真的给哥哥买了西裤、皮鞋、衬衫,花了500多元。李文月初二就退学打工,她在电子厂上班,三班倒,挣钱多少完全靠加班绩效,在厂里还经常受委屈。“我希望哥哥能够过跟我不一样的日子。”

和家里一样,李文月怕哥哥因为家里穷在学校受委屈。她经常会给哥哥打钱,买衣服、钱包、手机,大二的时候还给他配了一台电脑。“我初中时因为家里穷被同学欺负,我不想哥哥这样。”她希望哥哥能够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以至于当有一次李文星提到出去兼职当服务员的时候,她马上就火大了起来。“你先好好学习,你的重点就是学习,家里把你培养出去不是让你去当服务员的,是让你去学习的。”

李正算了一笔账,李文星大学四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十几万元。这些费用全靠女儿打工以及他和妻子做零活、种地赚的辛苦钱。“到现在家里还欠着4万多块钱。”即使如此,村里人都会高看李正一眼,因为“人家儿子毕业就能赚大钱了”。李正也希望儿子工作后能够帮家里还还债,带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美好的愿景并未如李正所期待的到来。儿子一毕业就回了家,一待就是两个月。他给予的理由是“想在家陪妈妈几天”。后来,有一天他才提到要去报一个培训班,学习计算机Java语言,换专业。“学费有点贵,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要去贷款学。”宋敏不懂儿子要学的是什么东西,但对儿子描述的前景,她相信而期待。

李文星曾跟许明探讨过这件事情。许明说,李文星的描述基本上是来自企业的宣传信息,“1.1546万元,超具竞争力的入职薪酬”“超10%的学员入职世界名企,超20%的学员入职中国百强,超80%的学员月薪10K+”,更加吸引李文星的是培训班的保证:培训机构与大型企业合作,有着内部直聘模式。

全国互联网创业热潮的兴起,带动了“互联网+”“云计算”以及“智能硬件”等领域发展迅速,市场对程序员的需求更为旺盛。2014年,据IDC统计,全球约有1850万名程序员,中国占10%。

2016年,北风教育研究院选取了近4万个样本,统计了近一年以来Java、Php,安卓以及.net开发工程师的薪酬。样本显示:北京的工程师们平均工资为1.2555万元,上海则是1.186万元。另一项调查显示,工作3年内,1/5的程序员在3年内年薪就达到了20万~30万元的水平;在工作3~5年后,超过1/6的群体甚至年薪达到了30万~50万元的水平。

这些很快打动了李文星的母亲。宋敏当即决定要让孩子去上这个培训班。“不用貸款,我给你借。”学习期为4个月,学费1.7万元,加上生活费,宋敏总共给了李文星3万多元钱。

李文月曾提出过一些疑问。她问李文星:“通过培训班出来的学生,不是专业的,工作会不会不好找?”李文星表现得很乐观,“我会跟面试官说,我不仅有培训证,我还有‘985大学的毕业证啊,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培训结束后,李文星在培训机构的推荐下,进入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在李文月提供的一份聘用合同上可以看到,公司给予李文星的聘用期工资是税前每月3000元,职级工资1687元。试用期工资税前3749元。与培训机构宣传的高薪水相比,这些数字是让人失望的。在被妹妹问及工资的时候,李文星说有6000元。第一个月,他只拿到了2000块钱,妹妹问及原因,他说被扣税了。

在这家公司里,李文星只待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说分配的一些活很快干完了,没有人带他。”宋敏解释道,并对儿子表示了理解,“我儿子说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李文星的班主任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他是一个心里很有底的孩子,每次找他谈话,对于自己的劣势都能够一一道出。”那段时间里,室友许明也感受到了李文星的失落,“那是一个小的初创公司,别人经常加班,李文星却回来得很早,他说没有事情干”。

李文星堂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不一样的推测,他说,李文星刚从学校出来就迅速找到工作,技术不熟练是正常的。但他“不太会主动和上司、同事交流。简单的活儿他觉得委屈,复杂的工作又一时干不了”。

父亲李正比母亲表现得要着急一些。李正已经55岁,他腰不好,重的体力活已经不能干,只能给人打个零工。他指望儿子代替他撑起家里的光景。在儿子上学的这几年,亲戚邻居很多人买了车,有的人在镇上已经有了两套楼房。

“文星,你得找个工作啊,哪怕是做原来的专业也行。”在农村人际关系中,作为一家之主的李正所受到的压力比家里其他人都大。很容易理解他这种心情,本来“砸锅卖铁”培养了个大学生,眼瞅着果子已经长大了,却迟迟不熟。在乡下,比儿女赚钱多少是他们茶余饭后最乐意的谈资。村里人经常问他:“你家大小子毕业在哪工作啊,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闺女在外打工,有时候忙起来每个月能赚上六七千,他也喜欢拿出来跟村里其他人说一说。“我经常说我爸你别老出去说,说了别人的钱也到不了你兜里。”李文月说。

李正很自责,他觉得是自己“催得紧”害了儿子。李文星出事的5天前,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家里的房梁轰地倒了下来。他很惊慌,觉得家里可能要出事。他跟工友说,想去看看李文星。工友们说:“半大的小子,又不是女孩子,出去闯闯,有啥怕的。”李正想了想也是,他和儿子正因为工作的事情置气,彼此也不愿意太多交流。

2014年11月12日,来自四川的邹先生在河北燕郊东蔡各庄村找到了被骗入传销组织的女儿

接到天津的工作面试之前,许明已经发现李文星的状态很差,话已经少到了极点。此时,许明也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两人都忙于找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探讨一下,讲讲面试的过程,后来两人就心照不宣地不谈工作的事情。甚至连生活上的对话也基本会忽略。“比如说快下班的时候我问他要吃什么,问他家里是不是没菜了,他都不怎么吭声,然而等我订了外卖回到家,却发现他已经买好了菜,并在厨房里忙活着。”许明“又生气又感动”。

许明也经历过失业,失业的时间与李文星有重合。他曾经去了一家建筑公司,也是因为不满意辞职。找工作无望的时候,两人把去教育机构教书作为最后的选择。他们想教数学。要进这种机构,需要做一些测试题。许明通过了测试,并在一个月后被邀请参加培训。李文星则放弃了。“他说很多东西忘记了。本来他计划复习一段时间再试试,但是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了。”

如果不是“985”,事情会不会不了了之?

到了天津后,李文星在联系家人跟同学的同时,显示出了一系列的疑点,但是都没有被觉察到。

他找室友许明借过三次钱。许明都打给了他。“他自尊心很强,很少找别人借钱,但我知道他走时就没什么钱,所以就没有怀疑。”

他给母亲发微信说:“妈,你把你们手机号给我,我忘了。”宋敏没有多想,直接将手机号发了过去。他又给妹妹发了条微信说:“妈的手机号我要到了。”李文月当时正挤在火车上,没有注意到这条微信。

他向一个朋友讨要并不存在的去年的借款,同学说 “没有啊”,他只好说:“那就是我记错了。”

不难想象,在一次次发出求救信号都未获得响应的情况下,李文星当时的境地是多么的绝望。在传销组织里,手机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平常的时候,这些手机全部放在一起,由人看管。看管者要保证手机时刻处于开机状态,并且不能欠费,以免漏接电话引起怀疑。

李文星出事后,许明很后悔。他和李文星共同的同学肖羽曾经被传销骗进去,在里面待了11天。不过,与李文星进入的北派传销限制自由的方式不一样,南派传销注重洗脑,并不限制自由。

肖羽也是对第一份工作不满意,一直有辞职的打算。后来,一个亲戚跟他说在南方开了个小厂,希望他能够去帮忙。肖羽去后才发现进了传销组织。他想即刻离开,但是亲戚使用了传销惯用的拖延伎俩,让他暂时打消了念头。“你如果觉得是传销,就好好考察下,把我救出去。”

在那里,肖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二的女生。她到了两三天便被成功地洗了脑,还将弟弟拉了进去。她站在大卡车上痛哭流涕,冲着底下的人群说:“感谢将我带进来的人,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

从传销组织出来后,肖羽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与他亲近的许明和李文星。两人听了后,都觉得他傻。“他们说,我们一个‘985高校的毕业生,怎么能相信这个。我觉得,对传销的忽视和戏谑已经是一种通病。”

肖羽上网搜集了各种关于传销的资料,他甚至一度希望加入反传销组织。“人们关于传销的常识都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或者一些类似于玩笑的文章,比如说一个人陷入传销组织,手里有一张100块钱,写上‘求救,被警察发现后救回去了;某人因为饭量太大,最后被赶出来了……这些写得跟玄幻小说似的,根本没人重视。我当时特别的绝望。”

而与这些玄幻言语相对照的则是赤裸甚至血腥的现实。与李文星同落入传销网络的冯征说,被骗进去的基本上都是“90后”的大学生,他们要么尚未找到工作,要么對既有的工作不满意,同时又期望通过工作来改变家庭环境,提升阶层地位。比如说,他自己就是因为上一家公司倒闭,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入了传销;另外一个他熟悉的男生,则是因为对方开出的“6500元包吃包住”的条件,能够解决他房子到期,又没有找到工作的焦虑。这个男生来自甘肃农村,毕业之后还需要还助学贷款。

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调查分析了大学生参与传销的规律后发现,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和实习期间被同学或者亲属骗进传销组织的较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参与传销的情况更是占被调查学生的89%之多,因为他们改变经济状况和命运的愿望更强烈。

在李文星溺亡的水塘边烧纸钱的时候,李文星的父亲李正碰到了很多来寻找孩子的人。其中有一个对着李正说:“我孩子的尸体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李正心里发慌,他对李文星的几个同学说:“你们以后可得注意啊,千万别像我们家文星一样。”

在没被媒体报道前,肖羽带着李文星的家人去公安局询问,公安局每次都给出一样的答复,“在查”。他们要求立案,警察说立案就要进行尸体解剖。肖羽问,解剖后怎么处理?警察回答说:“尸体没有外伤,有内伤就立案,没有内伤就立不了案。”

解剖时,李文星的姑父就在旁边,他看着解剖刀从孩子的头上、胸腔划开,害怕,却又不敢扭过身去,生怕错过任何细节。“没有内伤。”法医对他说了这么句话。本来,他以为李文星的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在李文星入葬的半个月后,天津警方宣称,李文星确实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如果我们不找媒体,李文星也不是‘985高校毕业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就不了了之了。”肖羽喃喃自语。

肖羽的担心并不是没有依据。就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的同一天,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生张超的尸体也在天津的一个地方被发现。他25岁,比李文星大了仅两岁,7月10日才来到静海。然而,直到昨天李文星的事情被立案,这个普通本科毕业的学生才被关注到。

(文中李正、宋敏、许明、肖羽、冯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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